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之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60-70%的国内各大学校长、90％的各大医院院长及科室主任，还有一些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吴冠中、吴祖强，及年轻一代的潘建伟、施一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欧美同学会会员。

南河沿大街111号，又称石达子庙，清顺治八年（1651年）敕建。民国时，这里成为欧美同学会的驻地。

位于南河沿大街111号的欧美同学会 摄/北京日报记者 丁文捷

成立百余年来，欧美同学会践行着留学报国的思想理念，为民族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历经风雨，依然生机勃勃。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平台”“归国人员之家”“学长文化”，几乎每个青年会员都提到了这几个关键词。欧美同学会编织起了一张致密的网络，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节点，交汇于此，又由此发散出去，人与人的联结，激发了更大的创造力，新的可能性也就此产生。

前人栽树

南河沿大街111号大门坐西朝东，硬山式屋顶，黄琉璃瓦绿剪边，大门的牌匾上书“欧美同学会”，一进门，左右两侧是树龄百年以上的古黄金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据传，栽树者是詹天佑、周诒春、丁文江等留美学者。

欧美同学会大门两侧的古黄金树 摄/北京日报记者 丁文捷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主的近代留学。在进步思想和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归国留学生们希望建立一个成规模的组织，商讨报国之计。

1913年，欧美同学会应运而生，由顾维钧、周诒春、詹天佑、蔡元培等欧美留学先贤发起创立。

“必须说明，联合起来的新团体丝毫没有政治目的。”在顾维钧的回忆录里，他成立组织的初衷是“通过举办演讲会、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使公众受益”。很快，以“修学、游艺、敦谊、励行”为宗旨，这一团体开始逐渐壮大。

273人，是1914年编写的《欧美同学会会员录》中记录的数字，这也是现存最早的会员录。

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没有政治目的”并非不问政治。

据悉，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是当时欧美同学会的会长，另外四名全权代表中，有三名为欧美同学会会员。

“力争发言，勿为日人气馁，此间同人愿为后盾。”当年4月，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年会，会员们群情激愤，在给陆征祥的电文中表达了对中国代表团的坚定支持。北京欧美同学会与天津欧美同学会也是已知的最早致电声援的社会团体，又在随后的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先导作用。后来的故事，人们都知道了，中国代表团为维护国家权益，拒绝签字。

自那时起，“高度关心国家大事”的传统已然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亟待专才，而滞留国外的留学人员约有5600人，因战乱而遭受劫难几近瘫痪的欧美同学会，再度活跃起来。

1950年，周恩来总理发出了欢迎身居国外的科学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号召，欧美同学会迅速响应，“争取留学生早日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作为那时最主要的工作任务被写入了1952年的会章。

那时，归国二字，意味着一路的流离颠簸，甚至还需要冲破重重政治封锁。美国政府司法局、移民局曾发布《禁止中国学生出境之命令》，违者“将被判处5000美元以下的罚金，或5年以下徒刑，或同时给予两种处罚。”

但仅“百废待兴”四个字，就足以让留学生们立刻做出抉择。

后人接棒

1950年8月底，赵忠尧、邓稼先等近一百余名留学人员踏上归国行程。也是在那一年，新中国建筑教育奠基人吴良镛选择归国，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欧美同学会成员。

据统计，至1952年底，滞留人数缩减了近一半，2400余人顺利归国。

“50年代留学人员的爱国情怀里，还夹杂着建设新中国的兴奋。”北京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吴晨至今都觉得，父亲吴良镛当年回国后参与的一系列规划建设，“对于世界都城的建设来说都是一个经典的历史性规划”。

欧美同学会内 摄/北京日报记者 丁文捷

在吴良镛归国的头30年里，新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仅是这场变化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归国后，曾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以及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规划建设。

上世纪90年代，吴晨沿着父亲当年的人生轨迹，前往英国深造。10年后，他成为了当时国际知名大型设计公司中职位最高的华人建筑师。

“中国城市的发展建设与进步，更应该由中国人主导。”秉持着这样的理念，怀着对建设北京这座城市的热情，他做出了和父亲当年同样的选择，回国加入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在此后的近20年时间里，吴晨及其团队奔走在老城复兴一线，保护传承北京传统文化，与长安街和中轴线密切相关。

“不仅是继承传统，还要实现新的功能需求，发扬新的时代精神。”多年在国外工作生活，对于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吴晨有自己的观察与理解，回国几十年来，结合自己在一线的实践经验，以及通过调研了解到的群众诉求，他提出“整体保护、积极创造、全面复兴”的理念，北京坊项目就是理念落地生根的最好例子。

以整体保护为原则，创新技术方法，吴晨及其团队在充分尊重大栅栏片区的历史文化、街区肌理和传统商业活动的基础上，引入了创意文化产业，打造出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

老城复兴是一项时间跨度极大的工作，通常以5年为最小单位来计算周期，他们至今还在持续追踪北京坊项目。用吴晨的话来说，团队甚至需要“用别的项目所得来平衡这些项目的成本”。

但这并未让吴晨放慢脚步，此前他提出的北京皇城景山东片区城市复兴计划，正在有序推进。

“城市是百姓生活的场所，这么多人到城市来追求幸福生活，而我们作为建筑师去营造城市是一项伟大的工作。”建筑师吴晨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而作为北京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的吴晨同样也在为传承这一组织的精神“做实事”。

今年3月26日，北京欧美同学会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共建的留学报国教育基地正式揭牌，成为了第四家北京欧美同学会留学报国教育基地。

吴晨参与推动了这一项目的落地。在当日的揭牌仪式现场，他代表首都留学人员发起倡议，“我们要弘扬光荣传统，厚植留学报国情怀，积极投身首都高质量发展，展现留学人员担当作为，自信自立自强，争做讲好中国故事表率”。

开枝散叶

“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这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的明确要求。10年后，在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的贺信中，总书记予以再次强调。

如今，这业已成为欧美同学会发展的新方向。

中法文化论坛、中德科技论坛、中美经贸论坛、国际智库论坛、“21世纪中国”论坛.....依托这些活动，欧美同学会正在不断扩大海外“朋友圈”。打造海归小镇、海创中心、“双创”大赛等工作品牌，助力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服务国家和地方高质量发展。同时，举办国际智库论坛、编报《留学人员建言》，围绕“国之大者”咨政建言。

2023年11月，第五届中法文化论坛启幕仪式。图源：欧美同学会

而在更年轻的会员眼中，“归国人员之家”“平等”是欧美同学会的标签。

“在欧美同学会有一个传统，会员之间互称学长，不论年龄、性别，级别、职位，体现了成员间的互动与亲切感。”欧美同学会留英分会副秘书长崔琳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称呼，还承载了欧美同学会百年来传承的精神。

这种“学长文化”也是留英分会入会仪式的第一课。“‘你可以叫学长’，就因为这一句话，立刻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欧美同学会留英分会会员部主任李慧婷是“90后”，她记得刚入会时受到了不少学长的照顾，除了生活上的帮助，还包括一些好的工作机会和经验，这一句称呼从未停留表面。

“留学归国人员的一个家 ”则是崔琳眼中的欧美同学会，因为在这里获得了归属感，她还想把这种体验传递给更多人。“哪怕分会副秘书长仅是一份社会职务，没有收入，相反还会占据大量的空余时间，但只要能为学长们搭建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便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崔琳形容自己现在的工作状态像“条件反射”，在国外遇到中国留学生就会想上去介绍几句。一次出国度假，退税时她遇到了一位打工的留学生，“我就问她‘快毕业了吗’，如果毕业回国，欢迎你加入欧美同学会。”

现在，入会人数逐年递增，分会中最年轻的会员已经是“00后”了。“原来递交纸质材料入会的时候，一年最多有100位新会员，现在每年至少有200人。”据李慧婷初步统计，今年截至目前已有接近200多人申请入会，入会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作为欧美同学会中最活跃的国别分会之一，留英分会已有超过4000名会员。

“正式加入留英分会并接手入会工作之后，我会回忆最初认识这个平台时带给我什么，然后再反向思考能为新会员们做些什么。”眼下，留英分会还在探索，如何能让这个平台发挥其更大的价值，做好民间外交工作，他们计划未来会分行业领域，组织更有针对性的专题沙龙，让同行的学长们之间能碰撞出更多火花。

从273人到突破30万人，欧美同学会走过了111年。沿着老学长们艰辛求学，报效祖国的奋斗足迹，一个更为年轻的人才库正在搭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