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东渡的目的地未必是日本,而更有可能是朝鲜半岛

史海撷英 2025-03-18 17:54:42

目前,有关徐福东渡开启日本文明的说法已降温不少。但在网络媒介刚刚兴起的时代,这则短小精悍的谣言曾感动过无数人,至今都会被各类自媒体翻出来炒作一番。其中的核心论点不言而喻,就是以祖宗、长辈自居,对不够敬畏自己的后起之秀保持傲娇姿态。

然而,只要略通历史就会明白:徐福东渡的落脚点不会是日本,倒是更应该去半途中的韩国寻觅。

谣言的缓慢渐变

事实上,有关这次神秘东渡的早期记载从未提及最终去向。譬如赫赫有名的《史记》就有5次提及徐福,其中又以《秦始皇本纪》和《淮南衡山列传》较为详细。后人所知桥段的90%内容,就源于这些雕刻在竹简残片上的只言片语。

其中《秦始皇本纪》的记录较为工整,明确指出徐福东渡目的是为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方。他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第一次出航,率领数千童男童女离开数年,却一无所获地空手而归。接着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二度觐见,谎称真有在名为蓬莱的地方获得良方,却苦于海中的大鱼阻拦才无法带回。秦始皇随即命人用大弓弩射杀一头鲸鱼,并再次派徐福前去带回秘方。“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淮南衡山列传》里的补充内容则更有戏剧性,指出第一次航行失败的原因在于向神明供奉礼物太少,只被允许观摩而不能碰触。秦始皇信以为真,便再度派遣3000童男童女与大量工匠,携带更多五谷登船出航。奈何徐福选择一走了之,跑去某个平原广泽的好地方自立为王。不仅没准备回来复命,还连带着让许多本土居民都渴望能追之而去。

由于《史记》创作于西汉前期,距离嬴政和徐福健在的年代较近,所以内容可靠性最高。而且司马迁笔下的徐福虽看似毕恭毕敬,实则精准捕捉到秦始皇的思维软肋,用尽话术实现合理偷渡。至于究竟落脚在何处,就只有一个模糊不清的“蓬莱”地名。

徐福

1世纪,班固开始撰写《汉书》,才补充徐福的目的地为的蓬莱、方丈和瀛洲这三神山。此时距离秦朝灭亡已过去两百多年。许多历史演变为寻常故事,难免在传播过程中添油加醋。

4世纪,西晋史学家陈寿开写《三国志》,徐福东渡的落脚点已从蓬莱调整至澶洲,土地性质也由神山变更为岛屿。这是其东渡故事的首次结构变形,趋势发展下去便如南朝史学家范晔那样,首次将徐福的事迹编排进《倭传》。无论本人是否将两者联系起来,足以为后世的继续讹传打下基础。

之所以会有如此变迁,可能与当时的朝贡外交发展密不可分。秦汉之交的北方先民,或许模糊知道渤海对岸的朝鲜半岛和济州岛,却根本不清楚还有一个更大的日本列岛存在。中原政权同所谓倭人的正式交涉,最早也不过追述至光武帝时期,而且往来并不密切。因此,司马迁与班固的记载都偏向于保守,远不及四百年后的南朝文人奔放。后来的晚期大和政权疯狂派来遣唐使,徐福落脚东瀛的传闻才依托《广异记》、《仙传拾遗》等小说逐步递进。直至五代的后周僧侣义楚,在自己的《释氏六帖》中将双方彻底联系到一起。

为什么不可能是日本?

另一方面,平安时代的日本对徐福东渡假说相当痴迷。无论《宇津保物语》、《源氏物语》、《平家物语》和《太平记》等物语作品,还是深受《史记》影响的《白氏文集》,都普遍默认义楚和尚的说法,将所谓蓬莱制定为富士山。

其大背景是船舶技术发展,推动两岸居民的接触频率增加。尤其是来自宁波的吴越商船,几乎完全替代遣唐使承担起大部分双边交流职责。

其次,历史的发展进程本身也无法支持徐福东渡假说。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漫长的弥生时代尚未结束,整个日本仍是由数部落社区组成的蛮荒之地。后来以完整国家建制出现的邪马台,还要再等600年才会被发现提及。

这意味着从战国晚期至三国中期,整个列岛的发展水准相当平稳,没有突然受到外来势力影响。倘若徐福的船队两次抵达九州等西部区域,必然会引起某些局部地带异军突起,并在历史记录、民俗传说和考古遗迹反面留下痕迹,完全没必要等平安时代才出现井喷式爆发。

此外,日本内部的最大徐福传说热潮发生在江户时代,所谓教授先民捕鱼、航海、农业、医药、养蚕、织布、天文、占卜、制铁、捕鲸、造纸等技术的传闻皆源于18世纪。彼时的德川幕府高举锁国体制,只为荷兰与清朝商人网开一面。因此,中国仍旧是其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途径,倒逼出大量民间传说。只不过与遥远的洪荒岁月没什么直接联系,更像是利用明清易代之际,标榜自己才是儒家文化圈的最后圣地。

至于所谓日本秦氏,出现在日本的时间记载远晚于徐福东渡。虽对船只外谎称自己是秦始皇后裔,但源头可能是西汉的乐浪郡流民,亦有五胡十六国的前秦皇帝苻坚后裔假设。怎么看都与战国末年的寻仙问药者没有直接关系。

最后,秦汉时代的造船水平不高,恐怕很难支撑起从山东半岛至日本九州岛的直航需求。今人对徐福所乘船型的认知,基本来自北宋初年的百科著作《太平广记》。其中的《卷四・徐福》提到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

不过,秦汉两朝的楼船形制非常粗糙,主体结构是类似于连体舟的浮动平台。这种船舶通往被用于长江航运,还因为过于笨拙而极少参与前线战斗。加之缺乏风帆系统,只能靠划桨或水流沿海岸线缓慢移动,被五代和两宋请出海事序列。在此之前的出动纪录同样屈指可数,包括武帝攻伐卫满,以及唐朝-新罗联军的白江口大胜,全都没有脱离半岛范畴。

为什么最有可能是韩国?

值得一提的是,在徐福东渡事件过去约100年后,有关朝鲜半岛的风俗民情开始被中原官方收录。其中,殷商移民建立的箕子朝鲜以及战国燕人创立的卫满朝鲜,都位于辽东到汉江以北区域。与之相对的南岸则由三韩占据,但彼此间的差异同样相当巨大。

特别是生活在今日庆尚北道一带的辰韩,几乎可以被视为某个中原移民飞地。当地人自称是逃避秦国兼并的流亡者后裔,与西面的马韩割地对峙,连所使用的口语都保留着“秦风”。他们的技术水平完全高于周遭领域,几乎一上来就懂得建立城栅防御,知晓如何养蚕织丝,习惯于乘坐牛马车出行。更为重要的是,本地土地肥美、适合于耕作五谷,怎么看都与徐福当年的行动轨迹高度相似。而且山东半岛南部的岸流大体上呈逆时针移动,会阻拦没有风帆的船只穿越黄海。徐福时代的笨拙楼船,往往会先被海水带往东南方向,然后又由于日本黑潮作用转向东北。这就非常容易错过济州岛、半岛西侧和九州,直接绕到半岛的另一头靠岸,完全不同于那些从辽东出发的沿岸水师。后来在这块土地发展起来的新罗王国,亦在地缘关系上亲近中原,疏远北方的高句丽、西侧的百济和对岸日本。

源于五代-北宋之交的徐福启蒙日本假说,也在差不多时间里传至朝鲜。当地士大夫很快就全盘接受,还通过多番考据认定自己就是东渡征程中的必经之路。15世纪,出访中原的李朝使臣就曾搬出相关事迹,以便和明朝方面套近乎。

清朝中前期,他们又经常派使团造访日本,借讨论徐福的名义增强本方气场。由于日本方面同样有徐福崇拜,经常在笔谈辩论中遭对岸来客刁难、压制。

当然,随着传统儒家文明圈在19世纪遭遇严重危机,日韩两国的徐福崇拜热潮迅速消散。前者通过明治维新崛起,迅速培植近代化民族主义概念,自然不会对曾经误认的启蒙者感兴趣。后者饱受内忧外患之苦,甚至要以属地身份屈从于东瀛,更没有底气搬出徐福来自卖自夸。直至20至21世纪之交,全球化经济蓬勃发展,才出于丰富旅游资源等经济动因,稍稍恢复对古老记忆的习惯性崇拜。

最终,徐福又被当作某种特殊符号,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内红火起来。除充当传奇故事图一乐呵,还能被用于增强自信的文化图腾。言下之意无非祖上阔绰,还接济过尔等番邦,无论当下差距多么悬殊,终究保留有倒转天罡的逆袭可能。丝毫没察觉到徐福的东渡桥段本身包含有对新时代降临的全盘否定以及对未来命运的悲观预期。亦如燕国人卫满遁入半岛北部,明朝人朱舜水客死日本。否则何以两次向千古一帝骗取经费,头也不回地跑到异国,开拓一片只满足于自己幻想的温柔乡......

通过对日本人的基因检测,专家发现除了东亚人的基因外,还有北亚以及欧洲基因的存在。这是因为他们从一具绳文时期的女性遗骸中提取了DNA,然后与东亚人的基因进行对比,发现相似度超过了50%。

与此同时,在一位大约是3000多年前的北海道女性遗骸中提取的DNA,与北极因纽特人的基因又十分相似。而且这种人群本质上又属于蒙古人,也就是说日本人的祖先也有北亚人的构成。

总的来说,日本人的基因还是与东亚人的更为相似,而他们的祖先就是绳文人。据专家解释,东亚大陆的一些人迁徙到日本,在这里安家,即绳文人。后来弥生人来到了这片区域,双方的文明交融,也就构成了之后的日本人。

徐福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这样的结果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十分看重自己的血统,不会轻易动摇自己心中的想法。但不管怎么说,徐福不是他们的祖先,而他们的形成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不同人种基因的交融,才演变成了如今的日本人。日本人固执认为自己是徐福的后代,其实不过是对中华文明的向往罢了,汉朝时期,日本就与中国交流,汉倭奴国王印就是最好的证明。隋唐两朝数百年遣唐使,日本的文化建筑各方面,深受中华文明影响。一直到宋明,日本都和中原王朝有交流。

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是日本人认为徐福是祖先就是真的,反而绳文人才是日本人的祖先,即便他们不愿接受也不行,基因做不了假,而这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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