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根据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李植在知乎发表的文章介绍，北京大学现在进出校门要刷脸，但是他没有授权学校使用他的人脸识别信息，刷不了脸，进出学校需要门卫查验工作证后放行。因为查验工作证经常需要耗时十几秒时间，他往往直接跨过闸机栏杆就进去了，门卫大都认识他，一般不会拦截。

随着李植有关进出北大校门的文章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大学校园该不该开放”的话题，再度成为社会舆论热议的话题。

五年前，全国各地高校百分之九十是实行自由出入制。随着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各高校预约制开始实施。然而，疫情结束已经一年了，各地高校门卫管理“预约制”却一直在延续至今。笔者认为，为什么进入高校“预约制”为什么没有被取消，这一现象就是活生生的官僚主义思想主导下，形式主义在“惰政”上具体表现。

我们一直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而高校门卫限流，出入“预约制”则是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方”，与社会基本论调对立。试想，如果政府部门、企业、医院等各个单位机构都像高校实行预约制出入常态化，则整个社会就处在“围墙”之中，哪里还有社会的安全感？社会怎么能够交流进步？说白了，高校出入“预约制”，就是“围墙文化”的遗留下来的一块大“毒瘤”。

一、“预约制”在高校盛行，是官僚主义的表现。“预约制”是疫情时期的产物，高校以“安全为由”依旧延续至今，正是“领导”官僚主义的典型思维。官僚主义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疫情期间的预约制，不能随着社会形势而改变，一纸命令，领导说了算，怕担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领导们不能放下架子，倾听民声民意，研究“命令”以自保为主题，让“文牍”难以更改。

二、“预约制”在高校盛行，是形式主义的表现。从表面来看是某些领导对学校“安全”负责的责任性强，实际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预约制”从表面来看可能会减轻学校安全管理压力，但给诸多社会活动带来诸多不便，阻碍了社会进步。用轰轰烈烈的“门卫制”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安全主任制，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矛盾和问题，其根源是领导固步自封的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进而脱离现实社会，浪费社会资源。

三、“预约制”在高校盛行，是保护式主义的表现。以“安全”为由，看似“保护”了本单位的“安全”等利益，其实是以牺牲社会“大利益”为代价，获取本单位“小利益”。法律赋予高校有“预约”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是否被扩大化，很显然，就中国目前的法制水平来看，尚不能系统、准确地回答该问题。因而，这种保护主义形式的围墙文化“毒瘤”，不能一时间根治剔除。

结论

高校出入“预约制”只是这个社会的一面，它在其他单位企业等公共场所大量存在，这种“围墙文化”的遗瘤根深蒂固。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预约制”却是社会在倒退的“围墙文化”的大“毒瘤”，拆除“围墙”、打破“门卫制”，需要更多“围墙里的人”觉醒。铲除“毒瘤”、创建和谐社会，任重道远。

（文：社政君//网络图片，侵权立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