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国策，它取缔了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不再以士族门第为选才依据，打破了桎梏中国数百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现象。布衣学子十年寒窗，也可高居庙堂，科举呈现出的生气勃勃，使得中国的文化发展进入黄金时代。

对于天下学子和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说，科举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创举。但是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生成的特殊产物，其自身的弊端也是根深蒂固。可以说，科举自创立起，其根本目的并不是为国取才，也不是化育天下，而是乾隆皇帝曾经提到过的四个字“牢笼志士”。

志士，是指天下读书人，而牢笼，则指的科举。科举又称恩科，顾名思义，是指皇帝施恩于天下士子，目的是结天下读书人以欢心。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则是用“学而优则仕”的家国情怀，和高官厚禄的名利诱惑来收买天下文人。

明清两朝的科举，就是证明这种说法最好的例子。宋朝王安石“废诗赋取经义”，将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在儒家学说的条条框框内。明朝开国后，明太祖朱元璋改革科举，延续了宋朝的取士标准。到了明宪宗时期，再次将科举考试内容的格律形式固定，使其“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股取士。

八股文简单来说，就是规定考试文章的段落、格式、行文风格，内容更是限制在四书五经之中，观点还必须和“朱圣人”朱熹相同，不得“自以为是”。八股文的出现，让明清之际的读书人陷入了专研章句，白首穷经的死循环，整日里苦读圣人言论，自己却无半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见。中国这一时期的科学、艺术发展因此受到了严重限制，逐渐落后于世界。

八股文改革，其实才真正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于科举的利用目的。他们不需要博览群书，志在四方的才俊。只想天下读书人都进到八股的牢笼里，不异想天开，更不要被“歪门邪道”所蛊惑。读书人安定了，天下就安定了，剩下的一些草寇之流，因为其自身格局和视野的局限性，也掀不起风浪。

所以明清之际，无论是李自成还是洪秀全，都是落第举子，而他们起义的部下，又多为穷苦农民。这两次起义的失败，根源都在农民起义自身的局限性。这也直接证明了，大多数读书人，都以仕途为人生第一追求，并不会跟着反对封建统治阶级，这就是“牢笼志士”的成功之处。

朱元璋时期的南北榜案也是一大例证，明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首批录取51人全为南方人，引起北方学子的大为不满。元末明初北方战乱频繁，而南方相对安定，特别是江浙、安徽等江南地区发展更是举全国之首，所以南方学子录取率达到百分之百，其实并不难理解。

朱元璋的处理很聪明，再加考一场，所录取61人全为北方人。这一南北榜，安抚了读书人，也解决了战乱带了科举不公平性，朱元璋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南北榜案的背后，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榜案初期，朱元璋为了平息北方学子的怨气，不仅严惩了主考官员，还将首榜高中状元陈安阝、探花刘仕谔试卷复审，以“不行明白，用笔批直，有惑圣览”的莫须有罪名发配从军，他们也后来都因此丢了性命。

很明显，朱元璋在人才和江山稳定前，毫无犹豫地牺牲了前者，这就是封建王朝的无情所在。它的存在合理，但是可悲。明清两朝的文字狱也是如此，都是通过强硬的屠戮来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而牺牲的依旧是无辜的读书人。

“牢笼志士”就是一张围困了中国读书人千年的网，但是对于读书人来说，他心甘情愿钻进去，周瑜打黄盖。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流淌的血液，至于取士的目的和方式，或许根本不重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解的阳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