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是靠小米加步枪”，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应该是“再加高树勋”。高树勋是武艺高强的战士，他的一生与无数战役紧密相连，但他是否真正得到了应有的认可？高树勋的故事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高树勋于1898年诞生于河北省盐山县的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由于家境优渥，他幼年时期便得以进入私塾接受教育，家族的兴衰多变，他在十二岁那年家道中落，被迫中断学业，回家帮助家中从事农耕。
经历了四年的农民生活后，高树勋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于1914年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求生之路。他先后在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尝试过多种职业，从学徒到餐馆跑堂，尽管生活充满了艰辛，但这段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之后他联系到了在四川军中服役的舅舅，并毅然决定远赴千里，投身军旅，开启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在舅舅的庇护下，高树勋顺利地加入了冯玉祥的部队。与许多同袍不同，他不甘于平庸，勤学苦练军事技艺。1917年随着冯玉祥参与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高树勋展现了出色的战斗才能和勇敢，得到了冯玉祥的赏识，并迅速升为手枪连的班长。
1918年的汉口谈判，是冯玉祥与北洋政府的重要对抗。高树勋在此次行动中担任了冯玉祥的贴身卫兵，展现了极高的忠诚和勇气。他的出色表现让他在冯玉祥心目中的地位急剧上升，后者决定将他送往军事学院深造，培养为军中核心力量。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势力遭到削弱，高树勋也面临了职业生涯的严重挑战。他被调任为第26路军的27师师长，不久后遭遇了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挫败。在一次名为“围剿”的军事行动中，高树勋的部队在中村遭遇了红军的伏击，结果全师被打散，他本人也被俘虏。
在被押送至苏区期间，高树勋目睹了红军与当地民众和谐相处的场景，以及红军对俘虏的人道对待，这些经历与他之前的战场体验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段时间他接触到了共产党的政策和理念，对比国民党的做法，他开始怀疑自己此前的选择。尤其是在了解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提到的“联俄联共”政策后，他越发感到内战的无意义。
1938年，冀鲁边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当地粮食几乎全无，形势极其严峻。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受马皋如之命，带领部队深入八路军控制区强征粮食，他们的举动引发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抵抗，军队在无法达成目的的情况下对平民施加了暴力。
在这些将领中，刘松龄尤为极端，他在临津二区的行动尤为残忍，逼死了当地的区长，还活埋了三名区府工作人员，并扣押了多名工作人员，这些行径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同时刘松龄联合宁津县大队三连连长刘福明，通过联饮拉拢，加之重金贿赂，成功地促使刘福明背叛八路军。梁连成和土匪高华胜亦对刘福明施加压力，促使他协助从监狱中释放他们的同伙。
1938年12月25日夜晚，梁连成率领十军团二总队突袭了抗日县府大院。由于抗日办公室人手不足，未能有效抵抗，导致多名工作人员和战士伤亡，同时监狱中的罪犯被集体释放。
萧华，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深感愤怒，决定采取果断措施。他在1939年1月组织了一次精确打击，直接将这支恶势力消灭，三名主要罪犯被捕并在群众大会上被公审处决，向民众展示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真实面目。
由于军事摩擦事件频发，萧华决定与高树勋直接交涉，寻求根本解决方案。在一次坦诚的对话中，高树勋坦承，其部队之所以采取极端措施，是因为严重的粮食短缺迫使他们不得不如此行事。萧华严正地指出，即便在困难时期，也应通过协商而非强制手段解决问题，不应让民众对抗日力量失去信心。
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双方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确保了高军在抗日政府的协助下解决粮食问题，并且释放了所有被扣押的抗日政府工作人员。这次协商大大减少了后续的冲突，同时也增强了双方的信任与合作。
1939年面对日军的大规模扫荡，萧华带领部队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屡次击败敌军。而高树勋虽然仍旧坚持使用传统战术，但其部队在连续的日伪军袭击中逐渐显露出战略上的不足。
同年7月，高树勋的部队在乐亭县宁家寨被日伪军围困，虽然装备优良，但由于缺乏协调，阵地孤立，处境岌岌可危。在危机时刻，尽管曾与八路军有过摩擦，高树勋求助于萧华。萧华念在抗日大义，立即指派部队前去救援。
经过一夜的紧急行军，萧华的部队及时赶到，并巧妙地利用夜色和战术误导，成功解围。在1939年的寒冬，高树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69军新编6师师长，后该师被改编为国民党第10军团第8军，由高树勋担任军长。
在他的上级石友三担任第10军团总司令。两人都是冯玉祥的部将出身，曾经结为战场兄弟，但随着战争的进程，两人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当时石友三已经与日军情报头目土肥原建立了秘密联系，打算将手中的部队投靠日本。
高树勋对此深感不满，两人的关系因此紧张至极。到了1940年11月，一些属于石友三的下属将领，如臧伯风和毕广垣，意识到石友三的行为极可能导致整个部队的毁灭，他们找到高树勋，提出应立即采取行动解决石友三，以免其将部队拖入敌手。
石友三因看中孙良诚的老资格和过去的关系，于1940年12月1日毫无戒备地来到了高树勋的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石友三带着两名侍从和一小队骑兵光明正大地来到了第八军军部。高树勋安排了高规格的接待，让部下旅长以上人员列队迎接，整个过程表现得非常尊敬和热情。在随后的宴会上，高树勋更是全程陪笑，聆听石友三为自己的变节行为辩解。
酒过三巡，宴会达到高潮时，一名军官佯装报告高树勋有紧急家事，需要暂时离席。高树勋借机离开了宴会厅，这时他的部队已经悄无声息地解决了石友三的警卫，控制了现场。
待高树勋返回宴会厅时，几名武装士兵冲进来将石友三拖出，石友三惊慌失措，未能作出有效反抗。孙良诚看到这一幕大声质问，高树勋随即拿出一张电报，上面赫然写的是下令逮捕石友三。
高树勋未直接处决石友三，而是通报卫立煌询问如何处理。卫立煌对石友三的背叛行为极为愤怒，回电命令立即处决。当晚高树勋亲自监督在黄河边挖掘了一座大坑，命令士兵将石友三活埋，结束了这个叛徒的生命，石友三的悲惨哀嚎在黄土覆盖之下逐渐消失。
事后，高树勋对此行动深感自豪，他在一次访谈中表示：“高某人生行为，抗日杀敌，这一勋绩绝不逊色。”这一决定性的行动大大提升了高树勋的声望和地位。1941年他被提升为第39集团军的中将副总司令，5月进一步兼任新编第8军军长，1942年1月晋升为第39集团军总司令。
1944年9月，他更是被代理任命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并于1945年3月参与了豫西鄂北会战，6月被任命为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为抗日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尽管高树勋在战场上表现出色，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却始终有限。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求高树勋前往重庆，实则是一个调虎离山的策略。高树勋一离开，他的第69军即被汤恩伯“调”走，而新的第8军军长由蒋介石的亲信担任，彻底剥夺了高树勋的指挥权。此外到重庆后高树勋更是险些被戴笠扣押。1945年国民党六大，高树勋作为唯一一位未被选为中央委员的集团军总司令，这一切都让他深感屈辱，逐渐推动他走向了起义的道路。
在1947年这个变革深刻的年代，革命战场的风云变幻不断给前线将领带来考验。其中一些原先宣布加入我军的国民党军将领因战局的复杂性而动摇，少数将领甚至企图重新倒戈，临走前血债累累，试图以此向国民党证明其“忠诚”。
郝鹏举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在关键时刻背叛了革命，给我方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引发了我方对其他起义部队将领的高度警觉。从此我军对于这些可能再次背叛的将领格外关注，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民主建国军在最近的内部审查中发现了一些纪律松散、甚至与敌方特务有所联系的问题，因此决定对高树勋进行审查，虽然他并未直接涉事，但因部队内部问题而受到连累。
毛主席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亲自审阅并批示了相关文件。在批示中，毛主席清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起义部队中确实存在敌人的潜伏，这是在任何部队都可能出现的问题。他强调虽然要提高警惕，但同时也要保持对革命同志的基本信任。他特别提到高树勋，认为高树勋当年领导部队起义，并成功促使多名国民党军官加入起义行列，是不容忽视的功绩，所以应当给予保护，确保其审查过程中绝不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要特别注意其生活起居的安排。
在毛主席的批示指导下，高树勋被安排到神泉训练班接受审查。在那里他的过往行为被一一审查，此次调查未对他产生不利影响，反而揭示了他在战争中帮助八路军的不少事迹。
高树勋在接受审查的半年时间内，始终保持学习的姿态，并因毛主席的批示而生活无忧。当他的清白被查明后洗清了嫌疑，还因过去的助力八路军行为获得了额外的荣誉。他返回家中后，接到了众多同志的祝福，毛主席还亲自给他写信，信中肯定了他的贡献。
收到毛主席的信后，高树勋异常激动，他表示这封信对他而言比最珍贵的宝物还要重要，高树勋更加投入到工作中，尤其专注于培养新的年轻干部，为国家的未来输送了大量人才。
在1949年9月23日，高树勋与张治中、傅作义以及其他24位曾宣布起义的将领，共同参加了在北平举办的由毛主席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主持的庆祝宴会。这场宴会不仅象征着新的政治景观的确立，还标志着这些将领在新政权中的重要地位。
四年后的1953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有了一次特别的会晤，他亲切地接见了高树勋，并对他表示深深的感谢：“树勋同志，在国家最为艰难之际，你所做的贡献，无论是党还是人民，都将铭记于心。”这番话表明了高树勋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高树勋被委以重任，曾经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交通厅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以及河北省副省长等多项职责。这些职位反映了他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多面性和影响力。
1972年，当高树勋逝世时，许多国家领导人，包括华国锋，都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显示出他在国家和党内的重要地位以及人们对他的深切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