白先勇和王国祥的故事，是一段难得的相知相守，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隐秘角落。

这段感情横跨38年，跨越少年、壮年，再到生命的终点。

用今天的话这是一段“时代夹缝里的爱情”。

可惜的是，他们的故事虽然在文学圈内耳熟能详，但在更广阔的历史叙事中，却依旧寂寂无名。

白先勇，这个名字或许让许多人想到文学。

他的《台北人》，他的《孽子》，这些作品直指人性最深处，也让他成为华语文学的一个高峰。

但人们未必知道，在他的文学背后，有一位名叫王国祥的人，陪伴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

王国祥不是个普通人。

他是白先勇的同窗，物理学天才，但更重要的是，他是白先勇的“另一半”。

这段关系，在那个保守的年代，从未得到过光明正大的承认，可它的深情和厚度，却远远超越了许多公开的婚姻。

一切开始于少年时。

1950年代的台湾，那还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但青春总是无惧贫瘠。

白先勇和王国祥初见时，都是17岁的年纪，两人就读于同一所中学。

少年人的友谊来得迅猛而炽烈，他们从一场学习活动中相识，很快发现彼此的兴趣和志向出奇一致。

友情的种子迅速发芽，他们一同学习、一同散步，甚至还一同规划未来。

在当时的台湾，能考上大学是件光宗耀祖的事，而两人都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顶尖学府。

白先勇原本准备进入台湾大学，但一时的热血让他转向了台南成功大学，决心学习水利，为三峡工程贡献力量。

听闻此事，王国祥竟毫不犹豫地改变了自己的志愿，选择了台南成功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只为了和白先勇继续同行。

大学的时光并非一帆风顺。

两人很快发现，自己选择的专业并不适合。

白先勇觉得水利工程枯燥难懂，而王国祥则意识到自己的兴趣并不在电机，而在更抽象的理论物理。

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同时转学。

这在当时的台湾几乎是一条“不可能之路”，转学考试的难度堪比重新高考。

但两人没有退缩，日夜钻研，最终双双考回了台湾大学，分别进入了外文系和物理系。

更令人惊叹的是，王国祥所报考的物理系当年只录取了一人，而他就是那唯一的一人。

命运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人。

在大学三年级时，王国祥突然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再生不良性贫血。

这是一种极其凶险的血液病，几乎将他的生命逼入了绝境。

为了治疗，王国祥不得不休学，甚至连日常生活都困难重重。

白先勇没有退缩，他几乎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去看望王国祥，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亲戚家。

他用自己的陪伴，成为了王国祥最坚强的后盾。

病魔的消耗是无底洞。

西医的治疗耗尽了王家的家底，却依旧没有显著的效果。

就在全家陷入绝望时，一位中医名家出现了。

他用一剂中药奇迹般地挽救了王国祥的生命，其中的犀牛角粉，更成为两人记忆中的一个特殊符号。

对于白先勇那不仅仅是一味药，更是一种希望的象征。

他后来在美国的动物园看到犀牛时，竟会觉得这种看似凶猛的动物格外亲切。

王国祥的康复让两人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迹。

大学毕业后，白先勇前往美国深造，王国祥也随后去了美国，继续攻读物理学的更高学位。

他们在异乡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在加州山脚下的一座小屋中一同生活。

那里，有两人亲手种下的花草树木，有他们在夕阳下共享的果实和美酒。

这段时光，或许是两人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

白先勇的文学事业蒸蒸日上，而王国祥也在自己的领域里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可幸福总是短暂的。

1989年，白先勇发现他们后院的一棵柏树突然枯萎。

他隐约感到不安，而这种不安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王国祥的老病复发了，而且这次来势更加凶猛。

虽然他们再一次求助于那位中医，但这一次，药物没有起效了。

王国祥的身体每况愈下，病痛折磨了他整整三年。

即便如此，他始终没有抱怨过一句。

他用自己的意志力与病魔抗争，也用自己的隐忍，减轻白先勇的痛苦。

1992年，王国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他弥留之际，白先勇始终陪伴在侧，握着他的手，送他走完了最后一程。

从此，白先勇的生命中再也没有了这位挚友、伴侣。

王国祥去世后，白先勇用了整整一年，才将他们共同种下的花草救活。

那些植物，成了他追忆王国祥的唯一寄托。

他没有为这段感情立碑，但他用文字为它留下了永恒的痕迹。

在散文《树犹如此》中，他写下了这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虽然他避开了“爱”这个字眼，但字里行间却满是深情。

多年后，白先勇在公开场合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这是一次迟来的坦白，却也带来了某种解脱。

他提到父亲白崇禧时，说父亲或许早已知道，却从未因此指责过他。

那个时代的父辈，往往沉默寡言，但这种沉默，恰恰是一种深沉的包容。

两人的故事，最终化作了一段传奇。

他们的坚持和陪伴，让人看到了感情的另一种可能，也让人感受到了超越时代的勇气。

有人说，一段感情的意义，不在于它被多少人认可，而在于它是否让彼此的人生更完整。

对于白先勇和王国祥这38年的相伴，已然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