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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是一个民族的根，如果孩子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还谈什么文化自信？”

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国际儿童院，这却是中国孩子们面对的真实困境。

那是一所专门收留各国革命者子女的学校，可惜，中文课却“缺席”了。孩子们用俄语学习、用俄语交流，甚至连梦里都在说俄语。

这样的情况，偏偏被远在中国的毛主席知道了。他的反应很简单纠偏。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是1936年，毛主席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因战争动荡被送往苏联，进入位于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

他们当时不过十四、十五岁，在那里接受科学文化教育。说是国际化，但这所学校的教学语言只有俄语，外语课也教的是德语。

换句话说，中国孩子们的母语被彻底忽略了。

毛主席得知后，内心很不是滋味。他不只是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位父亲。

对于他母语是民族的象征，是文化传承的桥梁，更是孩子们未来认同自己国家的重要基础。

他给苏联的中共机构发了电报，要求“纠偏”，要让中国孩子们重新学习自己的语言和传统文化。

这条指示让远在苏联的中共同志们忙活了起来。他们四处寻找合适的人选，最终，一个名字进入了视线郑一俊。

这位教导主任，表面看像个苏联人，实际上是地道的河南人。他不仅国学功底深厚，还能把枯燥的经典讲得绘声绘色，孩子们都爱听他的故事。

郑一俊的出现，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转折点。

郑一俊的课，一点也不像传统的古文教学。他擅长将《史记》里的经典桥段变成生动的故事。

勾践卧薪尝胆的传奇，他讲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毛岸英一度被这个故事吸引得不行，甚至课后还追着郑一俊问“为什么堂堂一国之君，会落到这样的地步？”

郑一俊没有敷衍，他把勾践从失败到崛起的整个过程娓娓道来。那一刻，毛岸英记住了这个“忍辱负重”的典故，也埋下了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郑一俊用这些鲜活的历史和文化，悄悄为孩子们铺设了一条回归母语的路。而毛岸英和毛岸青的改变，则成了最好的例子。

毛岸英回国那年是1946年，他已经二十四岁了。久别重逢，父子俩在延安相聚。

毛主席发现，自己这个“苏联回来的儿子”，国学底子居然打得非常牢。他对郑一俊的感谢，也从这里开始。

解放后，毛主席对教育的重视有目共睹。

1949年，叶圣陶受命负责中小学教材的编审工作，提出了“语文”这个学科概念，把“听、说、读、写”统统纳入课程体系。

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版语文教材，正是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完成的。

这本教材不仅融入了革命历史，还强调清除旧社会的封建思想，力图用语言文字培养新一代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对于毛主席教育从来不是一件小事。从1949年到1966年，他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了四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彻底解决了中国儿童的读本问题。

尤其是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出，标志着母语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那一年，全国有5000万小学生成为了批系统学习拼音的孩子。

但历史总是有起伏。

作为毛岸英在苏联的国学老师，郑一俊的贡献不可忽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的名字竟被列入了“里通外国分子”的名单。

这件事传到毛主席那里，他没有犹豫，亲自把郑一俊夫妇的名字划了下来。这一动作，既是对郑一俊的保护，也是对他曾经教导毛岸英的认可。

有人说，毛主席的这个举动，体现了他的感恩之心，也折射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

这种执着，不只是对儿子的要求，更是对整个民族未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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