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在扩大会议上说道:“什么样的人不杀呢?潘汉年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那么,潘汉年的“可杀之罪”是什么?
六年后,毛主席道出实情:“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
潘汉年1925年入党,先从事宣传工作,后来转入地下。
1955年4月3日,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潘汉年,正在北京饭店301房闭目养神,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他按照要求走到大厅,看见了等候已久的公安部长罗瑞卿。
当天,潘汉年就被关进了功德林监狱。
潘汉年入狱与他12年前的“南京之行”有关,确切地说,是错失了两次向毛主席坦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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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犯险,红色特工“单刀赴会”76号“魔头”“汪精卫会见中共要员!”
1943年春,南京“汪伪”和重庆国民党的报刊上,都出现了这条醒目的消息。
他们口中的要员,正是潘汉年。
事后,毛主席也亲自发文辟谣。
那么,潘汉年到底有没有跟汪精卫见面?他为什么要跟汪精卫见面?
汪精卫,人人得而诛之的汉奸卖国贼,以至于死后还被掘坟鞭尸。
他虽然也曾有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情壮志,却在日本侵华后迅速倒戈,成了日寇扶持的“傀儡王”。
潘汉年跟汪精卫扯上关系,还要从李士群说起。
抗战时期的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汉奸特工机构所在地,人称“76号魔窟”。
“大魔头”便是曾经的中统特务,汪精卫的心腹:李士群。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刺探日伪情报,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接近李士群等汉奸。
潘汉年是我党著名的“情报专家”,30年代初,调任中央特科,接替陈赓担任情报科科长。
1939年初秋,潘汉年先在香港组建华南情报局,又奉命在上海组建情报工作网络。
此时的上海已成“孤岛”,情势十分复杂,也是获取各种情报的重要窗口。
这里既有日伪盘踞,又有国民党势力林立。
潘汉年作为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既要与日伪作殊死斗争,又要善于利用矛盾,伪装自己,周旋于魔鬼之间。
潘汉年先让袁殊进入日伪特务机关潜伏,接着安排中共党员关露安插到李士群身边。
潘汉年还亲自去李士群家做工作,与李发生直接联系,并通过袁殊、胡均鹤等保持与李士群联络的渠道。
1943年有迹象表明,日伪正在调集重兵,欲对我新四军展开大规模“扫荡”。
新四军非常需要日伪“扫荡”的确切情报,潘汉年心想:既然是日伪联合,那么可以从李士群身上入手。
李士群是个“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的人,他一直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潘汉年向华中局申报,经过书记同意后秘密潜入上海,准备与李士群见面。
请君入瓮,大汉奸的惊天阴谋!1943年,上海,潘汉年对胡均鹤袒露了此行的目的:“这次来,我想跟李士群见一见!”
胡均鹤如实说道:“李士群目前不在上海,而在苏州,要跟他见面,恐怕只有到苏州去。”
说罢,两人一同启程去了苏州。
然而,李士群的家人却说他不在苏州,而在南京。
要不要去南京,成了摆在潘汉年面前的大问题。
潘汉年作为情报工作负责人,亲自去“汪伪”老巢,显然是不适宜的。
如果被国民党获悉,他们会以大造舆论,使组织陷入被动;
如果返回上海或淮南根据地,那么他与李士群的情报关系就将宣告结束,这不仅会影响以后的情报来源,就目前新四军急需的有关“扫荡”情报也无法从李士群那里搞到了。
潘汉年权衡再三,一咬牙,一跺脚,龙潭虎穴也要闯上一闯。
到了南京后,潘汉年还是没有见到李士群。
“76号”的另一头目杨杰告诉潘汉年:李士群去见汪精卫了。
杨杰开始“自作多情”的给潘汉年介绍在场的大小汉奸,并称潘汉年为“萧先生”。
杨杰的举动,让潘汉年开始意识到了不对劲。
见到李士群后,他一个劲儿地“畅谈”当前形势,极力渲染日本人和重庆方面正在进行的所谓“和平运动”。
说到最后,他叹口气,道:“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这话一出口,潘汉年马上就明白了一切。
从上海到苏州再到南京,李士群绕来绕去,就是为了安排潘汉年跟汪精卫见面。
李士群为何要煞费苦心的安排这场见面呢?
原来,日本人对他的表现早有不满,一直想除之而后快。
李士群想活命,只能抱紧汪精卫这条“大腿”。
为了邀功,展示自己的重要性,李士群这才想到了潘汉年。
要不要见汪精卫?潘汉年的心中极度纠结。
事已至此,向上请示怕是来不及。而果断拒绝,不但会激怒李士群,还会让刺探“扫荡”情报的任务落空。
一番思考过后,潘汉年只能硬着头皮去闯一闯。
潘汉年跟汪精卫,都说了什么?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来到了汪精卫公馆。
尽管潘汉年自称是“萧淑安”,但汪精卫还是猜到了几分:“我认识你们毛主席,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后来发生误会了。”
汪精卫大言不惭的说:“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攻府,吸收各党派参加,当然也邀请你们。”
潘汉年听不下去了:“我们是不会参加的,来的也是假的!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表示:“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精卫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则表示:“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可以说,潘汉年此次的南京之行有礼有节,没有失去立场和原则。
随后,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回到上海。
在那里,他又与李士群见了两次面,并在四川北路一座日本军官公寓里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作了一般性的交谈。
潘汉年千错万错,不应该不向上级汇报。
回到新四军华南局,潘汉年只向局长说明了刺探出的情报:日军不会对新四军有大动作,对于与汪精卫见面,却是只字不提。
至于潘汉年为何要隐瞒行程,有人说是害怕书记发火,想直接向延安汇报;也有人说,是担心擅作主张,被追究责任。
潘汉年想瞒,可有的人不想瞒。
汪精卫“往自己脸上贴金”似得大肆渲染与潘汉年的见面过程,在南京闹得满城风雨。
紧接着,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也像抓住“把柄”似的,大肆攻击。
对于潘汉年,毛主席是绝对信任的。
潘汉年去南京,毛主席是完全不知情的,自然认为是国民党在造谣。
毛主席出面为潘汉年辟谣:中央确实没有派任何人去过南京,更没有派人秘密会见汪精卫,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方面情报。
如果潘汉年此时及时向毛主席坦白,一切都来得及。
1945年的延安会议上,有人举报潘汉年“在敌占区可能有问题”。
毛主席因此在接见潘汉年,对他表示极大的信任,认为是举报者不了解敌占区的工作。
在这种情形下,潘汉年话到嘴边,终于还是咽了下去。
就这样,他失去了最后一次坦陈心事的机会,也给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但是,这个秘密如同大山一般压在潘汉年的心底,让他透不过气。
最终,潘汉年向陈毅坦白了事情原委。
毛主席得知后勃然大怒,批示道:“此人从此不可信用。”
接着,毛主席发出手谕:“立即逮捕潘汉年。”
罗瑞卿亲自带人,在北京饭店抓捕了潘汉年,并送入功德林。
1963年6月,潘汉年一案作出审判。
宣判后一个月,潘汉年出狱,与妻子共同被安置在团河农场。
1965年,潘汉年被假释,按八级干部待遇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享有自己的厨师和服务员,可以自由活动,可以进城探亲访友。
遗憾的是,1977年潘汉年因肝癌,在长沙病逝,享年71岁。
1982年,在陈云、李先念的推动下,中央下发文件: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
如果潘汉年在见完汪精卫后能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
毛主席给过他两次机会,可他都没抓住。
参考文献:
王凡.潘汉年与汪精卫南京会面的历史真相(上)[J].党史博采(纪实),2013,(04):52-56.
王伟.潘汉年会见汪精卫之谜[J].党史文苑,2005,(15):44-46.
《世纪》杂志 | 潘汉年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之谜 来源: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