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1876年）冬，一位近花甲之年的着长袍马褂，拖着一条长辫子的东方面孔的老人带着一群同样装扮的人在浓浓的雾霾和响彻天际连绵不断的蒸汽轮船的汽笛声中踏上了伦敦码头。这立刻吸引了全码头英国人的注意力，引发一片惊叹之声——毕竟，这可是这些昂撒人头一次看见东方面孔。而那群东方人，也同样是极为好奇地打量着眼前新鲜的一切事物。

十九世纪的伦敦港口

这群东方来客就是由原福建按察使、大清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及副使刘锡鸿等率领的三十余人的大清国，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正规的驻外使节团，他们肩负着建立中国第一座大使馆——驻英国使馆的重任。

郭嵩焘像（1818-1891）

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是阻力重重。毕竟，当时虽有两次鸦片战争之败，但传统上中国人依然受到悠久历史的强烈影响，认为中国还是世界中心，几千年来只有四方蛮夷之邦主动朝贡觐见的，哪有泱泱中华派人去朝见蛮夷君主的？简直丢我中华之五千年脸面！因此，当清廷公开发表郭嵩焘为首任常驻英国公使时，一时舆论哗然，道路所指，皆以为郭为卖国贼一类人物。

更有文人编了一副对联广泛流传以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1898年的中国老照片。当时中国依然是个农业社会，却上上下下一起沉醉在天朝迷梦中难以自拔

好在这些都没能吓阻住郭嵩焘。毕竟，郭是什么人？那可是被曾国藩亲自赏识的人物，其眼界远非普通时人所能比。作为在镇压太平天国等革命运动中曾亲身广泛接触了各色西方人物的高级官员，郭嵩焘深刻地认识到了西方之强大，他曾据此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的。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这种观点无疑是大大超出当时一般国人对西洋的认识水平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李鸿章才相中了郭嵩焘，命其出任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驻外公使。

可以说，郭嵩焘已经是当时中国对于西洋情况最了解的那一批人之一了，已经对可能面对的西洋状况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然而当亲身踏上当时的西方世界的标杆国家英国的土地上，真切沐浴在伦敦的雨雾中时，英国给这三十余名中国人所带来的冲击依旧是无比的震撼。从郭嵩焘留下的英国见闻和给清政府的报告中就可以看到，当时几乎英国的一切事物都是那样新鲜，对使团人员来说闻所未闻，郭嵩焘等简直犹如当年的夜郎国人到了大汉长安一样，被琳琅满目的繁华给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我们不妨看看他当年在伦敦的一些记录，这可是中国人第一眼看到的伦敦，无论是火车路灯，甚至议会报纸，皆足以让当时的中国人瞪大双眼：

19世纪伦敦的繁华彻底击碎了郭嵩焘心中天朝上国的迷梦

“伦教街道两旁白石平垫，通男女往来，中则沙土碎石筑成，马所经也。民居官署，规模不甚悬异，结构类皆四层，并人地者计之则五(各屋皆有入地一层)。白石为墙为柱，铸铁为护栅为栏杆，环于门外。其内糊壁，以花锦铺地，以细毡毯嵌窗，以玻璃数尺，亦铁票护之。估肆则临街大玻璃橱，货物咸鉴沏于外。惟耶稣堂、银行客店、信局、电报局、施医院，制度独崇闳。每游骋道上观之，左右房舍峻整华洁，数百街如一式。数街辄有广囿一区(即街道花园).荫以杂树，有池沼而无亭台楼榭。沿路安长铁几（即铁制座椅），似便憩息.....每夜9点钟前，市肆犹烘闹，男女络绎途间，路灯皆煤气为之。”

“伦敦无城，其巩若城阙者，火车所经之桥梁也。民居稠密不可以行火车，以巨石为飞桥，于万家烟户之巅，架以铁板，垫以沙土俾往来焉。卧百尺楼时，闻其上雷轰隐隐不断，则火车过也。乘车跳望，遥见其下行人如织，街市闾巷渺若重渊，几疑其穴地为之，而不知身在桥上也。”

当年的英国火车

“英国宰相之进退，视乎百姓之臧否，而众官之进退，又视乎宰相之进退。持其失者多，则当目谢去，公举贤能，告诸君而代之。相既易则各曹长皆易，由代相者自置其人，以期呼应灵动。进必群进， 退必群退。故常相倾轧，有一利必有一弊。”（郭嵩焘身在19世纪就能一眼看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病，可笑如今一堆受过高等教育的国人反而依旧惑于西方所谓民主政治制度不能自拔，把这个制度奉为神明）

“光绪三年正月元日(1878年2月2日)午后，正副使及参赞各员观于蜡人馆，入门右首，则林则徐像也。前有小案，摊书一卷， 为禁鸦片条约，上华文下洋文。夫文忠（即林则徐）办禁烟事，几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为其忠正勇毅，不以苟且图息肩也，可谓知所敬。" （这事的确很让我也惊讶了一把）

“英国年终稽查户口，岁除日献其册于君。”（定期的全面人口统计普查也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

“‘泰晤士’为伦敦第一报馆，日售新闻纸7万份。价值三便士，计每日入洋银4375元。而印刷不用人也。”（郭嵩焘的这个报告直接引发了清末中国的办报热潮）

罕见的清末报纸

最后，郭公使给出了自己的英国印象总结，有不以为然之处，但更多的是肯定其相较于大清的制度优势：“细察其政俗，惟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全未之讲，自贵至贱皆然。此外则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士农工商各出心计，以殚力于所业。”

可以说，郭嵩焘对英国的认识是相当中肯而客观的。他看到了英国的制度优势却又没有盲目迷信其制度，指出了其中朋党之争的巨大隐患；充分认识到了普及教育在国家富强中的巨大作用；大力引进介绍英国的既优秀又不违背中国传统伦理的制度，堪称洋务运动中最洞悉世界大势的人之一。

洋务运动中引入的火车

可惜，这个时代毕竟还只是民智未开的十九世纪，郭嵩焘的行为言论莫说对于大清国上上下下过于令人震惊，即便是同他一起出国的使馆随员，也难以接受郭的变法革新思想。如其副手刘锡鸿，虽然也是驻英国的外交官，但却思想极为保守，依然保持着大清是天朝上国的盲目思想认识，激烈反对郭嵩焘的所作所为。二人最终反目，刘锡鸿亲自上书朝廷，历数正使郭嵩焘的三大罪：

1. “游炮台披洋人衣，（中国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2. “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3. “柏金宫殿（即铂金汉宫）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并由此得出恶毒的结论：“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

就是这么几件在我们当代人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成了最终扳倒郭嵩焘的无可辩驳的大罪。最终在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黯然回国，称病回籍。结束了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的生涯——而大清也终将为自己的傲慢付出巨大的代价，不可避免地坠入深渊……

八国联军进北京就是清廷上下不明世界大势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