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那片热土
"你说啥?咱们要去深圳?那是啥地方?"我一脸懵圈地看着连长。
才入伍一年,这突如其来的调令让我和战友们都有点摸不着头脑。
坐在办公室的简易木凳上,我使劲挠着后脑勺,心里直犯嘀咕。
那会儿是1978年,我刚满18岁,从山西一个小山村应征入伍,成了工程兵部队的一名新兵。
说实话,当时就想着能混口饱饭,再学点本事,将来退伍了能找个好工作。
我叫李志明,在老家排行老三,上头有两个姐姐,爹是生产队的老社员,娘在生产队干些零活。
家里穷得叮当响,顿顿都是红薯窝头就着咸菜,能吃上白面馒头就跟过年似的。
记得入伍那天,娘特意蒸了两个白面馒头让我带着,说是路上饿了垫垫肚子。
我舍不得吃,一直揣在怀里,等到了部队都发霉了。
初到部队那会儿,我这个泥腿子可没少出洋相。
第一次站岗,愣是把路过的团长当成可疑分子给拦下了,可把战友们笑疯了。
好在我这人爱学习,没几个月就把各项军事技能都掌握得妥妥的。
搭头的战友叫张建国,北京知青,比我大两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着就像个知识分子。
他文化水平高,懂得也多,没事就给我讲外面的世界。
"志明啊,改革开放了,咱们国家要变天了。"那时候我还不懂这话什么意思。
晚上睡觉前,建国经常给我们讲他在北京的见闻,说什么天安门广场啊,故宫啊,听得我们这些乡下人直流口水。
1979年春天,部队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要抽调一批技术骨干去深圳。
当时深圳还是个小渔村,听说要建成什么"经济特区"。
我和建国都被选中了,连长说是看中了我们的技术能力。
临行前,我给家里去了封信,特意用钢笔工工整整写了三页纸。
娘看不懂字,托人念完后就哭了:"我的儿啊,你这是要去多远的地方啊?"
爹倒是开明:"去吧去吧,男子汉志在四方,说不定还能闯出个名堂来。"
大姐拉着我的手说:"老三,到了那边可得好好干,别给咱老李家丢脸。"
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我和建国就靠着车窗聊天,看着外面飞逝的风景。
火车上挤满了人,有打工的,有做生意的,都朝南方涌去。
到了深圳,我傻眼了 - 放眼望去全是低矮的房子,泥巴路,到处都是工地。
空气里弥漫着咸湿的海风味道,让我这个内陆人直打喷嚏。
住的地方是临时搭建的工棚,一个大通铺能睡二十多个人。
夏天蚊子多,我们就点蚊香,白天干活晚上都能闻到身上的蚊香味。
建国从北京带来的收音机成了我们最大的娱乐,每天晚上都要听新闻联播。
最难熬的是开始的那段日子,白天顶着烈日平整土地、测绘放线。
晚上还要学习新知识,什么施工图纸啊,测量仪器的使用啊,我这个初中毕业的愣是啃下来了。
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机械设备,全靠人力,手上的茧子磨破了结痂,结痂了又磨破。
衣服后背总是湿漉漉的,晒干了又湿,湿了又晒。
建国老说我:"志明,你小子可真能吃苦,这么热的天都不喊累。"
我就笑:"家里地里干活比这累多了,这算啥?"
有一次,我们负责测量一片荒地,准备建商业区。
建国不小心踩到蛇窝,被蛇咬了一口,脸色刷的就白了。
我二话不说,背着他跑了五公里找医生,可把我累得够呛。
从那以后,我们就结成了生死兄弟,他管我叫"老黑",因为我晒得太黑了。
渐渐地,我们见证了深圳的变化。
一栋栋楼房拔地而起,柏油马路越修越宽,到处都是施工的景象。
我常跟建国开玩笑:"咱们这是在盖金山银山呢!"
每天早上五点多,我们就要起床,带着工具去工地。
太阳还没出来,晨雾中能看见三三两两的工人,像蚂蚁一样往工地上爬。
1980年夏天,我遇见了我媳妇王玉兰。
她是食堂的炊事员,每天给我们送盒饭,扎着两条小辫子,笑起来有个浅浅的酒窝。
我总觉得她的饭盒特别香,后来才知道她总偷偷给我多加个荷包蛋。
就这样,我们谈起了恋爱,工地上的兄弟们没少起哄。
玉兰是广东本地人,家里反对她嫁给我这个北方大老粗。
她爹说:"外地人靠不住,万一哪天跑了咋办?"
我就发誓要在深圳闯出一番事业来。
那几年,我像着了魔似的,拼命学习新技术,考取各种证书。
建国笑我:"你小子是让爱情逼成了劳模啊!"
玉兰每天给我带饭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将来的打算。
"等我当上工程师,咱们就买房子,再买台电视机,到时候你就在家带孩子。"
她就笑:"你就吹吧,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1981年冬天,玉兰得了重感冒,发高烧住院了。
我请了假,在医院照顾她,那段时间都瘦了一圈。
建国天天给我送饭,还帮我顶班,这份情我一直记在心里。
看到我这样,玉兰父母的态度也软化了。
她爹说:"这小伙子虽然是外地人,但是实在,咱认了吧。"
1982年,我们参与建设了深圳第一条地铁线。
整天跟图纸、钢筋、水泥打交道,晚上做梦都是施工现场。
记得通车那天,我和建国、玉兰站在站台上,看着崭新的地铁驶来。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1983年,我和玉兰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就在工地上摆了几桌,战友们都来贺喜。
建国当我的证婚人,还特意穿了件新制服。
他说:"志明,你小子有出息,给咱们山里人争气!"
日子一天天过去,深圳的变化越来越大。
高楼大厦一座接一座,街上的汽车也多了起来。
我和玉兰生了个儿子,在单位分了房子,生活慢慢好起来。
1985年,建国调回北京了。
临走前,我们喝了一晚上酒,他说要回去结婚。
"志明,记住今天的深圳,将来有你吹牛的资本。"
我说:"建国,没有你,我可能还在山沟里种红薯呢。"
送走建国那天,我和玉兰在海边站了很久。
看着远处的工地,想着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心里五味杂陈。
转眼到了1988年,我已经是项目总工程师了。
有次回老家,村里人都不敢认我了。
爹抽着旱烟袋,笑着说:"我就知道,我儿子不会让我失望。"
娘偷偷抹眼泪,说:"可算熬出头了。"
去年,我参加了深圳建市庆典。
站在当年我们测量放线的地方,现在已是繁华的市中心。
我掏出那张1979年的老照片,上面是我和建国穿着军装,站在荒地上的样子。
照片都泛黄了,但那些记忆却越来越清晰。
每年春节,建国都会寄来贺卡,说等退休了要来深圳养老。
我就给他寄些本地特产,说工地上还留着他的铺位。
前几天,儿子从大学回来,问我当年的故事。
我就带他去了老工地,那里已经是一片高楼大厦。
指着天际线,我说:"儿子,你看见的每一栋楼,都有你爸爸的汗水。"
他说:"爸,我以后也要留在深圳,建设这座城市。"
听到这话,我心里暖暖的。
其实我知道,我的故事并不特别,在这座城市里,像我这样的建设者还有很多。
只是啊,每当我站在深圳的街头,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总会想起那个懵懂的自己。
想起建国、玉兰,想起我们年轻时的热血和梦想。
那一年,我们穿着军装来到这片热土,用青春谱写了属于我们的传奇。
而今,看着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都市,我知道,一切都值得。
昨天,我又去了那个老工地,站在工棚曾经的位置上。
夕阳西下,远处的高楼在暮色中闪着金光。
恍惚间,似乎又听见了建国的收音机,闻到了玉兰饭盒的香味。
那些青春的面孔,欢笑的声音,全都化作了这座城市的记忆。
只是不知道,那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是否也记得这片热土上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