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打仗自古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开国将军张宜步就是这样一个粮草先行官，他戎马一生都在与军队的后勤保障打交道。

从转战鲁西，到晋东南抗日战场，再到驰骋大江南北的解放战争，他都在部队做着后勤保障工作。

在艰难的革命战争时期，要保障士兵能有吃有穿，不是容易的事。

近日，我们联系了张将军的小儿子张培舟先生，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将军故事。

我父亲是个不善言语的人，对子女的教育也是“身教”更多。

他平时很严肃，但没有军人的暴脾气。

记得我小学有一次放学回家路上，遇到一位拉粪车的农民，那段路沟沟壑壑的不好走，我们几个同学想上去帮忙，又担心东西溅出来弄到衣服上。

心里斗争一番之后，我们还是上去帮忙了。

这件事后来我写进了作文里，没想到得了奖，父亲知道后表扬我做得很好，就应该和农民工人们打成一片。

这是记忆中，父亲对我少有的表扬。

父亲一直说，你们别把自己当成什么高级干部的子女，我就是一个农民，你们就是农民的子女。

父亲是福建永定人，家里也是务农的，16岁他跟着红军离开了家。

因父亲念过2年私塾，在队伍中算有文化的了，在红军中做过文印员、书记等。

到1934年，父亲就跟随红8军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长征，父亲的直接领导就是毕占云参谋长。

毕参谋长平易近人，十分体谅下级，行军宿营，总是让父亲多睡一会，他自己先起来起草第二天的行军命令，再叫醒父亲。

因为行李损失，父亲随身携带的复写纸都没有颜色了，每次命令要复写五份，下面的都看不清楚了，毕参谋长就教他用火烤一下再用。时间长了这个方法也不好用了，毕参谋长就跟父亲一起抄。

有一次直属团团长问父亲为什么下达命令总是看不清楚，父亲心里很不安，还是毕参谋长耐心帮他解释原因。

一次夜行军中，父亲不慎右脚扭伤了，痛得不能行走，毕参谋长还亲自把父亲扶上了他的马，他自己在下面走路。

天黑，行军的路又挤又窄，加上风大雨大，在通过一条沟时，父亲从马背上掉了下来，马受惊跑了。

父亲心里担心该怎么向毕参谋长交代，幸好第二天天亮后续部队把马送回来了，可是马鞑子和行李已经都丢了，就剩个马鞍。毕参谋长没有责怪父亲，还跟他说，东西丢了没关系，可以克服，你没有跌伤回来就好。

父亲感动得流了泪，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从那以后就下决心一定要做好工作报答领导。

战争年代的父亲

部队当时一直在急行军，两天两夜吃不上饭，又不能停下休息，战士们都非常疲惫，经常走着走着就栽倒在路旁睡着了，怎么喊也喊不醒。

政委黄甦急得双眼冒烟，用马鞭子劈得啪啪响，还是收效甚微，抽醒了这一个，那一个又躺下了。

面对围追堵截的敌人，连慢性子的军团长都憋不住发急了，从机枪班一个战士手中夺过一挺轻机枪，朝着空中扣了一。

这招倒是有些用了，睡梦中的战士以为又同敌人遭遇了，一下子弹跳起来，懵懵懂懂地朝前乱跑，有的都撞到了树干上，有的跌进了沟坎里，还有跑错方向的。

父亲也是累得经常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因为这个被大树枝刮伤了一只眼睛。当时还年轻，伤养好了也没觉得有什么，结果年纪大了，这只眼睛就慢慢瞎掉了。

接着父亲他们就来到了湘江边的凤凰嘴渡口，这是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

父亲从未忘记湘江战役的惨烈，出发时8万多人，过江后只剩下3万余人。

敌人的飞机低得好像就要碰到水面一样，机身上的青天白日标记都看得清清楚楚。炸弹激起冲天的水柱，子弹雨点般的射向正在涉水的战士们。

父亲在齐腰深的江水里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寒冬刺骨的江水冻得他直打哆嗦，他身边的战友成批成批地倒下，江水都染成了鲜红色。

有一位姓赖的参谋，是父亲的老乡，当年两人一起从闽西走出来的。渡江过程中，赖参谋被敌机射来的子弹打中了，伏倒在江水中，父亲眼睁睁看着倒下的战友被江水卷走，自己却无能为力。

湘江战役的惨烈和悲壮成了父亲心中永远也抹不去的伤痛，当地老百姓更是留下“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渡过了湘江，后面的战役也很危险。

在石板河阻击战，父亲差点牺牲。

部队坚持了整整三天，伤亡很大，前沿部队几乎都打光了。军团首长命令：一定要坚守住最后的每一个山头。

直到战火停歇，父亲才发现自己的背包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8个洞。

万幸的是，一颗子弹从他的右大腿外侧擦过，离股动脉和腿骨只差了几厘米，要是子弹再正点，父亲可能就光荣了，或被打断大腿而无法继续长征。

父亲后来身经百战，但基本没受过什么大伤，大家都说，父亲是一名福将。

这次战役之后，父亲也正式入了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接着，父亲就跟随红军要翻过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刚开始爬山的时候还是炎炎夏日，爬了没多久就是秋天了，再往上攀登，就是冰天雪地的冬天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山有四季的高原气候。

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手拉着手，雪山上常年的暴风骤雨劈头盖脸地砸向他们，风大的时候人也会被大风刮走。

越往高处走，空气越稀薄，大家累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加上雪山上极其寒冷，红军战士们都穿着单衣，人冻得更加受不了。

由于缺氧，父亲觉得好比有一块大石头压着胸口，气也喘不过来。这时谁也说不了话，也不能停下脚步，每向上一步都很困难。

父亲刚过一个山坳，一阵大风刮了过来，狂风夹杂着冰碴，打在父亲的脸上，划出了几道血痕。父亲拄着的小木棍也折断了，单薄的军衣在大风中被撕开了囗子，人也差点被大风刮下山崖。

这时，走在身边的贺德标营长，一把抓住了父亲的手，救了父亲一命。

看到父亲露出慌张的神色，在寒冷冰冻和惊恐中嘴唇直打颤，贺营长拍了拍父亲的肩膀，给了父亲一条破被单，点头鼓励他继续前进。

多少战士长眠在了雪山之上，父亲坚持了下来。

过草地也是一道生死关。

草下面都是泥水，战士们的双脚都被污水沤烂了。草地里河沟交错，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许多战士和马匹陷入泥潭，就再也爬不出来了。

日复一日的恶劣天气加上断水断粮，草地里只要是能吃的东西，父亲他们都吃掉了，草根、树皮和皮带都吃光了，一路上都是饿死在草地里战士。

父亲和几个同志几天没有吃过东西了，背靠背坐在草地里等死，幸亏一位首长路过，将他的战马杀了分给他们充饥，才度过了难关，否则父亲他们肯定无法走出草地了。

快走出草地时，父亲感染了疾病，头晕发烧，双腿无力，最后是被其他战士架着走出了草地的最后一段路程。

到达陕北之后，毛主席决定，经过长征特别是爬雪山过草地的人都可以入党，因为这是最好的考验。

到1937年8月，为联合抗日，红军改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父亲被编入第129师第386旅771团，在团部任技术书记，他的副师长是徐向前，旅长是陈赓。

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打击向晋东南进攻的日军，破坏其后方交通运输线。

当时八路军指战员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地区，从来没有见过汽车，对汽车的性能更是无从了解。

父亲参军前读过私塾，在部队已经算是一个文化人了，团长要父亲想办法在战前教会战士们如何去打日军军车。

根据文化教员的描述，父亲大概理解了汽车是个什么东西，他很快总结出了一套打敌人汽车的战斗要领：先消灭汽车上的掩护部队，再打汽车驾驶员，然后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车轮胎。

团长听了父亲的汇报，非常高兴，让父亲到全团去宣传指导怎么打日军车队。

父亲的教学很管用，到响堂铺伏击战打响后，八路军共歼灭日军400余人，击毁敌军汽车181辆，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771团受到师部嘉奖，父亲个人也被团部表扬。

1942年，鬼子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扫荡，抗日战争环境非常恶劣。

那时候，日本鬼子几乎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大扫荡，每天进行一次小扫荡，对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实施“铁壁合围”。

父亲时任冀南军区四分区供给处政委，经常下乡去开筹粮筹物会，认识了当地妇救会的青年干事李欣，就是我的母亲。

年轻时的母亲

母亲家住在南香城固村庄东南头，那里曾发生过著名的香城固战斗。

在八路军抗日热情的熏陶下，15岁的母亲参加了抗日政府的妇救会工作，组织青年妇女为八路军做军衣、军鞋，缝制被服，还动员妇女送夫送子参加八路军等。

一天，日本鬼子又开始“扫荡”了，母亲在睡梦中听到一阵枪响，立刻起身冲到门外，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庄东南方向的公路上尘土飞扬，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响得震耳，鬼子的汽车已开到了庄口，枪声接连不断，还隐约听到鬼子叽里呱啦的叫喊声。

母亲突然想到，家里还有位八路军的伤员在养伤，她飞身回屋，和我姥姥一起把伤员藏到了地窖，刚藏好，鬼子就进村了。

姥姥怕女儿被鬼子抓去了，让她赶快从后院翻墙逃跑。北方农户家土墙有一人多高，按平时母亲肯定是翻不过去的，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她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劲，竟然毫不费力地就翻过土墙，顺着小路一溜烟跑走了。

日本鬼子进村后，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抓壮丁劳工，无恶不作。母亲躲在庄后的草垛里，直到鬼子走后才回到家里。

逃过了这次大难，姥姥也想着尽快给女儿找个婆家，我父亲当时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对象，就像电影里李云龙他们一样，在部队帮忙撮合下，父母结婚了。

婚后母亲也正式成为八路军了，和父亲一起在根据地并肩作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彻底揭下了假面具，大举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上级战略部署，部队突破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敌军兵力薄弱地区，强渡黄河，鏖战鲁西南，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

父亲时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二纵供给部政委兼二办政委，为解决几万大军吃饭、穿衣、武器、弹药问题，父亲想尽办法，通过征集公粮、向群众按市价收购或兑换，实在不够就以借贷的方式解决，但借的对象只限地主富农。

他反复交待：“同志们，我们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所借粮款，必须有借据并登记造册备案。不得以任何借口，向群众强征。”

那时候为了保护军饷，父亲都是把金条绑在身上，每到一个地方跟老百姓征粮时，好拿出来兑换。

这金条还救过父亲的命。

后勤部作为先遣部队，走在大部队前面，一般都是轻装简行，有一次父亲遭遇了敌军，对方一颗子弹打在了胸前，正好打在了金条上，父亲才没有负伤。

抗战时的父亲和战友

大别山的冬季是极其寒冷的，加上敌军的疯狂围剿，斗争形势也越来越严峻，战士们还是面临没吃没穿的处境，天天在饥寒交迫中行军打仗，部分干部、战士思想动摇了。

一天，父亲所在纵队警卫营来人报告，警卫营2连连长投敌了，连队指导员也趁夜脱离了队伍，不知去向。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一百多人的战斗连，脱队了好几十人，剩下的几十人中只剩一位副指导员。

纵队政委王维纲得知情况后，要父亲立即赶到该连，想方设法找寻脱队人员，并迅速恢复战斗编制。

父亲连夜赶到该连驻地，连夜开会重新组织了连党支部。

第二天天刚亮，有战士来汇报说：山后树林里还有许多离队的人并没有走远，他们在一块空地上争论。

父亲立即准备前往山后小树林，要去争取这些还在动摇的人回到部队里来。

副指导员一听急忙拦下父亲说：“张政委，这样前去太危险了，他们已经脱队，而且还有武器，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

父亲不是没考虑到这点，但他想，这些人大多出身贫寒，许多都是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在过去的战争中也曾不怕牺牲，英勇战斗过，只是现在思想上产生了动摇，把目前斗争形势告知他们，相信不会把他怎么样。

父亲只带了两个警卫员就赶到山后的小树林，他让警卫员在林外，只身走入了树林的空地。林中的脱队人员看父亲只有一人，端着枪围拢过来对父亲说：“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父亲微笑着介绍自己，说：“战友们，我是纵队供给部政委张宜步，是代表党组织和纵队首长来找寻大家的。”

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和官兵们认真分析战斗形势，肯定地说，大家只要再坚持一两个月，大别山的形势就会转变。

“如果你们真的脱队逃跑了，那就真的对不起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对不起人民群众的重托和支持，难道你们要把自己多年英勇奋战得来的革命荣誉，在遇到一点困难后就轻易丢掉了吗？”

父亲一番话，让脱队官兵都低下了头，有的人还落下了泪水，这些人都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经过4个多月的残酷斗争，刘邓大军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那支经历了变故的连队，也在后来的战斗中屡立战功，成长为一支英雄连队。

在1949年的渡江战役中，父亲任第三兵团第十军后勤部副政委，参与组建渡江船只。

当时国民党军狂妄叫嚣长江天堑固若金汤，并疯狂破坏船只，不给我军过江的机会。

父亲组建渡船管理委员会，搜集、打捞、修补船只600多艘，动员船工1000余名。沿江人民热情高涨“要粮出粮，要船出船，要人出人”，毫无保留地支持人民子弟兵，深深地感动着父亲。

同时，为了避免了我军渡江战略意图暴露，他们又创造了开渠引水、翻坝和掘堤等办法混淆敌人视线，为赢得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先决条件。

全国解放后，父亲先后任工商厅长、劳动局长、第10军后勤部部长、北京海军造船部副部长、华东军区海军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解放的头几年，国民党还会派一些空降的特务来侵袭，这些人留下的降落伞，很大一块的，部队就把降落伞的布剪成一块一块的，发给家属给子女做衣服。

那伞布质量是很好的，就是都是白色的，不太适合，有时候部队也会染一下，染完也是斑斑驳驳的。

父亲一直教育我们要节俭，我们兄弟姊妹的衣服，都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有时我们也会抱怨没新衣服穿。

父亲这个人很正直，又不懂变通，有上级领导家里买了半导体收音机来找他报销，他都一口回绝，说是私事不能报。

1955年部队大授衔，父亲被授予海军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海军时的父亲

我就是这一年在海军411医院出生的，父亲给我取名张培舟，取“舟”意为“水里存舟”，也有海军的意思。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都从军了。我因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脚不太好，没有参军。

那是我一岁半左右被传染上的。我家楼上一个小孩子得了这个病，他来我家玩，我家养了几只小兔子，我俩边捧着饭碗边逗兔子玩。小孩子调皮，饭撒地上了，家里一直教育不能浪费粮食，我就把他掉在地上的饭捡起来吃，结果就被传染了，瘫痪得站不起来了。

为治我这个病，讲老实话，父亲的确是下了功夫的。

作为老红军、老干部，父亲一向是不争名、不争利、不争待遇的。

我的几个哥哥姐姐参军全部都是正常报考的，父亲没有帮过一点忙、说过一句话。家里房子不够住，按父亲的级别，完全可以申请更大的房子的，但他不愿意给组织上添麻烦，根本没有向组织上申请。

他离休以后住干休所，跟他同级的领导的配车都换成了奥迪A8，他还是开着那台上海牌老车，人家要给他换，他都不要，说用这钱帮干休所多配几部普通轿车，好使其他老干部用车更方便一点。

只有为我治病的事，他算是唯一一次例外。

父亲作为华东军区海军后勤部部长，通过下面人的帮忙，找上海医院给我做了神经移植手术，就是把两只脚上面一些不常用的神经移植到需要的地方。

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手术，我也是全国首例。那个年代得小儿麻痹症的特别多，很多孩子留下了后遗症。

医生在我两只脚上各开了5刀，把10根筋换了一下位置。手术很成功，恢复之后我基本可以正常行走了，只是不能踮脚，因为负责踮脚功能的神经被移掉了。

手术后还要定期到南京路上找一个老中医做按摩，都是母亲背着我去，坐有轨电车。为了能每天照顾我，母亲提前离开了工作岗位，这也导致她这个老八路晚年失去了离休待遇。

父亲很忙，小时候几乎见不到他，但他对子女深沉的那份爱，我是感受最深的。

父亲虽官居高位，但他也是农民的儿子。

自参加红军，父亲有二十余年没有回过老家，老家七十多岁的奶奶很思念远在上海的儿子、儿媳和孙儿们。

一直到1959年夏天，父亲才给舰队首长打了报告，带着我们三个儿子回了福建闽西老家省亲。

我们一路坐着火车从上海到福建，就记得一觉醒来火车冒着黑烟钻进了大山。到站后几位叔叔来接我们，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又转乘长途汽车，一路颠簸到奶奶家，一个叫莲塘村的地方。

奶奶踮着脚，站在老屋土楼的大门口，左手依着门框，抬起右手挡着光，等待着自己的儿子。

母子俩相见，相拥而泣，父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声喊道：“呣妈！我回来了！”

在场的父老乡亲也都流了眼泪。

当年村里和父亲一起的，一共有几十位青年参加红军长征，如今回来的，只有父亲一人。

我们在老家住了几天，有天早上，我看到父亲端着一盆水，和叔叔边说边比划，一番交流后才知道，爸爸是想要一块肥皂。父亲少小离家，闽西的客家话已经听不太懂，也说不了了。

那几天里，父亲经常会站在村口望着远方的大山，他在思念着那些和他一起参加红军的兄弟们。

父亲当时做出了一个决定，自己出资八十元，请石匠镌刻了一座纪念红军烈士的大石碑，就竖立在村口土路旁，让南来北往的人都不要忘记牺牲的英魂们。

1962年，在华东海军和东海舰队当了十年后勤部长的父亲，调海军舟山基地任副司令员，两年后，父亲晋升为海军少将军衔。

刚工作了三年，父亲耳朵听力出了点问题，他担心备战值班的时候听不清电话耽误事情，主动申请选择了离休，到芜湖休养。父亲这人实在，他要再坚持个几年，当个司令员什么的也没问题。

离休的那段时间，因组织上要求，父亲开始写回忆录，我后面知道的这些故事也是从他回忆录中找到的。

从小到大，他很少跟我们讲自己的经历，偶尔提起也是怀念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回忆录中也很少写个人。他们这代老革命都有一个心态，跟那些牺牲掉的战友比，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所做之事不值一提。

我的全家福

2009年的一天，96岁高龄的父亲突然对我们说“我不能下床了”。从此父亲再也没有站起来过，一直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

父亲生前曾写下遗嘱：逝后不开追悼会；不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遗体若需要可用于科学研究；病情无法挽回时不要浪费国家的钱，停止长时间无效抢救。

2011年3月22日，父亲病情突然恶化，送入海军411医院危重病房进行抢救。尊重父亲的遗嘱，尽管万千的不舍，我们还是告诉医生，停止抢救吧。

父亲最后那两年，我和母亲轮流守在他床前，他渐渐意识模糊，不认人了，看到我的母亲，他会叫“妈妈”。

父亲此时脑海里出现的，是他老家那未能尽过一天孝的呣妈。

他的骨子里，永远是那个农民母亲的儿子。

张宜步将军的故事没写什么轰轰烈烈的个人经历，他是一个不愿意讲述自我的人，在他的意识里，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家国、集体、牺牲的战友，每一样都比自己重要和伟大。

正因为他的这种谦卑，反而能从他的故事里感受到一名普通红军经历的艰苦和在这个过程中的成长。

受父亲的影响，儿子张培舟为人也非常谦和，对年轻的编辑非常之热情，非常有耐心。

他和一众老将军的后代，组织了一个红色血脉传承研究会，来宣讲红色历史。

所有宣讲人员都是自发、自费来做这些事情。

为了适应新的传播形式，他们用尽心思做了很多的设计，还互相进行演讲练习，甚至找专业公司制作宣讲视频等。

在二代后人中，张培舟70岁，已经算年纪小的了。他说，我们不讲，谁来讲呢。

确实，如果二代不做，就断代了。

他们讲述父辈的故事，也不是贪图名利，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新中国的来时路是多么不容易，要珍惜，要维护。

小伙伴说以前听到“党史”两个字就头疼，就想敬而远之，和这些将领后人近距离接触以后，反而开始真实地感受到那代人的精神魅力。

就像这两年在年轻人中也开始兴起一股“毛选热”，能从老一代的艰苦奋斗中找到对当下生活的指引，就是历史传承的最大意义。

编辑：佳汇 霞姐

图片来源：口述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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