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央还有一个杀手锏。”

徐向前元帅晚年回忆西安事变时，曾说过这样的话。

在他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里，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发生前，我党我军为了摆脱长征之后的困境，重新制定了新的计划，准备进行第二次长征。

后来，由于大环境发生了变化，西安事变实现了国共共同抗日，原来制定的计划作废。

中央为什么决定进行第二次长征？哪些现实因素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一、红军在陕北陷入困境，计划“第二次长征”

红军于1936年在陕北胜利会师，对我党和红军来说，是迎接新希望的开始。

事实恰恰相反，很快面临着意料之外的挑战。

首先面临的是补给问题。

物资匮乏，粮食短缺，红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即便是我军响应中央号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陕北贫瘠的土地，也很难养活数万人。

此外，华北事变之后，日军在我国的侵略行为进一步加速，红军依旧是他们重点打击的对象。

而此时的蒋介石，心思并没有放在抗日上，而是打算趁火打劫，收编红军。

蒋介石与苏联搞好关系，计划联手苏联，一起牵制日军。

苏联从中斡旋，蒋介石与我党的关系曾出现过短暂的缓和，先后在莫斯科、上海和南京等地与中共商议军队整编，一起抗日的事情。

他打着合作抗日的旗号，与中共代表谈判，实际上的目的是要收编红军、消灭红军。

我党愿意与国民党谈判，而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方面却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

陈立夫在与中共代表潘汉年谈判时，提出要求红军要配合蒋介石的调遣，执行蒋制定的军事行动。

陈立夫认为，为了便于作战指挥，中共要取消政权和对军队的指挥权，红军只留三千人，师以上级别的将领服从安排出国考察。

此外，陈立夫还提出必须要让周恩来前去上海跟国民党进行谈判，否则谈判终止。

陈立夫及国民党代表提出的各种无理要求，均被潘汉年等中共代表严词拒绝了。

经过这次谈判，我党再次意识到，联合抗日，很难很实现。

国民党抗日态度不明确，我党为了在西北形成抗日局面，制定了宁夏计划。

计划的大致构想是，打通与苏联之间的联系，便于就近获取苏联军队的支持。

一方面，可以抗击西北的日军，另外一方面，也有助于巩固我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根据地。

宁夏计划还未实施，红军在大西北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了。

蒋介石调兵遣将，对大西北进行了重新布局。

大西北除了有“西北王”胡宗南率领的国民党嫡系部队，还有毛炳文第37军、陆军上校王均第2军。

为了彻底消灭红军，杜聿明和关麟征也率领大军赶来，控制了西安到兰州一带的交通。

关麟征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突袭了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被打散了，分成东西两个部。

其中，徐向前和陈昌浩立即改变先前的作战计划，带领河西的红军，改编为西路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作战。

位于河东的红军，处境也不是很好，被国民党的军队挤压到了陕西的西北部和山西南部的运城一带。

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大西北的关键作战地区，要想再次摆脱国民党的势力，中央决定红军再次长征。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到，陕北红军处境异常艰难，中央放弃宁夏计划，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第二次长征计划。

计划红军首先占领甘肃东部的合水、宁县等地，接着穿过陕西，渡过黄河，之后，甩开国民党、日军等阻力，前往皖鲁；

再次南下，到鄂豫皖地区；接着往西北方向的豫陕鄂交界地，最后到达大西北。

这个长征计划，是从大西北出发，绕一圈之后，再回到大西北。

与之前那次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相比，则更为艰难，深入了国民党、晋军还有日军的腹地，每走一步都要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杀。

二、山城堡战役，加剧张学良抗日决心

第二次长征计划没有实施，主要是局势发生了变化。

国民党军队越来越猛烈的攻势，尤其是胡宗南的军队，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红军的生存。

1936年11月，胡宗南部的78师轻敌冒进山城堡地区。

朱德派出一部分军队，牵制国民党的军队，同时，与东北军取得联系。

东北军第67军，在张学良的指示下，按兵不动，为红军全力以赴反击胡宗南部创造了条件。

彭德怀作为前敌总指挥，率部从东、南、北，这三个方向进入山城堡，成功歼灭了国民党78师。

这场战役持续6天，规模不大，可是意义重大。

此战不仅打击了国民党在大西北的势力，为红军赢得了喘息机会，同时，也暴露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并未如外界看到的那样亲如兄弟。

在战役打响期间，胡宗南率部积极追击红军，同时他还想拉着东北军王以哲部跟着他一起参战。

不过，王以哲只听从张学良的指挥，找各种理由，搪塞胡宗南。

后来，胡宗南被困在了山城堡，向王以哲发出求救，他也是找理由拒绝帮助胡宗南。

直到蒋介石亲自下令，王以哲不想给张学良添麻烦，被迫出兵，行军速度很慢，走走停停。他还没赶到，战争已经结束了。

战后，蒋介石大发雷霆，批评王以哲和张学良，要求东北军去迎战红军。

王以哲再次被迫带着67军出征，途中，他受不了蒋介石频繁电令，直接下令将电台关闭，导致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只好通过空投的方式，向他下达军令。

王以哲敢违背蒋介石，离不开张学良的支持。

我党曾私下与张学良多次进行沟通，希望东北军与红军尽可能团结国民党军队，一起建立大西北抗日统一战线，可是，国民党眼里始终容不下红军。

因此，我党为了保存实力，决定第二次长征，并把这个计划告知了张学良。

张学良当时以自己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了解，建议红军继续暂留在原地，再熬一两个月，等待西北局势变动。

中央接受了张学良的建议，推迟长征计划，命令李富春等人军粮，以确保位于河东的红军熬过等待期。

因此，在整个山城堡战役期间，王以哲始终反抗国民党的指挥，甚至非常期待张学良曾跟他说过的，“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扣蒋、‘逼蒋抗日’一条路”这个计划早一点实现。

三、西安事变，带来一系列的转变

这年12月12日，张学良联合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要求国民党积极抗日。

事变推动了国民党与我党合作抗日的积极性。

1937年2月，我党公开向国民党致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表达了我党愿意合作抗日的诚意。

7个月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回复中共的回电内容，标志着国共合作抗日正式开始。

红军不必再次进行二次长征，可以继续留在陕北，同年8月，接受改编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

10月，一直在南方打游击的队伍被改编为新四军，也投入到抗日战争中来。

在国共合作期间，我党率领的军队，得到了人民的认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为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安事变，带来的变化，除了这些，还有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人生被改变了。

杨虎城被关押，于1949年9月6日，国民党逃离重庆之际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张学良自1936年12月25日，与周恩来总理在西安机场握手告别后，人生从此失去了自由。

我党一直记得张学良做出的巨大贡献，毛主席称赞他是“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周总理说他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到了1991年，邓颖超得知张学良重获自由，写信邀请他，抽空回大陆看看。

遗憾的是，直至2001年张学良逝世，也未能回到大陆看看。

总结：

西安事变，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抗日局面、政治格局，也改变了红军的命运。

而在事变发生之前，我党制定的第二次长征计划，虽然没有实施，但是我们根据长征的路线，可以看出，我党我军在身处困境的时候，依然积极抗日，积极团结一切力量抗日。

参考资料：

1.红色文化网：《齐得平：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究竟奉谁之命？》，2024.3.14

2.郝银侠,刘幸兴.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博弈[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7(04):61-64.DOI:10.13467/j.cnki.jbuss.2017.04.09.

3.曾德刚.西安事变后军统对张学良与杨虎城的监视[J].百年潮,2017,(06):42-46.DOI:10.16624/j.cnki.11-3844/d.2017.06.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