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记《南明战神李定国》系列连载NO.62
拿定主意以后，孙可望立即派自己的亲信杨惺先和郑国先行前往清军控制的宝庆，与清廷方面联络投降的相关事宜，探探清廷的口风。
杨惺先和郑国刚走，白文选就带着追兵来了。孙可望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吴逢圣等人的保护下连夜离开靖州，再次跑路。
好不容易逃到武冈境内，又被忠于永历皇帝的南明武冈总兵杨武派兵截杀，差点丧命。
在武冈的山沟里躲了好几天，还是没有等来宝庆方面的回信。孙可望急的实在等不住了，火急火燎地派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找清湖广巡抚张长庚。
信里是这么写的：“李定国和刘文秀大逆不道，荼毒生灵。我孙可望兴师问罪，结果部下反被对方所引诱，不幸失利。请您替我向大清皇帝陛下上奏，助我一万铁骑，在下愿意献出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以成一统，顺便报此不世之仇。”
从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孙可望现在居然如此放低姿态恭维清廷官员，可见是真的着急了。
如此重大的事情，张长庚不敢自己做主，赶紧第一时间向清廷汇报。顺治皇帝对此非常重视，命令湖广清军立即派兵前去，一定要把孙可望接到。
有了清军的全力接应，孙可望终于得以突破杨武的重重包围，带着妻儿老小和死党亲信在十一月十五日到达了湖南宝庆。
虽然没能抓住孙可望，刘文秀一路追击下来，却也并非完全没有收获，他在贵州毕节擒获了孙可望的铁杆亲信张虎。
见到张虎，刘文秀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愤怒地质问张虎：“皇上赐你金簪，是为了让你促成议和，哪来的行刺一说？”
张虎无言以对。
刘文秀也懒得跟这种顽固分子废话，派人把张虎押回昆明，交由皇帝发落。
为了向清廷献媚，孙可望刚逃到宝庆，就给顺治皇帝上了一道“为深怀皇恩，愿取三省上献，以大一统之盛事”的奏疏，现摘录于下：
望以关西布衣，适丁明季丧亡之际，不自甘于辕下，遂称藩于滇黔楚蜀之间，非篡夺之可比也。嗣而救奉永历，不过念食先德，不忍视其颠沛，虚拥以明循分，私拟尚可仿于桓文，故历年收拾士民，训养兵卒，不过期保所得之土地耳。孰知遭家不造，恩拔之李定国不思矢志报称，反横逆不驯，借永历之名号，时见凌削，兼诱逆党刘文秀、马惟兴、白文选等反攻内击，使望既恨用人之非，复悔识时之暗。夫以奴叛主，情理固已……倘蒙鉴此真诚，恩准发兵，而积怨获复，则滇黔蜀地愿尽入于皇上之版图，兵马将士愿咸奉皇上之军旅。望得为太平编氓，实所厚幸，尚敢希冀乎？如皇上裁决不早，望仇无论矣。恐李逆收聚望兵，踞占望土，则整顿既妥，动摇必难。他日皇上西顾之忧，正未有艾。望非不能据险以待，实惭大耻之未洗，将思隐忍以终年，又惜壮志之尚存，用是携挈妻子，披沥肝肠，仰祈垂鉴，赐之施行，则皇上一统之业永固，微臣不世之仇获快，事为两利，机不宜迟。
在这篇奏疏里，孙可望对于张献忠开创的大西军事业只字不提，却说自己是逐鹿中原的英雄豪杰。把原本同属张献忠义子的李定国、刘文秀等人说成是他“恩拔”起来的，又把李定国等人反对他飞扬跋扈、图谋称帝的正义行动说成是“以奴叛主”。还称大西军将士为“望兵”，川滇黔三省为“望土”，最后力劝顺治皇帝赶紧发兵，一为完成统一大业，二为报他的“不世之仇”。
看过这封奏疏，我只有一句话想说：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对于清廷方面来说，孙可望的投诚真可以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孙可望出滇抗清的这几年，着实让清廷相当头疼。虽说孙可望由于军事水平有限，至今没能收复整个湖南，但是慑于孙可望在湖南部署的强大兵力，清军也没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双方在湖南境内长期处于对峙状态。
早在1653年（南明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洪承畴就被清廷任命为太保兼太子太师，坐镇长沙，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结果几年下来，不仅没能在湖南前进一步，反而不得不在湖南驻扎大批清军，防止明军反攻。
湖南一省就驻守了如此多的军队，军饷耗费噌噌往上涨，朝廷里很多大臣对此非常不满，多次上疏弹劾洪承畴，强烈要求他下课滚蛋，别占着茅坑不拉屎。
挨骂也就罢了，关键是洪承畴丝毫看不到任何改变现状的可能性。顺治皇帝虽然一直没有罢免他的职务，他自己心里明白，这是迟早的事。
与其等着被皇帝撤职，不如主动辞职算了，还能给皇帝留下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好印象。这年十月份，洪承畴给清廷上疏，承认自己这几年经略无能，以致寸土未拓，自己年纪也大了，又有眼病，请求顺治皇帝批准他卸任，回京养病。
顺治皇帝虽然不忍心罢免洪承畴的职务，但是看出他已经心灰意冷，烂泥难扶上墙，只好批示同意。
正当洪承畴收拾好行李，准备离任回京的时候，居然传来了孙可望降清的消息。
洪承畴的精神为之一振，马上意识到，这件事情如果运用得当，绝对可以改变现在明清双方的僵局状态。
如此难得的机会，怎么能拱手送人呢？洪承畴当即写就奏疏一封，闭口不谈自己的年纪和眼病，只是反复强调，孙可望的投降是平定滇黔的大好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自己万万不敢奉旨回京养病，否则会贻误军机的。
很快，顺治皇帝批示：同意留任，瞅准机会就出兵平定贵州。
洪承畴知道，要想平定贵州，必须充分发挥孙可望的价值。所以在见到孙可望之后，洪承畴对他礼遇有加，相当客气。这使孙可望更加坚信，自己投降清廷绝对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抉择。
不久之后，为了表彰孙可望“弃暗投明”、识时务为俊杰的投降行为，顺治皇帝特意下旨，封孙可望为义王。
我一直认为，顺治皇帝给孙可望的这个义王爵位，充斥着浓浓的讽刺意味。
不过自我感觉良好的孙可望或许并不会这么想，在他眼里，只要是王就行，管它什么王呢。
为了体现对封王一事的重视，清廷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带着册封诏书和印章，专程前往长沙，于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册封典礼。孙可望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册封典礼结束以后，孙可望奉旨由麻勒吉等人陪同，入京觐见。五月二日，孙可望一行人到达了北京。
在北京城外，孙可望惊讶地发现，顺治皇帝为了迎接他，居然专门安排了一个级别非常高、规模非常大的迎接团。整个迎接团以两位亲王为首：和硕简亲王济度（四小贝勒中济尔哈朗的儿子）、和硕安亲王岳乐（努尔哈赤的孙子）。
领头的都是亲王级别，其他成员自然差不到哪儿去，公爵、侯爵、伯爵一大堆，级别最低的居然都是中央各部的侍郎（从二品）。
此情此景，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赵本山小品里的经典台词：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有面子，太有面子了。
第二天，顺治皇帝就在故宫太和殿亲自接见了孙可望。紧接着，短短十天之内，顺治皇帝对孙可望的赐宴多达三次，赏赐白银一万两千两，还有宅院、蟒袍、朝服、绸缎等等，孙可望在当时的清廷可以说是红得发紫。
顺治皇帝给孙可望如此高的待遇，并不是脑袋发热，钱多得没处花。恰恰相反，这正体现了他的明智，因为他非常清楚孙可望的价值。
孙可望一投降，长期阻拦清军在湖南进军的障碍就不复存在了。而且，孙可望作为永历朝廷长期以来事实上的统治者，对云贵川的风土人情、永历朝廷的军事机密全都了如指掌，而这些情报对于清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因素。
再者说，给孙可望如此高的待遇，正好可以让他现身说法，显示清朝不计前嫌的博大胸襟，借此来邀买人心，瓦解整个永历政权。
相比于孙可望带去的那几百人，这些隐形价值，想必是当时的清廷更加看重的。
回想当年，孙可望率领十多万精兵，以云南一省主动归附已经快走投无路的永历朝廷，想要一个秦王的封号，居然费尽周折，备受刁难。现在领着几百残兵败卒投降清廷，马上就被封为义王，红极一时。通过这样悬殊的对比我们不难看出，相比于永历朝廷，清廷的战略眼光要强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