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回首自己自己13年的坎坷婚姻路，李红不禁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13年，自己从年轻貌美到红颜暗老，而丈夫余秋雨从一个一贫如洗的穷小子摇身一变为今日的文坛巨匠，如今自己形单影只，而前夫却佳人在侧，这样的对比让李红怎能不遗憾。
思来想去，她提笔写下《我的流氓前夫余秋雨》一文，既是对过往婚姻的总结，也是对前夫所作所为的控诉。为什么曾经同甘共苦的夫妻如今却形同陌路？这段婚姻悲剧到底是谁造成的？
情窦初开，所托却并非良人1951年，李红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教师，从小在书香门第长大的她深受父母影响，希望自己以后可以嫁给一个有书卷气的男子。李红容颜姣好，性格开朗，能歌善舞，从小就对表演有着深厚的兴趣。
在她23岁这年，自学成才的李红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考进表演系。就是在这里，命运的齿轮缓缓转动，推动着李红一步步走向了自己不幸的婚姻。
彼时，余秋雨刚结束自己的下乡活动，得以重新调回上海戏剧学院担任助教，负责当年的招生考试工作。在面试当中，谈吐得体、落落大方的李红一下子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本来希望李红成为自己的学妹后两人再进一步了解，谁知余秋雨去询问招生结果时，却发现李红并没有被录取，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虽然李红的专业素养排名前几，但由于李红家庭中没有从事艺术工作的，再加上李红是自学的表演理论，所以便被一些要求严苛的老师给淘汰了。
得知事情真相后，李红并不认可自己被淘汰的理由，前往招生处找人理论，却正好碰上余秋雨。李红在评委老师面前侃侃而谈、有理有据的样子加深了余秋雨对李红的好感，但是标准就是这样，李红还是被淘汰了。正当李红内心十分失落时，气质儒雅的余秋雨出现在她面前并且细心地安慰她，这显然符合李红的理想型。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余秋雨经常去找李红谈天说地。二人都喜欢阅读，喜欢艺术，有许多共同点，所以聊起来十分融洽。而在聊天过程中，李红又被余秋雨身上那种同龄人没有的深沉内敛的气质所折服，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在二人恋爱期间，余秋雨给李红写了许多缠绵悱恻的情书，在无数个期待见面的日子里，李红就在一遍遍的翻看这些情书，只是那样浓烈的爱意只在恋爱之时才有，此时的她又怎会预料到，有一天这些情书会成为诛心的刀子，迫使两人分道扬镳。
一意孤行结婚，生活艰难当二人谈了几年后，便自然而然地提到了结婚的问题。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李红的父母，二老不认为余秋雨是个值得托付的对象，一没房二没钱，也不是上海本地人，而且余秋雨曾因为敏感问题被下放至农村，最近才返回上海任教。
最重要的是，李红对父母说，自己结婚后愿意回归家庭当家庭主妇，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这对辛苦培养李红成材的二老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看到女儿为爱痴迷至此，李红的父母对余秋雨更加不满意。
但是，千金难买人乐意，李红被爱情的甜蜜冲昏了头脑，不顾父母的阻拦也要和余秋雨结婚，甚至对父母说出了“我就是死也要嫁给余秋雨”这样的话。
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该说的都说了，依然劝不回李红那颗执着的心。二老气的直接放任不管，认为女儿在外面吃够了苦，才会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对她好。
没了父母的阻拦，1979年，李红顺利与余秋雨在上海结了婚。没有资金，那婚礼就从简举行；没有住处，那就租一个简陋的住房。据李红回忆，她与余秋雨的婚房仅仅是一间狭窄的卧室，没有厨房，没有独立厕所，里面一半还要留出来放书，剩下的空间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床和两个凳子、一张桌子。
那时余秋雨仍在上戏执教，李红为了赚钱贴补家用去了一家棉纺织厂当工人。夫妻二人常常是白天各自在食堂吃饭，晚上回到家才能见面。
而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余秋雨往往是聚精会神地创作，而李红则要抓紧时间洗漱睡觉，否则第二天会没有精神，这就导致夫妻俩根本没什么相处空间，连对话也少得可怜，根本不像是正常的夫妻。
当爱情的风花雪月遇上生活的鸡零狗碎、柴米油盐，往往是一地鸡毛。结婚后不久，生活就向李红露出了残酷的本来面目，由于昼夜伏案写作，作息不规律，余秋雨在1983年患上了肝炎，严重时根本无法上课，只能在家卧床休息，而1984年女儿的出生则使本就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
治病要花钱、养孩子要花钱、抓药要花钱，生活的巨浪层层向李红打来，而她除了咬牙死撑，别无他法。
但小孩子的出现也改变了李红父母对这个小家庭的态度，毕竟是自己从小养到大的女儿，说再也不管那是气话。李红无法兼顾工作与家庭，女儿只能长期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为了省一点食堂的钱，李红往往是在父母家吃完饭再带一份给余秋雨，然后紧赶慢赶地回到厂里上班。
在这段最艰难的岁月里，李红往往是医院、家、工厂、父母家来回跑，有时候连水都没顾上喝一口就得赶紧出门，凭借自己微薄的工资和父母偶尔的接济苦苦支撑这个家。
李红生性要强，她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有些心疼丈夫，遇到难得的肉、蛋类，自己不舍得吃，要带回家给余秋雨吃。她相信凭借余秋雨的才华，所写出来的书一定会大卖，余秋雨一定会出人头地。她坚信着，也日复一日的坚持着。
丈夫声名远扬，却成为婚姻破裂的开始余秋雨并没有辜负李红的期望，在肝炎好后就一路晋升，在短短几年内由教授做到了院长，在1985年成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只是孩子在慢慢成长，父母也日益年迈，物价只升不降，日后的花销只会多不会少，而夫妻二人的薪水根本没有办法支撑下去。想了又想，李红听说深圳那边赚钱机会多，工资也高，决定去深圳那边找份工作。
余秋雨想要阻拦，他认为以前妻子和自己对孩子缺乏陪伴，如今孩子慢慢长大，正是需要父母教育的时候，妻子的离开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而李红想得很清楚，她眼含热泪问出了一句“如果我不去，这日子以后怎么过呢？”余秋雨沉默了，显然他也清楚家庭经济情况，而自己需要写稿，没办法照顾孩子，无奈之下，只能继续将女儿交给李红的父母照顾，李红则背上行囊，踏上了南下的旅途。
只是，求职生涯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如意。虽然深圳遍地是黄金，但李红过往的工作经验少的可怜，没办法适应那些大企业的需要。
为了生活，李红当过送水员，推销员，保洁员，她推着那些沉重的水桶走街串巷，忍受着冷脸与厌烦一遍又一遍地推销企业的产品，穿梭在不同人家、不同房间之间打扫卫生，拿着少得可怜的薪资还要分成几份，一部分邮回上海。
最后，李红还是回归了老本行，在一家棉纺织厂当工人，一个月工资600多块。李红最盼望的：一是丈夫来信的日子，她可以从信中了解丈夫、女儿和父母的近况，只是后来余秋雨的信却愈加少了；二便是发工资的日子。
一拿到工资，李红往往是自己仔细点上几遍，确认无误后只给自己留下40元，剩下的全部邮回去贴补家用。
在那些苦难的岁月里，李红最欣慰的就是丈夫的书逐渐声名鹊起，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余秋雨，称赞余秋雨。听着那些夸赞丈夫的话，李红往往笑得最开心，仿佛自己与丈夫同享荣光。只是她却没想到，这是她噩梦的开始。
回上海发现端倪，婚姻破裂1991年春节期间，李红本来是要和余秋雨一块儿回他的老家浙江过年的，但是李红还没有离开深圳就生了一场病。她打电话跟余秋雨诉苦，表示自己不能陪他回家了，却只换来对方一个冷漠的“哦”字，随后电话便被挂断。
或许是女性天生敏锐的第六感，李红从丈夫日益减少的信与电话，以及日益冷漠的反应中推断出：丈夫可能已经移情别恋了。
于是，在余秋雨回浙江的几天后，大年初三这天，李红匆匆收拾了行李，回到了上海两人后来住的地方。
越是靠近家，李红的心就越慌得厉害，她不敢去赌这个可能性，却也大概猜出了自己可能会面对什么。
打开房门，空荡荡的桌子上赫然摆着一封未写完的情书，遣词造句较自己当初收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是想到李红不会回来，余秋雨甚至不屑隐藏，那封情书就放在开门可见的地方，嘲笑着李红的天真。
原来，在李红南下这段时间，40多岁的余秋雨遇到了二十多岁正值青春的马兰，二人都喜欢黄梅戏，都热爱文艺理论，马兰就像是当年初遇时李红的完美复刻，余秋雨爱上了马兰，并说出了“我觉得你成为我的妻子，应该很不错”的话。
李红仿若受到晴天霹雳，她悄悄看了马兰的照片，年轻貌美、自信大方，反观自己，在日复一年的操劳中生出了白发、鱼尾纹，手指变得粗糙，身材也不再苗条。
在感到苦涩的同时，李红还想为了女儿再争取一次。只是，李红左等右等，也没等来丈夫的一句道歉或者挽留。她明白：这次他们是再也回不去了。
写在最后1992年，余秋雨发表了轰动全国的《文化苦旅》，也是在这一年，余秋雨和妻子李红离婚，孩子归李红抚养，还是这一年，余秋雨娶了比自己小16岁的马兰，二人生活至今。
作为曾与余秋雨同甘共苦的枕边人，李红在他最苦难的时期给了他坚定的爱与支撑，而在他功成名就后黯然离开。
李红曾为了余秋雨放弃了《春苗》主演的机会，到头来却落得这般结局，也难怪她在《我的流氓前夫余秋雨》中将这次婚姻比作自己“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年少情深也终究是各奔东西，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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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头条@帝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