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阶段。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为中国赢得了瞩目的同时，也招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质疑。

为什么在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却被许多国家视为“挑战者”？

为什么一边是经济合作的繁荣，一边却是地缘政治的摩擦频发？

1986年，中国提出恢复“缔约方地位”的申请，开启了漫长的“复关”和“入世”谈判进程。

从申请之初，中国便面临了种种挑战，包括国内外的广泛质疑和关切。

国内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在不牺牲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前提下，调整国内法律、经济政策以符合WTO的要求。

而国际上，其他WTO成员国对中国的经济体量和潜在的市场影响力持保留态度，担心中国的加入可能会改变现有的国际贸易平衡。

面对这些复杂的技术性和政策性问题，1995年，龙永图被任命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首席谈判代表。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龙永图和他的团队进行了无数次的谈判，与世界各大经济体的代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博弈。

每一次谈判，中国团队都需精心准备，详尽分析各种可能的经济模型和市场开放情景，确保能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最大程度上满足WTO的入会标准。

谈判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议题是如何逐步开放中国的市场，特别是服务业和农业，这两个领域在中国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直接关系到成千上万的就业和地方经济的稳定。

龙永图与团队在这些议题上展现了极大的策略灵活性，提出了一系列分阶段实施的方案，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逐步适应国际市场的规则。

2001年11月10日，是中国“入世”谈判历程中的重要一天。

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上，经过最后一轮激烈而紧张的谈判后，大会主席，时任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卡迈勒，宣布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议。

加入WTO后，中国以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履行了自己的入世承诺，这一系列举措显示了中国对国际规则的尊重和兑现承诺的决心。

2004年7月，新外贸法正式实施，比原计划提前半年放开了外贸经营权。

通过这一政策改革，许多原本受到严格限制的民营企业和个人开始获得直接从事外贸活动的资格，使得中国的外贸主体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与此同时，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开放速度同样惊人。根据入世时的承诺，中国允许外资企业在证券公司中占据最高三分之一的股份，而这一承诺在短短一年内就得以实现。

在关税改革方面，中国展现了超出预期的决心和效率。

入世时，中国承诺将关税总水平降至9.8%，但实际上，中国最终将关税水平大幅降至7.4%。

关税的降低直接提升了进口商品的竞争力，使中国市场更具吸引力。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更强的国际竞争压力，但这也促使国内企业加快了技术升级和转型步伐，从而推动了整个产业链的优化。

除了履行直接的入世承诺，中国还在对全球经济的支持方面采取了积极行动。

针对最不发达国家，中国提出了出口产品零关税的政策承诺，覆盖了97%的出口产品。

这一措施在国际范围内极为罕见，因为即使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未能提供如此广泛的优惠待遇。

这些政策的迅速落实和卓有成效的执行，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全球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加入WTO后，中国的出口和进口总量持续攀升，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扩大开放，不断优化国内市场环境，为外资企业创造了更多机遇。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然而，这种崛起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和愈加尖锐的国际矛盾。

经济上的腾飞，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和产业链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其成为一些国家警惕和针对的焦点。

在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中，中国与美国、欧盟的关系无疑是影响全球格局的关键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和技术实力的迅速崛起，美国对中国的关注与日俱增。

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主导者，美国始终对任何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力量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其经济体量的扩张和全球影响力的上升，自然成为美国最直接的关注对象。

具体而言，美国多次通过贸易制裁和技术限制，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

例如，在科技领域，美国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实施出口管制，限制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发展。

此外，美国还通过调整关税政策，增加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试图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

面对这些制约，中国不得不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在国际谈判桌上寻求更多平等和开放的合作机会。

与此同时，美国还拉拢其传统盟友，共同对中国施压。

例如，日本在许多区域性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无论是技术合作限制还是供应链调整，都与美国步调相符。

越南和菲律宾也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与美国的配合态度，不断通过加强军事合作或发表强硬声明，增加中国在该地区的外交压力。

即便是一些与中国曾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也因为各种外部压力或战略利益的考量，逐渐在关键问题上与中国保持距离。

以欧盟为例，尽管其在经济上与中国有着广泛的合作，双方在绿色能源、贸易等领域的交流也日益深化，但在某些核心议题上，欧盟对中国仍持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

例如，欧盟国家在技术出口和投资审查方面采取了更严格的政策，尤其是在涉及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时，往往会对中国企业设置更多障碍。

龙永图曾用“大国崛起的烦恼”一语，精准地概括了中国当前的国际处境。

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须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努力寻找与外部世界的平衡点。

这种平衡并不容易，因为每一个决策都可能牵动多方利益，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

在第二届“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2023研讨会”上，龙永图的发言涵盖了当前国际局势的多个关键维度。

他从国际形势出发，指出了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全球格局中的常态，尤其是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

龙永图认为，降低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需要从元首外交的成果入手。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持续推动元首外交，通过高层次的对话和接触，建立和强化了与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的沟通渠道。

在谈到全球化问题时，龙永图表达了他一贯的立场，即中国需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政策。

他指出，全球化的未来正在面临两种模式的竞争：一种是以市场和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另一种则是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全球化。

他认为，后一种全球化模式往往带有排他性，容易造成新的分裂，而基于市场和规则的全球化更具包容性，能够实现更加广泛的合作。

龙永图特别提到了中美关系这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关键议题。

他指出，中美关系的竞争态势近年来更加明显，尤其是在经济、科技、地缘政治等领域。

但他也同时强调，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可忽视，这种关系已经深深地交织在全球经济和产业链中。

无论是贸易、投资，还是人文交流，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都已经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网，这种关系决定了两国无法简单地脱钩或对抗。

龙永图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他认为，尽管双方在某些领域存在矛盾和冲突，但通过对话和合作，仍有可能找到共同利益的契合点。

他特别指出，中美关系的改善需要以务实为基础，双方应该更多地关注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不是被意识形态的分歧所绑架。

他呼吁通过双边和多边的机制，推动中美关系在务实合作中走向稳定。

在谈及中国的应对策略时，龙永图提出了两点关键建议。

首先是继续推动经济发展。通过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拓展国际合作，中国能够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其次是确保社会的稳定。

龙永图还指出，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有长远眼光。

不仅要关注短期利益，更要在多边贸易、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中扮演积极角色。

他最后总结道，中国的崛起离不开全球化，而全球化的未来也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需要以开放和务实的态度，推动自身发展和全球合作的良性互动。

参考资料：[1]杜晓君,唐晨曦,祁乔,冯飞.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政治”双重逻辑[J].南方经济,2024(8):9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