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人心中，新四军与八路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窘迫。

但新四军中却有一支特别的队伍，令人刮目相看——新四军第七师。

第七师活跃在皖中、皖南、皖江一带，斗争之艰苦，战绩之辉煌，难以尽述。

更令人叹服的是，这支部队不仅能自给自足，还以其独特的经济能力，在敌后环境中逆境求生。

他们生产粮食、经营手工业，硬是撑起了自己的后勤体系。

不仅如此，他们还源源不断地为中央与地方提供经济支援，兼顾前线与后方。

新四军第七师有多富？养20个甲级师，一年上缴20万两黄金

新四军第七师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火肆虐中华大地。

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毅然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与国民党暂时合作，成立新四军，将南方八省的游击健儿整编为正规部队。

可是，这支年轻的军队自诞生起便面临着人枪比例失衡的难题，武器装备的匮乏成为其战斗力提升的顽疾。

国民党对新四军采取种种限制措施，甚至区别对待，进一步加剧了其装备不足的困境。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公然取消新四军番号，污蔑其为“叛军”，甚至调集军队围剿，致使新四军陷入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打压中，生存环境异常艰险。

困境之中，新四军发扬了共产党军队一贯的优良传统——靠缴获敌人武器壮大自己。

这种以战养战的策略，使得新四军在夹缝中求生，越战越强。

在这片战火连天的土地上，新四军第七师崭露头角。

皖南事变后，该部作为重组后的主力之一，由张鼎丞（未到职）任师长，曾希圣任政委，李志高任参谋长，总兵力不过三千余人。

其根据地虽起步晚，起初力量薄弱，却因坚持隐蔽发展方针迅速壮大，在党的建设、地方政权建设及军事发展等方面，皆有显著成效。

令人惊叹的是，第七师不仅在敌后顽强作战，还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韧性实现了经济自足。

他们不仅保障了自身所需，还源源不断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经济援助。

这支部队的行动力与创造力，早已超出常规军队的定义，成为敌后抗战的重要支柱。

自1941年底起，新四军第七师开始组建一支约40人的特殊运输队。

这支队伍肩负重任，将大量钱物从敌后根据地辗转送往苏北盐城军部。

为了安全高效完成任务，他们设计了一种特别的背夹，既能供人使用，也能套在马匹身上。

这种背夹巧妙分布了多个大小不一的口袋，专门用于装载现金、金条、银圆等贵重物资，还能携带染料、药品等军需物品，随时根据需要灵活调整。

每次出发，运输队员身背上万元现钞，外加数匹布匹，看上去就像是“腰缠万贯”的巨富。

然而，这些肩挑国家存亡的战士，却从不将公款私用。

途中，他们常常忍受饥饿，仅靠自带的炒米团果腹。

这种被无为人称为“欢头”的粗粮，一泡水便能鼓成一大碗，但实际并不经饿。

行至荒野，风吹日晒，疲惫不堪之际，他们也未曾动用一分公款为自己改善口粮。

这支运输队并非仅仅奔走于长途跋涉中，更在行动中展现了无私奉献与铁一般的纪律。

他们的坚守与牺牲，感动了无数同袍，也赢得了新四军军部的高度肯定，甚至两度收到嘉奖电报。

富七师，甲全军

1942年至1943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敌后根据地在日伪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压迫下，形势愈发艰难。

地盘缩小，部队减员，物资供给告急，成为各根据地普遍面临的困境。

危机之中也蕴藏着生机。

华中根据地在新民主主义路线指导下，转向独立自主，创新战时经济。

其中，皖中地区的成效尤为突出。

新四军第七师皖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是在1941年5月1日的白色恐怖中。

当时的皖中，仅有不足2000人的部队，区区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不到百万的百姓。

然而，仅仅四年间，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

1945年国共和谈时，第七师北撤，已发展为拥有近20万兵力（主力3万，地方部队15.6万），覆盖2.25万平方公里土地，拥有300余万民众和14个县级政权的大根据地。

这段惊人发展背后，既有智慧，也有血汗。

初期，第七师不得不依靠“资敌”，即没收汉奸财产与征税，勉强维持部队生计。

随着根据地经济体系逐步完善，第七师从困顿中崛起，成为中共武装力量中津贴最为充裕的部队。

官兵每月津贴高达10元，伙食标准远超其他部队——主食用上了白米饭，甚至每人还能发零用钱、牙膏、香烟三条。

其军装由进口龙头细布特制，装备几乎清一色为日式，故而被称为“富七师，甲全军”。

如此成就，离不开政委兼皖中区委书记曾希圣和财经工作的中坚蔡辉的贡献。

他们一手抓战斗，一手抓经济，将一个兵少地贫的地区打造成了党内外公认的“模范根据地”。

1943年3月，皖中行署设立财经处与货管总局，副处长兼总局局长蔡辉肩负重任。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连串严峻的考验。

战事频仍，经济崩塌，财政来源锐减；部队扩编，供给捉襟见肘，军需短缺严重。

战士们每月本应配发的10包香烟，早已成了奢望；每日区区5分钱的菜金，更是时常无着。

雪上加霜的是，作为根据地后盾的皖中地区，还需承担向军部输送大批款项与物资的任务。

此时，缺盐、缺布匹、缺工业品，农产品滞销，商业萧条的局面，几乎将根据地经济推至崩溃边缘。

蔡辉当机立断，提出一系列紧急对策，经皖中区委和行署批准后迅速实施，开始了一场关乎存亡的经济保卫战。

第一招：封锁粮源，垄断贸易

沿江、沿湖、沿路三线调集重兵，切断敌伪粮源。

粮食贸易实行垄断经营，确保根据地自给自足，同时削弱敌伪经济实力。

第二招：盐业公营，统一供销

盐业作为重要战略资源，统一归公营管理，严控流通渠道，从根本上打击敌伪依赖皖中盐产获取经济支持的企图。

第三招：发行债券，回笼法币

以皖中金库名义发行大额本票，折算实物，凭票领取，以此回笼法币100余万元，缓解财政压力。

第四招：活跃民间贸易

民间物资流通不分敌伪顽区还是根据地，一视同仁。

通过实行一站过境税制，取代敌占区繁琐的多头税制，吸引商旅。

地方武装和民兵组建护商队，保障商旅人身财产安全。

第五招：推动公私合作

大力发展公营经济，同时支持公私合营合作社，重点开拓军需与民用生产领域。

在民营商贸和手工业发展中，公营经济发挥了主导作用，确保根据地经济体系稳定运行。

第六招：建立自由贸易区

汤家沟自由贸易区成为皖中的经济枢纽。

依托长江航运，以“以出养进”为方针，与敌伪展开规模庞大的三边贸易。

皖中以粮换工，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品和军需物资。

皖中粮价为上海的三至四倍，而工业品价格却是上海的三至四倍，充分利用价格差实现利益最大化。

第七招：强化财经队伍

从县区抽调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充实财经系统，完善税收与物资管理体系。

水陆交通要道增设卡点，税收力度全面加强。

这一系列政策，使得皖中根据地迅速扭转困境，不仅稳定了军需供应，还带动了民间经济活力。

在敌伪经济封锁与军事压迫的夹缝中，第七师创造了“富七师”的奇迹，成为根据地经济独立自主的典范，也为整个抗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皖中货管总局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开拓敌后贸易。

无为沿江三大商埠——三宫殿、二坝、汤家沟，逐步被打造为商品集散地和特别贸易港口。

随着皖中实施粮食贸易垄断经营，芜湖米市粮价飙升，连带南京、上海等地粮价一路攀高。

我方则利用手中充足的粮油储备，迅速打开局面。

短短数月，大江南北的商贾与各类商行蜂拥而至，工业品和战略物资如潮涌入。

三宫殿至汤家沟一带，昔日荒僻的小村镇，转瞬成为一片繁华的商业盛景。

数公里长的集市熙熙攘攘，商铺林立，二三百家商号鳞次栉比，其中粮行便有十余家。

手工业作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织布、榨油、制陶等行业蓬勃发展。

常住人口从最初的二三百人激增至三千余人，一片商贸中心的繁荣景象。

1943年4月，货管总局经蔡辉提议更名为皖江贸易管理总局，以适应贸易扩展的需求。

在汤家沟，总局创立集成号商行，由蔡辉亲自担任总经理，全面负责对敌区的战略物资易货贸易。

出口商品涵盖粮、油、棉、麻、烟草、土特产等多种物资，进口物资则涉及盐、布匹、煤油、机械设备、军需用品及特种工业品，为根据地提供全方位保障。

为进一步完善商贸体系，总局陆续设立多家公营服务企业，为来往商旅提供食宿与结算服务，形成完善的物流与资金流网络。

在蔡辉的主导下，以盐和粮食为突破口，通过特种贸易引入大量军需与工业物资，最终成功击破敌伪的经济封锁。

到1943年底，皖中已成为敌后经济奇迹的象征。

可养活20个甲级师

1942年前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体系进入全新阶段，各地陆续发行自主货币，统称为“抗币”。

多数根据地采取“抵制日伪币、抗币与法币并轨流通”的双本位制，而皖中地区则独树一帜，实行以大江币为唯一合法流通货币的本位币制度，形成高度统一的货币体系。

1942年2月，皖中区成立大江银行。

这家银行的成立，为根据地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

至1945年10月第七师北撤，大江银行共发行小额货币9500万元，短期公债券（即本票）达15亿元。

对日伪发行的中储币，采取严禁流通、限期兑换的强硬措施，全面封杀敌伪货币影响。

同时，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上海租界，法币发行渠道断绝，贬值加剧。

为应对法币可能带来的经济危机，大江银行采取限期回收法币、逐步取缔法币流通的策略，最终在1943年完成了以大江币为唯一合法货币的历史性转变。

不仅如此，皖中还多次向军部上缴大量军需物资和通信器材，甚至在资金上援助第二师和第五师。

按照军部与华中局的规定，各师的财政收入须三分之一归地方，三分之一供部队使用，三分之一上缴军部。

由此推算，至1944年，皖中的年财政收入已达1.5亿元以上。

这段辉煌岁月，不仅是战火中创造奇迹的证明，更是共产党人智慧与担当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