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现在生活在太平盛世,可怎么也不能忘了红军那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路上到处都是艰难险阻,还有枪林弹雨,全靠着先辈们咬牙坚持,才换来咱们现在安稳的日子。老话说得好,“做人可不能忘本”,英雄就得永远被记在心里,他们的事迹也应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样就能激励下一代努力奋斗,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提起长征,那就一定要说说邵华了,她可是三次重走长征路。她拍了数不清的照片,这些照片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长征,也明白了长征有多不容易。邵华的儿子毛新宇还提到过,在拿着相机记录长征的过程里,拍摄四渡赤水是最难的。
邵华,她可是毛泽东的儿媳,毛岸青的妻子,在咱们共和国女将军没多少,她就是其中之一。她大学毕业之后就参军了,开始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连级干部。然后,就靠着自己一步一步努力奋斗,最后成为了将军,这中间可从来没有破格的情况,她可真是女中豪杰!
她以前做过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是少将军衔。她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当过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2004年的时候,她还被评为“全国十大巾帼英才”。
1938年10月,邵华在延安诞生。她,是革命战士陈振亚和他的妻子张文秋的闺女。邵华出生的时候,她爸可不一样,打破传统,让她随了母亲的姓,就叫张少华了。等后来邵华毕业的时候,她又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就是邵华,打这以后就一直用这个名字。
邵华有个姐姐,比她大几岁,叫刘思齐。刘思齐是她母亲张文秋和烈士刘谦初的孩子,她的继父是陈振亚。
1939年刚开春的时候,陈振亚左腿在长征受伤时,弹片和碎骨头没取出来,老是发炎、肿痛。中央军委就打算让他去苏联治伤,还让张文秋跟着一块去,也想把思齐和少华送到苏联保育院。结果,路过新疆的时候,这一家人全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给扣下了。
1942年9月的时候,邵华他们一家和其他共产党员,总共160多人被关进了迪化第四监狱。这一关就到了1946年6月,多亏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营救,他们一家才又回到延安。不过很不幸,邵华的父亲张振亚在这期间去世了。
1949年的时候,毛泽东和张文秋给安排了一下,毛岸英就和刘思齐结婚。邵华,老是跟着姐姐和姐夫到中南海去看毛泽东。毛岸英的弟弟毛岸青也常常到邵华家串门,这样一来,邵华还小的时候就认识毛岸青了。
1957年10月,毛岸青从苏联回来后,他俩又见面了。这一见,就特别投缘,然后就开始互相写信。到了1960年,毛岸青和小他十几岁的邵华在大连办了婚礼。毛泽东没参加婚礼,不过送了邵华一块手表和一台熊猫牌收音机。
邵华的一生被与毛泽东之子毛岸青的相识、成婚给改变了。在22岁嫁给新中国开国元勋的儿子之后,邵华就和这个家族紧紧联系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毛岸青不太善于言谈,小时候被军阀殴打后身体落下了后遗症。邵华跟毛岸青结婚后,就担起了照顾他的责任,衣食住行啥的都得管。
另外,得关心他平日里生活中的保健情况。可不能让他感冒了,医生给他开的那些常规药,都得督促他吃。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催着他去检查。除了这些事儿,他俩的小日子过得可甜了。
在任何公开的场合,邵华都称呼与自己相伴的丈夫为“毛岸青同志”。
邵华说:“周六、周日一到家,他就总是让做些可口饭菜,然后大家一块吃。散步的时候,他老是挽着我。他在苏联长大,挽着走,两个人披一件大衣,这些事他都习惯得很,感觉特别浪漫。我当时还怪不好意思的,在街上这么走太显眼了。可他老说,怕啥,咱们是夫妻。就因为这样,我可盼着周六、周日早点来。”
毛岸青从苏联回来的,他才艺可多了。在大连的时候,毛岸青老是带着邵华去跳舞。邵华刚开始跳舞的时候还是个新手,可难为情了。不过,有毛岸青在一旁指导,慢慢地也就学会了。
两人在大厅里一块儿跳舞,从开头一直跳到结束,就像一对特别般配的人儿。好多当年看过他们跳舞的同志,到现在还会回忆起来,都感叹他俩那时候可太幸福了。邵华在婚后的1970年生了个儿子,给他取名叫毛新宇。
邵华从“小白”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这种热爱真的太让人惊叹。邵华走上摄影这条路,最开始是因为给毛泽东拍照,就这么爱上摄影了,然后就停不下来了。
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邵华的姐夫从苏联回来,带回来个新鲜东西——照相机。邵华可感兴趣了,装上胶卷就自己捣鼓起来。不过后来,工作太忙了,摄影这个爱好也就慢慢被放下了。
后来,邵华又捣鼓起相机来了,趁着有空的时候搞搞业余摄影。嘿,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成了摄影家。就这么短短三四年的时间,她出了四部大型画册,有一百多幅作品发表了,还在好多地方办了个人影展。最后,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了主席。
邵华搞摄影和其他摄影家不一样,她刚一搞摄影就入门正、起点高。不过这可不是说她就有绝对的天赋。
圈里的人都打趣她:“谁能跟您比,您拿起相机就给毛主席拍照!”
邵华是主席的儿媳,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在主席身边了,老是给老人家拍照。
那时候,邵华就在主席身边。只要主席不是正在办公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同意让她拍照的,不过可不准她随随便便就拿出去发表或者冲洗。
有这两条纪律在,主席心里想,你们这些孩子能搞出啥名堂哟。邵华,就悄悄在卫生间弄了个“暗房”。她还请师傅帮忙做了洗相箱,把灯泡染上颜色,一个盆子盛显影水,一个盆子放定影水,大半夜的,借口上厕所,就干起洗照片的事儿了。
刚学洗相那阵儿,她碰到了一堆问题,能洗出几张像样照片的时候特别少。不过,她还是把照片都好好收着。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好多照片都没了,早期拍的照片剩下的也没几张了。
还有一张毛主席的标准像留存至今。主席的头发没怎么梳理好,好几处都是乱乱的,领口也有两粒扣子没系。邵华看到这张展现主席本色的照片后,本打算请人用电脑修改一下。不过,经过别人一劝,她就明白过来了,最原始的照片那才是真正的文物,于是赶忙珍藏起来了。
邵华可太投入摄影了,她到处去搞创作,在张家界天子山的时候,
她想挑个最好的拍摄角度,居然直接就坐上那没安全护栏的索道检修车,摆出各种危险姿势来拍摄。旁边的人都惊到了,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特别担心她的安全。
1985年10月1日那天,邵华受到邀请,去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活动当天,王震、王首道、王恩茂这几位对新疆解放有着突出贡献的人物也来参加活动,他们还走进了贵宾休息室。
当时,他们三个人,一人坐在一张沙发上。邵华身上带着傻瓜相机,突然就有了个新奇的想法。邵华寻思着,在这么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要是让“三王”坐到一块儿,拍上一张照片,那肯定有着特殊的意义。
就这样,她一个一个走到近前,说着同一句话:“王叔叔,我来给你们拍张合影!”
王震将军第一个挥着手,乐呵呵地讲:“好,你给咱们拍照那可太棒了!”
平常,他们每个人都在忙工作,能凑到一块儿的机会特别少,更别说照相了。
紧接着,王首道和王恩茂就在王震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嘿,就这么着,在同一张沙发上,新疆大名鼎鼎的“三王”都坐下了。当时在场的其他领导看到邵华在拍合影,就一群一群地跑过去请她帮忙拍照。整个贵宾室被闪光灯一照,显得特别祥和。现在,新疆“三王”的那张珍贵合影已经成了“国宝”级的史料。
1998年,在哈尔滨搞创作的时候,邵华干脆就决定了,要坐直升机搞航拍。
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太危险了,一个劲儿地劝她,可怎么劝都没法让她改变这个冒险的念头。最后,工作人员把直升机舱门给卸了,拿背包带把她在腰上一绑,就绑在舱门口那儿。邵华就这么冒着掉下去的危险,从机舱门口探出身子,把五大莲池和火山口的全貌都给拍下来了。
2001年9月的时候,邵华由于工作的缘故到了五台山这一片儿。听说五台山的日出特别壮观,邵华就想去瞧瞧。那时候邵华住在山下的宾馆,要上山看日出的话,就得赶几十里的夜路。
邵华都已经62岁了,可还是激动得一晚上都睡不着觉。才3点钟,她就把工作人员叫醒了,然后打着手电,沿着山路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等爬到山顶的时候是6点,这时候一轮红日从东边慢慢升起来了,她赶忙拿起相机把这一幕记录下来。
就在同年,她又到吉林考察工作去了。吉林有个还没怎么开发的旅游地儿,那儿的雾凇在群山之中盛开,就跟仙境似的。邵华一下子就被这美景迷住了,结果没注意,“扑通”一下摔倒在地上,工作人员赶忙把她扶起来了。
“我没啥事,瞅瞅相机有没有摔坏!”邵华一边拍着身上的土一边说道,“我摔一下不打紧,可要是相机坏了,那就糟了!”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在毛主席的教导下,邵华老是去访问革命老区,像井冈山、瑞金、延安这些红军走过的地方,她都去过好多次。在这些地方,她沿着先烈的足迹前行,接受革命教育,对历史了解得越来越多,感情也越来越深了。
邵华有了重走长征路的想法后没多久就付诸行动了。她怀着对长征历史的敬重、对革命先烈的深厚情感,多次踏上长征路,实地采访,还拍摄了好多珍贵照片。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确切地说,她有三次比较正式的重走长征路的经历,不过最主要的那次是在1996年。
那时候,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国家邮政局有个计划,就是推出一套纪念封,还打算让长征沿线的各个地方都在这个纪念封上盖邮戳。这不,就派人来问问她的想法,想知道哪些地方应该去盖邮戳。
那时候正好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也有重走长征路的计划要组织。就这样,在她的带领下,和国家邮政局、军博一块儿组织了一次军民重走长征路的活动。
当然,这跟当年红军全靠徒步可完全不一样。能坐车的路段就坐车,车走不了的地方就徒步前行,就这么一路从瑞金走到了陕北。当时的道路交通状况可不太好,重走这段路的过程中也碰到了许多艰难险阻。她也深深感受到,要是再往前回溯几十年,当年的红军该是多么艰辛又多么英勇无畏。
邵华重走长征路收获可大了!她一路走,创作了好多很棒的作品。而且,沿途她还采访了不少老百姓。那时候,有不少老红军和见过红军的老乡还健在,采访他们得到的资料,那可都是特别珍贵的回忆。
后来,邵华还独自两次重走了长征路。在拍摄的时候,红军长征里四渡赤水的难度那可真是最大的。为啥?主要就是四渡赤水的那些渡口遗址,像太平渡、二郎滩之类的,当时保存得不太好,搞得后人很难找到准确的渡河地点,渡河路线也就搞不清楚。
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解决的办法,给历史一个圆满的交代,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记忆,邵华特意又一次重走长征路。他依旧从瑞金出发,来到赤水河一带,认真地搜寻、查证。
那时候渡口的条件可艰苦,路特别难走,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大河。去找茅台镇渡口的时候,正好赶上那边在修路,这一路颠颠簸簸的。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车掉进江里的危险可大了,但她根本没退缩。
后来给她开车的司机见她这么执着,来两回都没找着,第三次又过来了,特别感动,于是也主动找周边老乡,找知道情况的人帮她打听。
邵华,她可是领袖的家人。在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她就特别用心地收集毛主席的资料。主席到过的那些地方,她都一一拍了照片;只要是听到的主席在长征路上的故事,她也全都记了下来。就根据这些内容,她还出了一本书,并且还得了奖。
邵华讲道:“爸爸很少跟我们提及他自己的经历。他告诉我们的,大多是心里要装着人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做事,让我们别搞特殊化,把自己当成普通民众中的一分子,保持谦逊低调,按他的说法,那就是得‘夹起尾巴做人’。所以,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再到大学,我们都住学校宿舍,别人干啥咱就干啥,而且还不能比别人差。”
毛主席也会提及,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时候是多么艰难,可他们相互帮扶,永远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还教导她要好好向这些革命先辈学习。
邵华重走了几次长征路,还做了大量采访和拍摄工作。这么一来,他对毛主席的了解就更全面了,对毛主席的那些教导体会也更深了。
重走长征路后,我对爸爸的伟大又有了更深的体会。要是没有爸爸在长征期间英明的领导和果断的决策,哪会有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就像邓小平同志说的:“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几十年”。
邵华对她儿子毛新宇有着很大的影响,让毛新宇对长征满怀激情。邵华说:“新宇可听话了,只要知道是重走长征路,是去革命老区,就特别积极。”
邵华是个摄影艺术家,她重走长征路的时候拍了超多作品,到底有多少,连她自己都数不清。
从毛新宇8岁起,邵华就领着他逐个去拜访叶剑英、徐向前、杨成武、王震等好多亲身经历过长征的革命前辈,让他听这些前辈讲述长征的故事。
前辈们一讲述,那一幕幕生动的长征画卷就变得更加鲜活了。长征从历史中走来,这可是毛新宇儿时最宝贵的记忆。而且他深深地知道,这么珍贵的长征精神可不能就这么没了,得好好传承下去。
毛新宇和他母亲邵华,好些年里沿着长征路走了好几趟。他们多次到赤水、大渡河这些长征旧址实地考察。这一路走下来,母子俩收获了满满的感动。
1996年的时候,邵华带着儿子毛新宇到宁夏单家集去了。当地有个回民村长,那可老热情了。他特别激动地拉着毛新宇就说,以前毛泽东带着红军长征的时候从这儿路过。当时红军特别守规矩,一直秉持着军民一家的理念,纪律性特别强,所以就赢得了当地回民的拥护爱戴。
那儿的村长讲,当时他爹把毛主席接到家里住。到了晚上,毛主席就直接给乡亲们讲红军长征,还有抗日救国的道理,大家的心都被深深打动了。毛主席在那儿用过的一些东西,乡亲们都保存着,这就成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后来,就在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候,毛新宇了解到,那个村子为了缅怀红军、纪念毛主席,立了一块石碑,石碑上写着三个大字:“救人民”。
邵华知道这件事后,心里也是特别感慨。她对毛新宇说:“你爷爷活着的时候,老是把‘不忘记人民’这句话写在纸上,用这个来教导我和你爸爸毛岸青,叫我们永远都不能和人民脱离关系,永远不能忘掉人民。”
后来,毛新宇和邵华,还有一些老将军到了红军长征会师的地方——甘肃会宁。老百姓一知道这事儿,那可就全都激动起来,老早就站在道路两边,就盼着欢迎他们。
重走长征路之后,毛新宇的心情长时间难以平复。在邵华的鼓励下,毛新宇先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共中央党校和军事科学院学习,决心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与毛泽东军事思想。
这些年,他除了一头扎进学术研究里,还利用报刊、电视、网络这些媒介,跟更多的人聊聊怎么弘扬长征精神。最让他忘不了的,就是和大学生朋友面对面交流探讨这事了。
他先后还去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10多所高校做长征相关的报告。每次,一面对好多学生,他都会对他们讲同样的一段话。
长征对年轻人来说,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思想宝库。不管社会咋发展咋变化,不管面临的挑战有多难,只要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真真切切地领会长征精神,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然后凭借这个坚定理想信念,那咱们就啥艰难困苦都不怕了。
虽然在交流的时候,偶尔也会出现大家各有各的想法、观念并非完全一致的状况,可是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对长征那种深深的挚爱和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