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师北伐的诸葛亮，于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２３４年）病逝五丈原，遗命蜀军密不发丧，次第班师。但先锋魏延并不服从诸葛亮命其断后的安排，而是“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 阁道 ”（卷 四十 《魏延传》）。继而与杨仪所率大军对峙，魏延所部“知曲在延，莫为用命”，仅率数骑驰往汉中的魏延在途中被马岱斩杀。 以上虽见于正史记载，却令人疑窦丛生。时任蜀军前锋的魏延，“若果拔营南归，杨仪等那有不知道，不加阻止，而致烧绝阁道 之理 ”（《论魏延》）《三国志 · 魏延传》载魏延 “善养士卒”，那为何“一下子能有烧绝阁道的‘士气’，一下子又哪能如何简单的‘莫为用命’”？
魏延、杨仪素有嫌隙。 魏延智勇过人，战功卓著，但其人 “性矜高 ”，颇为自 傲 （卷四 十 《魏延传》）。杨仪聪颖练达，精熟政务，诸葛亮使军务节度皆“取办于 仪”，而当蜀汉众 人 对自命不凡的魏延“皆避下之”时，只有杨仪“不假借延”，揣其性格未尝也不是骄矜傲人 （卷四十《杨仪 传》）。魏延由此极恨杨仪，二人关系 “有如水火”。 每当发生争执时，魏延甚至会 “举刃拟仪”，使得杨仪 “泣涕横集”，其不能相容若此（卷四 十 四《费祎传》）！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二人不和之事连孙吴亦有所耳闻。
孙权即曾与时任蜀使的费祎谈及此事，他认为既然魏延、杨仪不和，却又都被委以重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 矣。”（卷 七十 二）诸葛亮自然深知此事，但因 “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所以常感苦恼，“不忍有所偏废也”，终其一生亦未解决 此 事 （卷四 十 《杨仪 传》）。 而二人未在矛盾伊始便爆发大的冲突，固因诸葛亮在世对二人有所压制，实有赖于费祎屡屡左右调和的“匡救之力也”：每逢魏、杨二人争至不可开交，费祎便能 “入其坐间，谏喻分别”，化解争执。 那么，既然费祎总以“好好先生”的形象出现，调和 魏 延、杨仪 的冲突，又如何会成为杀死魏延的“真凶”呢？
重读献记载，几经推敲而得疑点三处：其一，魏延所部竟可绕开驻军褒斜谷北口的杨仪，毫不受阻而直达褒斜谷南口，并从容烧毁谷中栈道。其二，“善养士卒”、颇有军威的魏延在与杨仪对峙时，其所部竟因王平“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一语，自知“理屈”而溃 散，不受 魏 延 控 制。 其三，魏、杨二人在归途中互表叛逆，成都方面“一日之中，羽檄交至”，而当魏延抵达褒斜谷南口时，杨仪尚在褒斜谷北口，此时栈道已毁，兼之蜀道难行，但双方的奏报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当时竟可同日抵达成都。
就此种种矛盾分析，杨仪在魏延之死 一 事上制造有若干伪报，以此更为合理地给魏延扣上“欲举众北附”的帽子，并洗脱其不遵诸葛遗命反在第一时间杀死魏延的罪责（卷四 十 《魏延 传 》注引 《魏略》）。而《三 国志》有关记载当受杨仪伪报影响，将此事归为魏延 “作乱 ”（卷四十三 《王平传》）。但陈寿对杨仪表奏魏延为叛贼 一 事仍持怀疑：“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成王败寇，话语权常归胜利一方，上层政治斗争便是如此。“所谓的‘曲在延’也是表象，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
除掉对手后的杨仪，为使自己杀死魏延一事名正言顺，于是运用了一些政治手段来掩护自己。就此而论，魏延应为杨仪所杀，而在整件事情始终未见费祎有何杀死魏延的嫌疑。但魏延之死一案的真相远非如此简单，据整理史料所见疑点，并结合三国纷争背景下一系列波谲云诡之历史语境，笔者认为，事实上是费祎利用杨仪对魏延积蓄已久的愤恨，通过其看似不经意的举动，趁杨仪握有军权时，巧妙地制造了魏、杨二人的火并，同时使杨仪也自以为计 划得手。那么费祎为何要除掉 魏 延，又是如何制造这场火并的？
魏延杨仪火并，实际上已不再是过去简单的 私怨，而是因“争权”而导 致“不和”，最终率军相 攻（卷三十三《后主传》）。魏延率军南返，烧栈道阻断杨仪归路，杨仪为不落伍而命军队 “槎山通道，昼夜兼行”，继而二 军相持，魏延被杀。 赞同 “诸葛杀魏延”说的学者认为这 一 结局很大程度上是受诸葛亮临终会议的影响。 诸葛亮在会上与杨仪、费祎及姜维等人“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规定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同时强调，魏延 “或不从命，军便自发”。
以魏延的身份却未能出席此次会议乃诸葛亮有意为之，“偏偏将魏延排斥在外”，而且命魏延断后的军令“似乎已经内定魏延日后将抗命为 ‘叛逆 ’”。 以上分析不无道理，但若先锋魏延突然返回大本营，前线势必群龙无首，“诸葛一生唯谨慎”，岂能冒为敌军所乘之险？“‘魏延不 从命，军便自发 ’的 ‘从命 ’的意义，是指延对于退军 一 事的态度而言。 并非说魏延有反叛存心不服从命令的意思。”毕竟诸葛亮深知魏延秉性，料定其在自己死后必不会受杨仪控制，于是做好两手准备：假如魏延奉命退军自然无事；即使魏延不奉命退军，留驻前线作为前锋当敌，仍可收断后之效，何况更有姜维作第二殿后。
《三 国志》并未明载诸葛亮临终时将军权交付与谁，但据其部署可推知诸葛亮将军权一分为二，本营杨仪（姜维）一部、前线魏延一部，毕竟只有将军权分开，方可使魏、杨不至于因受制于对方而在军前爆发冲突。若诸葛亮当真能“料定”魏延“必反”，何不立即亲手解决？ 况且以诸葛亮之权势手腕，除掉魏延焉需借杨仪之手？《三国志》载诸葛亮始终无法处理魏、杨二人之事，然而此事确是难题，诸葛亮虽可压制二人冲突并使其各尽其能，但又怎能偏袒 任何 一 方？ 笔者认为诸葛亮为二人之事苦恼的真正原因，乃是其料定魏延与杨仪的矛盾会在自己死后因争权 一 事而立即放大，甚至不免升级为 军 事 冲 突。 由此，可知诸葛亮的 退军部署非为除掉魏延。
但在诸葛亮死后，杨仪却立即部署夺权计划，通过派费祎“揣延意 指”、表奏对方叛变等 一 系列手段激怒并“逼反”魏延，使自己“师出 有 名”以便 顺 利 班师接权。费祎被杨仪派往魏延 军营道出会议决定，魏延果然提出反对，并表示当下自己应率军留驻前线，不可“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同时又表达出不甘受制于杨仪的不满，一切正如诸葛所 料。 魏延打算与费祎重拟军令，以决定蜀军的“行留部分”，并令费祎“手书与己连名”且通告全军。作为出席诸葛亮临终会议的重要人物之一，费祎本应对魏延好生安抚，讲明实情并晓以大义，但事实发展并非如此（作为诸葛亮指定接班人之一，曾先后任参军、司马等军中参谋，且深悉魏、杨不和的费祎应当揣透诸葛亮退军安排的深意，并将此良苦用心告知魏延使其与全军保持行动一致）。
刘禅曾派人询问诸葛亮其百年之后 “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先后答以蒋琬、费祎。 之所以 能成为诸葛亮的指定继承人，在于二人皆能秉承“诸葛之成规，因循 而 不 革 ”（卷 四十 四 《蒋琬 费 祎 姜 维传》）。诸葛亮亦曾以“此皆 良 实，志虑 忠 纯”评价费祎（卷三十五《诸葛 亮 传》）。然 而，二人的军功、威望与实力皆无法与在北伐伊始即被委以“督前部”重任、地位仅在诸葛之下的魏延相抗，魏延无疑将是蒋琬、费祎顺利接替诸葛亮主政的最大威胁。一旦魏延返回成都，二人自然无法掌权以延续诸葛亮的规划，于是费祎选择在杨仪掌握 军权时借刀杀人，除掉魏延这 一 政治威胁。 因此费祎未对魏延晓以利害，而是麻痹魏延以 求脱身：“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以 此促成杨仪激怒魏延的第一步。
此时，魏、杨二人互指叛逆的上表业已抵达成都，刘禅问计于蒋琬、董允，而蒋、董二 人 皆 “保仪 疑延”。为何远在成都的蒋琬，作出的判断能如此 “符合”事实，能“明智”地支持杨仪 而怀疑魏延 “叛逆”？魏、杨不和在蜀汉必早已为人共知，而蒋琬、董允之所以明确袒护杨仪，乃因蒋琬、费祎在除掉魏延一事上早已达成默契。 作为诸葛亮第 一 继承人，蒋琬感受来自魏延的威胁较其身后的费祎应更为直接，若魏延返回成都，必将撼动其继承人的地位，蜀汉政局亦将由此而动乱。
相对于魏延，杨仪的影响自然远不及之，将来对政局虽无太大威胁，但又难保眼下不败，于是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得知魏延死讯方才班师。对此，朱子彦先生认为，蒋琬率军北上乃是奉刘禅命“准备讨伐魏延”。蒋琬北上的真实目的确为对抗魏延，但所奉之命似乎应 是探明魏延与杨仪究竟孰忠孰奸。 远在成都的刘禅断不知军中真相，遂有问计于蒋琬、董允 之事，又岂会冒折损 将的风险轻易作出“讨伐”魏延的决断？诸葛亮因 “谨慎”而不用魏延奇 谋，但刘备就因信任而敢重用魏延，命其独当汉中前线。 较之蒋、董二人对魏延的“怀疑”，刘禅是否更偏重考虑其父的用人之举？ 而蒋琬自然明知魏、杨二人并无忠奸之分，惟有将来政治上之威胁，权衡之下，助杨讨魏比起助魏讨杨的风险则是更可以承受的，因此奉诏讨逆、借刀杀人便成为计划的先行部分。
费祎回营后自不会“践诺”，闻知蜀军“诸营相次引军还”后的魏延大怒，其人生亦由此走向悲剧结尾（卷四十《魏延传》）。至于前述杨仪所制造的伪报，既然目标同为除掉魏延，费祎自不必加以揭露，正做顺水人情。 借刀杀人之计虽成，但魏延死后，潜在威胁仍存于蜀汉朝中，所以费祎的计划尚未结束。
魏延死后，首级被献呈杨仪，杨仪竟踩踏魏延首级并破口大骂：“庸奴！复能作恶不？”并在率军班师后夷灭魏延三族。 杨仪自以为功高，必能继承诸葛亮掌权，但最终“代亮秉政”之人却是蒋琬，杨仪极为不满。从前刘备在世，杨仪为尚书，蒋琬为尚书郎，后来虽都成为相府 参军长史，但杨仪自认为其从军出征皆“当其劳剧”，且 “年宦先琬，才能逾之”，因此杨仪“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 如此公然表达对朝廷（实乃诸葛亮）用人决议的不满，又常满腹牢骚，导致无人敢接近杨仪，仅“宽济而博爱”的费祎常“往慰 省 之”。 最 终杨 仪 告 知费祎的 一 番言论———“往者丞相亡 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使费祎在魏延死后察觉到蜀汉政局中潜在的另一隐患———杨仪的威胁。
杨仪因私怨而打乱诸葛亮的退军部署，使分兵撤退演成同室操戈，给蜀汉造成极大损失；同时，又对诸葛亮遗命———“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都不愿遵从（卷四 十 四《蒋琬 传 》）；除与魏 延外，杨仪还曾因与尚书令刘巴不睦而被降职，且费祎应当曾亲眼目睹杨仪踩踏魏延头颅，如此气量必将使蜀汉朝臣不和、政局不稳 （诸葛亮亦曾与僚属密言，杨仪为人“性狷狭”，“僚属”中或亦有费祎）；兼之杨仪曾为荆州刺史傅群手下，后“背群而诣襄阳太守关羽”，已有背主往事，其 “投魏”之言使其难脱再叛之嫌（卷四十《杨仪传》）。
杨仪虽为 一 介书生，似不足以掀起巨澜，但费祎出于对蜀汉政局稳定的考虑，仍决定将这 一 潜在的威胁铲除。 念及杨仪功劳，朝廷在接到费祎密奏后并未痛下杀手，仅 “废仪为民”，但并不安分的杨仪又生事端，因上书诽谤而再次获罪，最终杨仪自杀。 而杨仪之所以 敢与费祎说出此等 “悖逆之言”，也许因为费祎在与杨仪 “共除”魏延，且并未揭露其制造伪报 等事后，已被杨仪视为同党。
魏延之死，杨仪与费祎皆难辞其咎，况且费祎又除掉了凶手之一 的杨仪。 这场火并 “对人才 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三国尔虞我诈，本难言对错。费祎既曾亲闻孙权对于魏、杨之争的分析，又曾屡屡调和二人的矛盾，因此费祎深知一 旦蜀汉政权落入魏延或杨仪之手，以二人秉性论，只能加速蜀汉灭亡。王夫之在论及此事时，亦认为决不可使魏延主政蜀汉：魏延 “权亚于公，而雄猜难御，琬未尝与军旅之任，而威望不隆”，如果魏延返回成都则会挟制刘禅，蒋琬“固不能与争 ”，届时费祎更将于事无济 （上册卷十《三国》）。
因计策胆大冒险，魏延常与谨慎的诸葛亮意见相悖，如魏延备受争议的“兵出子午谷”奇谋，诸葛亮便不为所动：每随诸葛亮北伐，魏延都会请命独率万 人，自子午谷秘密进军，“与亮异道会于潼关”，效法当年韩信暗渡陈仓，但诸葛亮总是“制而不许”，所以魏延常叹恨一身才能不得施展，甚至“谓亮为怯”。若自视甚高的魏延主政蜀汉，则诸葛亮生前的全盘规划极有可能被打乱，甚至被全部推翻，本就疲弊已极的蜀汉哪禁得起再一番政治动荡？不能与诸葛亮的遗志“克遵 画 一”的蜀汉必将难以为继（卷四十四《蒋琬费祎姜维传》裴松之注）。 于 是费祎为国家大事计，魏延不得不杀。
而若杨仪率先返回成都，魏延便无法掌权，况且杨仪 “虽愤激而成乎乱，一夫之制耳”。但杨仪后来一番“反言”还是让费祎察觉到隐患，兼之杨仪不遵诸葛遗命、气量狭窄，这对蜀汉政局稳定仍将构成 一 定威胁，因此费祎最终将杨仪铲除。至此，诸葛亮的遗志便可在没有政治威胁的情况下，由蒋琬、费祎顺次秉行，蜀汉在 二人相继主政下，得以按照诸葛亮的既 定规划保存延续数十载，直至费祎遇刺身亡。
失去诸葛亮的蜀汉，在魏延、杨仪相继死后，政局又重现平稳。 蜀汉在继刘、关、张等将 帅去世之后，人才几于窘困，甚至陷入“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尴尬局面，惟赖诸葛亮 以攻为守，尽心经营。诸葛亮凭借其对天下局势的把握，以及蜀汉与曹魏的国力对比，深知自己死后无人可代其北伐，故早有嘱托：“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无复来也。”蜀汉末期所谓“秉承诸葛北伐遗志”的姜维，实际所行却与诸葛遗志相违，且其战略部署多有失当，这也是导致巴蜀天险被轻易攻破的原因之一。
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姜维多有批评，认为其“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卷 四十 四 《蒋琬 费 祎姜维传》）。 费 祎懂 得 “治大国者犹烹小鲜 ”之理，蜀汉弱国岂可 “屡扰乎哉”？（卷四 十 四 《蒋琬费祎姜维传》）因此姜 维“每欲兴军大 举”，费 祎总对姜维加以限制，“与其兵不过万人”，这一制裁出兵的举动，既是为秉承诸葛亮的既定方针不改，恐怕亦是为提防第二个 魏延的出现 （卷四 十 四 《姜维传》）。是故杀 魏延者，尚有费祎，但魏延决非费祎以一己之力所杀，乃是综合蜀汉政局、诸葛亮遗命、魏延与杨仪间的私怨及魏各自的性格等诸多因素的结果。但正如陈寿所言，魏延、杨仪之死，“览其举措，迹其规 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卷四十《刘彭廖李刘魏杨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