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八年即 1813 年或是大清衰亡的征兆。这一年民间风传“中秋八月，黄花满地”，又有一件千古未有的大事发生了。
1813 年的 7 月 18 日，嘉庆皇帝前往承德木兰围场行猎，随后住在了承德避暑山庄，而此时京郊一场惊天巨变正在酝酿。
9 月 15 日，森严庄重的紫禁城内突然出现一批小商贩打扮的天理教教徒，他们在太监的接应下分兵两路竟然攻入了皇宫。东路只有 5 个人攻入东华门，很快被遇到的大批清军护卫所杀或擒。
西路则有 67 人攻入西华门，在太监带领下于宫内四处厮杀，甚至一度冲到隆宗门外，军机处值班房及皇帝所住的养心殿就在门内，皇二子、皇三子当时都在养心殿，皇二子绵宁即后来的道光帝亲自用鸟枪连毙爬到墙头的两人。
天理教徒又奔到城楼，在城楼上竖起大旗，大旗上“顺天保民”几个字迎风招展。战斗进行至16 日夜间才告结束，攻入皇宫的 72 名天理教教徒寡不敌众，全部被杀或被俘，清廷侍卫、太监共有42 人死亡、60 多人受伤。
图为天理教攻入紫禁城的路线图。
远在行宫的嘉庆皇帝刚开始看到奏报时全身发抖泪流满面，甚至在犹豫要不要逃往满清老家奉天。事变平息后，他依旧心惊胆战震动不已，因为几个底层小民攻入皇宫前所未有，可以说是嘉庆皇帝的至大耻辱。在回京时，嘉庆皇帝“无颜”理会两侧跪迎的王公大臣，而是下马向路边执勤的士兵嘘寒问暖以示安抚。
随后，嘉庆皇帝颁发《罪己诏》，“笔随泪散”。《罪己诏》开头写道：“朕以凉德，仰承皇考付托，兢兢业业，十有八年，不敢暇豫。即位之初，白莲教煽乱四省，黎民遭劫，惨不忍言，命将出师，八年始定。方期与我赤子，永乐升平。忽于九月初六日，河南滑县，又起天理教匪……”这即是说：“朕当了皇帝后兢兢业业从不偷懒，好不容易花八年时间平定了白莲教作乱，天理教又开始作乱，朕到底惹谁了？咋这么悲催呢？”
交代了此次天理教事变“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后，《罪己诏》又写道：
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以来，定鼎燕京，列祖列宗，深仁厚泽，爱民如子，圣德仁心，奚能缕述？朕虽未能仰绍爱民之实政，亦无害民之虐事，突遭此变，实不可解。总缘德凉愆积，惟自责耳。然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较之明季梃击一案，何啻倍蓰？言念及此，不忍再言。予惟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残生，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
图为射入隆宗门上的半截箭头，至今仍在。
这意思是说：“我大清爱民如子，我也没残害百姓啊，如今的问题全在于官员因循守旧玩忽职守，我以后将好好反思改正错误，你们当官的也要忠心报国，否则就请滚蛋不要再添加我的罪过了”。
这份《罪己诏》虽然诚恳，但也透露出嘉庆的委屈，他在嘉庆八年就因在宫门口御驾被刺下过一次《罪己诏》。刺客陈德曾在内务府当厨子，因酗酒闹事被开除，他于是想杀了皇帝出口恶气而手持短刀直奔御轿而来，虽被侍卫拦住摁倒，但吓得嘉庆躲到了顺贞门内。嘉庆想不明白为什么被刺的总是自己，自己爱民如子、勤政节俭，到底有何罪过？
所以，嘉庆虽然很震惊很痛苦，在后来的诗中还写道：“齐豫骚动，阙下震惊，惟锥心挥泪，宵旰仰求上苍赎罪”“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但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也就没有真正地反思、改进，反倒是下了一道很荒唐的禁令，“不准民间贩印小说，禁止民间上演杂剧。嘉庆认为，小说、杂剧之中充满好勇斗狠的内容，无知小民看了受其感染，危害尤甚，务必认真禁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理教教徒攻入紫禁城看似偶然实则或许必然，反映了大清帝国的确已在衰亡。在嘉庆住承德避暑山庄时，天理教由八卦教分支组建，林清、冯克善、李文成分别封号天理教“天皇”“地皇”“人皇”，教众决定于 1813 年 9 月 15 日发动起义，林清负责攻打皇宫，皇宫内有不少太监已加入了天理教可作内应。
因为消息走漏，山东滑县知县强克捷将李文成等人捕获，山东天理教教徒于是提前于 9 月 7 日起事攻占滑县救回李文成，林清一伙则按原定计划于约定的 15 日攻打皇宫，“长垣、东明、曹县、定陶、金乡，都起而响应”。主持京城政务的豫王裕丰及负责京城防务的步兵统领吉纶等官员事前都收到了相关情报，却以为是“疯人语”，没人当回事，甚至有宫内太监及皇亲国戚当了“带路党”。攻打皇宫失败后，清兵从俘虏口中得知背后主谋乃林清，于是派兵捉了林清等人。
不久，李文成占据的司寨及天理教教徒固守的滑县等地纷纷被清兵攻陷，天理教起义历经四十多天告败，天理教教徒战死一万七八千人。因此事变导致百姓惨死无数，有屠人百万之说，此后华北平原瘟疫横行，灾荒持续多年。
而天理教事变的爆发也不是偶然的，之前清朝就已起义不断、会党众多，包括伴随清朝始终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产生于乾隆时期的哥老会及持续八年横跨五省的白莲教起义，有四川官员当时说：“遐稽川省，康熙年间每年秋审不过七十余案；雍正年间渐增至百余案、二百余案；迄今岁乾隆七年，秋审竟多至四百十三案。”
而这些起义的根本原因则是清朝的衰落，所谓“康乾盛世”繁华太平的背后其实已危机重重、疾病丛生，包括官员贪腐普遍、财政窘迫、人口压力、穷兵黩武等，尤其是百姓民不聊生，整个社会机制承受能力达到了崩盘边缘。“当时的中国已面临着全面性的人口压力，社会、自然环境全面恶化。
在这个大背景下，传统经济已经难以维持数亿民众原有的生活水平；如果经济没有全面转型和产业革命，生产力没有质的飞跃，则必然会出现全社会的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这表明传统社会已难以为继，须进行社会“转型”了，也即表明了中国开启现代化的必要。
学者张宏杰称“康乾盛世”为“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大部分国人在所谓的“盛世”中依旧甚至更加生活贫困，如乾隆年间人均粮食占有量仅 780 斤，为历代最低，民众吃的是粗茶淡饭甚至要吃糠咽菜；学者钱穆也认为：“实际上自从乾隆末年以后，社会状况已经坏极，就是外国人不来，中国内部的腐败，也逐渐会暴露出来的。”
历史学家黄仁宇则具体指出了乾隆盛世背后的危机：“乾隆的记录不如他说的那么完美。一开始，他并没有接受一套完善的财政系统，有如最近的研究所发现。也像和珅事件所显示，他生前有不少难为人言的事迹，当时仔细的遮羞， 事后才逐渐暴露。传统官僚主义的作风，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和愿望。‘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主要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担当，他们曾遭受严重的损失，只是没有对外公布。白莲教为一种秘密结会的组织已有多时，事实上也在他御宇的最后数年内公开叛变。与群众暴动密切相关的，是由于过去一百五十年内部的和平和繁荣引起人口的激增。”
嘉庆时期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就已对帝国人口增长表示担忧，还在写给一位京官的信中批评嘉庆虽然反腐却一切如故，“官大省、据方面者如故也，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
“乾隆盛世”的中国早已全面落后于西方。“盛世出现后，往往会出现制度僵化和制度衰败，各种问题逐渐滋生，从而导致衰世的来临。”就在乾隆炫耀他的“十全武功”的同时，英国发明了蒸汽机，开始了工业革命；法国爆发了大革命，高举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大旗；美国则在华盛顿的带领下走向共和。从此，历史加速前进，东西方的差距呈指数级扩大，现代化浪潮在全球席卷。
因此，天理教事变乃至攻入紫禁城不是偶然的，反映了大清“盛世”已在衰落，的确可以说它是清朝衰亡的重要拐点、征兆，“是役为有清一代兴亡关键”。天理教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背后民不聊生等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还有后面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揭竿而起，也最终导致了清廷的垮台。
而历史的回响绵绵不绝，如学者张宏杰所言：“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也即是说，中国现代化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精神方面，需“刷新”民族精神，即如梁启超、鲁迅后来所呼吁的要“新民”“树人”。本文节选自张守涛兄的新作《浩荡七十年：大清衰亡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该书对乾隆晚期直到辛亥革命的晚近历史进行了富有新意的剖析，有兴趣的朋友推荐入手。欢迎关注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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