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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内蒙古27人遇难，其中竟然还包括17名女知青，邓公怒极下令，出动军队严查。
惨案发生在红旗沟农场，遇难者中，不仅有年迈的老人，甚至连两岁幼童也不放过。经调查后发现，凶手竟然不止一人。
邓公震怒之下，当即派军队强势介入调查，为此中央还发布了新的政策。
凶手到底什么来头，为什么会惊动中央呢？
1983年6月，内蒙古执法大队接手了一桩二三十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棘手案件。
红旗沟农场，27名无辜群众，其中包括工人、知青、农户等，惨遭杀戮。其中17名女知青，死前受到性侵。老人和小孩，凶手也没有放过。
报警的农场工人，原本以为同事们都离奇失踪。直到亲眼见到大家的尸体，他才吓得魂不附体，赶紧联系执法大队。
27条人命非同小可，案发现场由于凶手的暴力破坏，留下的痕迹和线索也十分有限。在刑侦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破案的难度可想而知。
负责人第一时间把具体情况整理成文件，上报给中央政府。而日理万机的邓公，也在6月下旬看到了这份工作汇报。
在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号召广大劳动者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内蒙古竟然出了影响如此恶劣的事件，邓公认为此事应当被当作典型，快速且严肃处理。
他下达命令，派遣军队前往红旗沟，负责案件调查的主要工作。执法大队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负责协助军方工作。
军方介入，邓公的决心可见一斑。调查人员们身上的压力，自然也非同小可。
好在执法人员在案发当天赶到现场时，就控制了在一处爆炸后的建筑物废墟上奄奄一息的于洪杰。
而他，正是这起特大凶杀案的主犯。他的犯罪团伙一共有8人，有人死在了爆炸当中，有人则在犯案之后仓皇逃窜。
军方掌握了一定的信息，便立即对逃离在外的凶手展开追捕。案件的来龙去脉，也随着调查的深入而浮出水面。
这于洪杰从小就是个不学无术的混混，过去就干过不少偷鸡摸狗、坑蒙拐骗的恶事。
但由于未成年，警察也不能对他严厉处罚，只能对他提出批评警告，再送到红旗沟农场来劳动改造。
他顿时感觉自己失了自由，丢了面子，对当地的司法部门便一直怀恨在心。而且，农场里的工人知青也大多不愿意和他这样有前科的人过多来往，这一现实刺激着他敏感又自卑的心理。
既然你们看不起我，那我就要给你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抱着类似的心理，于洪杰慢慢开始构思报复社会的大事。
他不愿意隔靴搔痒般闹出些不痛不痒的小问题，要做大事，就要彻底放开手脚。杀人，是他能想到的最能泄愤的办法。
可农场有这么多人，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恐怕无法成事。第一步，得先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杨万春和韩立军二人，平时经常和他在一起混日子。现在他心中有了如此疯狂的计划，自然得把两个狐朋狗友拉下水。
三人又分别拉了些小弟，组成了一个八人的犯罪团伙。
1963年6月，八个人聚在一家小酒馆，商量他们的具体计划。于洪杰告诉大家，他已经想好了，他要带着大家血洗农场。
放在旧社会，杀人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现在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三十多年，法制观念也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伤人性命就是一件大事。
核心团伙里的另外两个人，对他的计划倒是很感兴趣。其余几个小喽啰，他们胆子不大，不敢冒险。
见状，于洪杰直接抽出一把大刀，用性命威胁他们，逼迫他们点头应承。
6月16日那天，他们拿着刀和棍棒，正式行动。农场的男生宿舍，是他们的第一站。这里住着的几个工人虽然身体强壮，力气不小，但他们没有防备，所以很容易就被制服。
遇到平时和自己有矛盾的工人，于洪杰毫不客气，朝着对方的脖子和心脏抽刀便刺，很快就解决了两三个人。
他们闹出的动静有些大，隔壁有人想过来察看情况，也在半路上被他的同伙拦住，遭到了棍棒的袭击。
农场指导员王化忠是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退伍老兵，反应敏捷，动作也很快。他意识到只有尽快跑回房间拿到枪，才能阻止这些人继续行凶。
只可惜，于洪杰察觉了他的意图，从他背后刺了过去，生生命中了他的脊柱。
一瞬间，王化忠就失去了行动能力。这个面对日本侵略者都不曾倒下的英雄，就这样死在了一群小人手中，实在令人扼腕。
其实平时，他和于洪杰没有矛盾。相反，为了配合组织对对方的改造工作，他这个指导员还主动和对方搭话，了解其劳动情况。
农夫好心伸出援手，最终却还是被毒蛇咬了一口。看着他在地上挣扎至断气，于洪杰发出了不似人声的桀桀笑声。
男宿舍的工人几乎全部被他们杀死，宿舍附近的一个农户家庭也没能幸免。这家人，与他们更加不可能产生矛盾，平时连接触都不曾有过。
可自以为神勇的于洪杰，不会放过他视线范围内的任何一个人。农户家里的老人和两岁多的小孩，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势群体，根本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威胁。
可他还是手起刀落，一个没留。可怜的老人在临死之前，还曾跪在地上，苦求他放过自己的小孙儿。只是与恶魔谈条件，注定不会成功。
解决完一群男人，接下来，轮到女知青了。知青们大多来自城市，有文化、有涵养、有气质，看起来十分美好。
而于洪杰等人要做的，就是把美好亲手打碎。他们把17名女知青拖了出来，残忍地对其实施性侵，最后再将其残忍杀害。
虽然于洪杰早就已经有了杀人的计划，但他与团伙作案的过程还是带有冲动成分。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后果，只顾着发泄自己心中阴暗的情绪。
杀人见血了，团伙中的小喽啰才后知后觉地感受到恐惧。有人趁乱逃走，有人则被于洪杰抓住，逃脱不得。
一地的尸体，浑身上下的血迹，都在告诉他一个结果，他们没有好果子吃。与其落入执法大队手中，不如趁早自我了结，还能保住他们所谓的“英雄颜面”。
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的他，往他们所在的屋子里泼满了汽油，点燃了火柴。
爆炸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他的兄弟被当场炸死，而他因为离门口较近，没有丢掉性命，只是受了重伤。
接到报警信息后第一时间赶来的执法大队把他送进了医院，叮嘱医生权力对其进行救治。他得活着，接受法律的审判。
军方的动作非常迅速，在他治疗期间，他的同伙都相继落网。随着真相的一点点拼凑，大家都在感叹这群年轻人的歹毒用心。
至于于洪杰，他在1983年7月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其余众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惩罚。然而他们的命，却换不回红旗沟农场昔日的安宁，换不回无辜受害者的呼吸。
关注此事的人民群众，听说遇难之人中有抗战老兵，有老人和孩子，听说女知青们遭受的凌虐，都对于洪杰等人唾面大骂。
这起案件引起了极高的社会关注，也让邓公等国家领导人分外重视。
邓公指示，越是关键时期，我们越是不能对社会秩序放松警惕。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一定要严厉打击，从重处理，以儆效尤，劝退潜在犯罪分子。
1983年8月，中央正式发布文件，决定“严打”。各种抢劫、强奸等黑社会团伙，以及流氓、偷盗者等破坏社会治安的群体，都是重点打击对象。
全国各大省份的公安机关，在接到文件之后，立马组织学习中央精神，成立“严打小组”，开展日常巡逻、定点排查、重点筛查、精准打击的转账行动，不给犯罪分子留下喘息机会。
见到如此大力度的执法行动，一些心怀不轨之人，也不得不放弃侥幸心理，重新走上正路。
每一年的特定时间，执法界的重大战役都会打响。不少警察牺牲在了执法一线，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换来了河清海晏的明天。
在工作总结和部署会议上，邓公说：“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他们制造的是相当具有破坏性的敌我矛盾。不用跟他们讲人道主义，因为在我们中国，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才是人道主义。”
而关于严重程度的划分，则需要一线工作者来谨慎把控。一直到2001年，“严打”行动才算是画上句号。
内蒙古红旗沟农场的多人遇难惨案，拉开了全国整肃社会秩序的行动的序幕。毫无疑问，这起案件是惨痛的。不过它带给政府和人民的思考，却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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