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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史在没有钱

前言

民国时期，无数所谓的“大师”浮现于中国这片充满变革的土地。但在工业体系尚未建立之际，这些大师的真伪成谜。他们是否真能名副其实，或仅是浑水摸鱼的假货？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中国的新时代工业体系又是如何铸就的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1930年代，苏联迈入了一段激进的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他们通过连续实施两个五年计划，苏联成功地从一个主要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转型成为了一个工业强国。

1928年启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苏联工业化的全面启动，工厂如同雨后的竹笋般迅速涌现。在这一时期钢铁和水泥行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大量电厂的建设，几乎是夜以继日地进行的。设想一下那是一个工业生产全速运转的景象，厂区内机器轰鸣声不断，钢铁在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转运。

政府投入巨资，全力调动资源，使得钢铁和煤炭的产量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了倍增。到1937年，苏联已经具备了独立生产飞机、坦克和火炮的能力，成为了欧洲少数几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

在这一过程中，苏联政府采取了极为集中的方法来推动工业化。政府控制了所有资源的分配，优先考虑重工业的发展，而轻工业则相对边缘化。为了激励工人增加生产效率，苏联还实行了一系列的奖励制度。政府鼓励工人们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以此来赢得“劳动英雄”的称号。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工人们的工作热情高涨，甚至连节假日都愿意牺牲，只为了国家的工业化目标。

这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经济体制使得苏联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所有资源，全力以赴地推动工业化进程。这种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动员和集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个人利益，但却创造了被后世称为“工业奇迹”的历史事件。

反观我国自晚清时期起便启动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经济实力的现代化工业改革，以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有利的竞争地位。不幸的是国内政治动荡和外国资本的干预严重阻碍了这一进程的持续发展。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政府开始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外交，努力摆脱外国对中国关税政策的控制，为中国的进出口业务开辟了新道路。国民政府在先前政府的法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包括税收减免、贷款支持和技术援助，极大地优化了国内工业发展的法规环境。

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继承者，继续推行孙先生关于国有资产发展的政策，这似乎为民国的工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随后的十年里，中国工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棉布和其他工业品的产量增长了近三倍。

在这段被誉为“黄金十年”的时间里，南京政府成功地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国有工业体系，涉及矿业、钢铁制造、食品加工等多个重要行业。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的工业化成果是令人瞩目的。

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民国工业实力的看法。战争暴露了民国工业的脆弱性，尤其是在武器制造方面的不足。面对敌人的先进装备，民国的工业基础设施显得力不从心，无法满足国家在战时的急迫需求。

在1951年9月19日的一次美国国会演讲中，前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回顾了1927年至1937年间的中国，这一时期被他以及许多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英美及其他国家的外国人士称为“黄金十年”。

魏德迈提到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的交通网络得到了改善，经济实现了稳定，教育普及并有大量学校建立，此外在其他多个领域也见证了显著的进步，然而这种看似光鲜的描述也需进一步审视。

民国时期的经济增长确实每年保持在6.5%以上，但这一增长主要是以农业为主，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5%，而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贡献仅占10%。在这10%的工业产值中，传统手工业又占了大多数，真正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只占全国产值的不足4%。

具体到重工业的发展，1927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仅为3万吨，到了1935年，这一数字虽增至5万吨，但相较于新中国1949年至1956年间累计的1400万吨钢产量，民国时期的产量显得微不足道。清末江南制造局还能自产重达50吨的300mm口径大炮，全部采用国产材料，而到了民国抗战前夕，国内5万吨的钢铁产量甚至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

在兵工制造方面，曾经能制造步枪的广州石井兵工厂在抗战前甚至连基本的手榴弹引线也需从英国进口，表明了国内工业技术的严重不足。“黄金十年”中的重工业发展，实际上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停滞不前。

事实上在晚清虽然出现了一些兵工厂能够制造先进的武器，但这些工厂的生产能力有限，大规模的生产和装备部队几乎无法实现，产品的质量亦多不稳定。尽管晚清的造船业曾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但所造船只寥寥可数，难以支撑起一个现代海军的需求。

对比之下民国虽在割据混战中心力涣散，中央政府难以对工业发展进行有效统筹，导致工业发展缺乏统一规划，似乎显得比晚清更为无序，在这看似混乱的表面之下，民国时期的军工业实际上还是在不断进步和成长的。

军阀割据虽影响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但不同地区的军工厂在资源限制下仍保持了一定的生产和创新，甚至在某些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民国初期的军阀对海军的兴趣确实不高，这与他们的政治策略有关。

多数军阀更关注扩张自身的陆地势力，而非建设强大的海军来防御外敌。这种政治导向使得军舰制造发展缓慢。即便如此一些地区依然尝试保持或稍微发展其造船能力，虽然进展有限，但并未完全放弃。

自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后，尽管国民政府致力于改善国家的经济基础，但在完成工业化方面却面临重重挑战。这并非仅仅是因为当时的财阀和买办体系的控制，虽然这些财阀确实为政府提供了关键的财政支持。

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虽成功从英美等国回收部分关税权，关税收入的显著增加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不小的资金。1928年至1930年间，关税收入从1.7亿激增至3亿，并在后续几年保持在3.2-3.5亿的水平。这些关税收入的增加，为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

然而尽管蒋介石不愿意仅作为一个买办领导者，他开始着重于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1930年，政府成立了“国营基本工厂设计委员会”。在所谓的“黄金十年”期间，尽管轻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重工业的进步却十分有限。许多重工业基地仍依赖于从清朝遗留下来的老旧设施。

1936年国民政府提出了一项十年经济建设计划，计划在湖南长沙建立一个集中的重工业基地。这个计划包括强制性地没收私有工矿企业以及接管一些晚清时期的官办工业企业。

不幸的是由于战乱和内部管理不善，这些宏伟的工业规划未能得到有效实施。战争和政治动荡极大地阻碍了国民政府在工业化方面的努力，国民政府还成立了资源委员会，最初由经济部管理，后来直接归行政院管辖。

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国内重要的工业资源，如石油、钢铁、有色金属，以及超过一半的电力和三成以上的煤炭产量，委员会所属的96个单位和291个厂矿，拥有22万余名员工，其努力仍未能使国民政府的重工业发展达到预期的成效。

由于半殖民地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依赖，民国政府的工业经济建设始终未能有效推动工业化的全面进程。1949年国民政府的失败导致了许多知名人士离开大陆前往台湾。然而同时期，包括钱学森、邓稼先在内的2000多位科学家选择归国，为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贡献力量。

随着这批科学家的归来，中国的科技和工业领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1949年起的30年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就：钢铁和煤炭产量增加了200倍，电力产能增长了超过100倍。这一时期中国建立了多个完整的工业系统，此外中国还成为了核武器大国，并成功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1964年中国爆炸了首枚原子弹，1967年成功试爆氢弹，1970年则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轨道。这些成就基于1979年之前三十年的坚实基础，使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工业领域的佼佼者。

尽管有人质疑“没有大师，有何用”，但新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集体努力，展现了团结和实用的价值。这些成就充分证明了集体智慧和实践的力量，与过去单打独斗的“大师”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

毛主席时代特别强调群众的力量，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那些只知道在象牙塔里自高自大的知识分子需要放下架子，向劳动人民学习，参与到真正的社会实践中。

在文化领域，尽管美国利用其文化影响力塑造全球价值观，但中国的文史哲学者也开始反思和批判过去的缺陷，推动文化自信的建设。他们的努力有助于培养国民的批判性思维，加强文化的自我革新。

在工业发展方面，中国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而核工业的发展则是国家安全的坚强盾牌。2020年中国表彰了71位对核工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个人，其中包括两弹元勋邓稼先，他在氢弹研究中攻克了极其复杂的理论难题；于敏，其理论突破推动了氢弹的成功爆炸；以及郭永怀，他是在两弹一星项目中唯一被追认为烈士的科学家。

这些核科学家的贡献在国际上曾是遏制核威胁的关键力量。他们的成就不仅让“危机四伏”的描述成为过去，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和平与发展。现代中国见证了多个行业的领军人物的崛起。例如，在汽车行业，陈祖涛和饶斌被誉为行业奠基者，而在重化学工业方面，范旭东的创新和领导力促进了整个行业的飞跃。

这一切都显现了从民国到现代中国工业体系成熟的巨大转变。正如那句老话所言，落后便会受打，中国的不断追求和努力，确保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持久立足。今天的中国，已无需担心被任何国家以武力威胁，这是对过往持续奋斗的最好回应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