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子洲头，运河河畔，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这两处风水宝地曾孕育出许多慷慨激昂的风云人物，其中不乏二位世纪伟人——毛泽东与周恩来。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二人是党内组织与军事指挥的灵魂人物，为全中国的解放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卓越贡献。

在不同的历史时间段，毛泽东曾经对周恩来有过数次评价，其中不乏偏向正面，或因岁月沉淀，对往事提出的些许意见。

不过，根据阎长贵整理毛远新的谈话回忆录来看，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毛泽东突然提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后，周恩来在一些事情上的做法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恩来太讲“组织性”了——毛泽东

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对他老人家的身体包括心理产生冲击。

林彪外逃事件结束后，党中央立即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在会议上率先发言，讲到了我党与红军的前六次路线斗争，还着重提到陈独秀与张国焘。

毛远新全程参加会议，对周恩来等其他重要领导人的发言进行了详细记录。会议结束后，毛远新前往中南海看望伯父毛泽东，二人在谈话间，毛远新就提到了批判林彪与周总理的发言。

原本半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听完了毛远新的叙述后，情绪显得稍稍有些波澜，他立即坐了起来，对毛远新说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把责任都推到德国人李德的身上是不正确的！”

此话一出，令毛远新有些惊讶。毛远新虽然和毛泽东一直生活在一起，但叔侄二人极少谈论政治上的一些事情。尤其涉及党内严重“左”倾时期，即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前后的重要历史事件。

毛泽东没有理会毛远新，而是自顾自地说了起来：“现在党内很多同志把当年的责任都推到李德的身上，似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都是因为他，这一点我不赞成。王明路线是造成整个苏区丢失的主要原因，政治路线应该由博古和洛甫（张闻天）两人承担，军事失败则由周恩来负责。”

这时，毛远新内心的震撼远远大于刚才的好奇。即使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毛泽东多次在公开场合还是赞扬肯定周恩来，为何此时他老人家对周恩来的看法相较以往有了如此大的转变？

因为是牵扯到两位伟人之间的大事，毛远新根本不敢插嘴，也不敢发表任何个人看法，只是拿起笔和纸，把毛泽东所说的每一个字记录在案。

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毛泽东像是打开了话匣子，对毛远新说了很多一些连党史文献中都没有记述的过往秘辛。

在毛泽东看来，第五次反“围剿”不能全部怪罪于李德、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同样要负一定责任。

与李德、博古等人所负的直接责任不同的是，周恩来主要是出于严谨的组织纪律性，各方面都要听从共产国际，以至于在政治和军事两条路线上走了一点弯路。

到了遵义会议时，周恩来专门找到毛泽东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恳切地让毛泽东回到党的领导层。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用过多赘述，遵义会议召开后，毛泽东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主心骨，直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以惊人的魄力和如海般的胸怀，带领党和国家与全国各族人民克服重重困难。

谈话到最后，毛泽东着重向毛远新点出：“周恩来最大的功劳不是在解放前，而是在解放后，他对整个国民经济、国家管理体制的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建国后无论是大的治国方针还是小到民生，问题具体怎么做，全都是由周恩来一手处理。”

“灵魂人物”周恩来

考虑到毛远新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二人的这番对话，尤其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看法值得我们深思。

仅从这份谈话回忆录看，毛泽东是否真的有心埋怨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没有坚守住一位党员的本心？

若细细品味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一番看法，他老人家的言下之意并非刻意埋怨周恩来。

长征之初，博古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网络上曾流传：长征时，博古不想带毛泽东走，而是想把他留在中央苏区。随着党史文献的逐步披露，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解决，当年是毛泽东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交到博古手里表示自己不想走，他要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于是就有了周恩来找毛泽东彻夜长谈的故事。

那一晚，毛、周二人究竟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但周恩来最后告诉博古一句话：“毛泽东同意跟着大队伍转移。”这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却改变了中国命运，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有毛泽东在长征队伍中，才有了湘江战役后红军转入西南地区，最终走出困境到达陕北。

长征中，红军多次身陷囹圄，毛泽东曾向中央提出放弃原定去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贵州。

当时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与影响力远远不如周恩来。在“左”倾错误气氛的笼罩下，极少有人支持毛泽东，此时的周恩来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因为支持毛泽东，周恩来与李德疏远，甚至遭到了党内部分领导的排挤和打压，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毛泽东数次在公开场合谈到的真实历史。

就连博古后来都曾经说过：周恩来有句话对我影响至深，那就是中国革命靠什么去取得胜利？靠谁来领导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懂中国的人来领导，周恩来提到的这个人便是毛泽东。

不可否认，周恩来曾经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和其生长学习的环境，以至于他在党内的一些问题上过于坚守组织纪律性。

而且，周恩来十分清楚毛泽东曾激烈反对过自己亲自起草的中央“二月来信”。可有一点，当时的周恩来对毛泽东不太了解，二人没有深入接触过。

另一方面，周恩来与陈毅、朱德却交情颇深。古田会议召开前夕，朱德与毛泽东发生过一些争执，身为党内重要领导人的周恩来意见非常重要。

但他从不偏袒任何一方，处理朱、毛之间的分歧时，不是武断地采用更换领导人或打压一方，而是维护毛泽东领导地位和威信的方式。

在当时，周恩来就特别赞成毛泽东提倡的“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包括“党对军队的指挥，而不是军队指挥党”。

因此，毛泽东对于周恩来的真实看法分为两面性。一方面，他认为周恩来在建国后兢兢业业，把国民经济、政治稳定放到首要位置，作出巨大努力。

不争的事实是，周恩来因为长期居于中央高位，思想与言行超越个人情感、个人利益，一切以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为准则，以至于在一些敏感的关口，处理问题的方式有些僵硬，不够灵活。

从本质上而言，周恩来一直以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处理问题的方式。在党的历史上，周恩来不仅是组织协调的灵魂人物，他还把党内的各股力量集聚起来，为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作出重大贡献。

这就是毛泽东与毛远新这番谈话中所要表达的对周恩来的真实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