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才子辈出的年代。

谈及中国绘画史，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论影响了后世好几百年。

董其昌的成就，可谓说他是明代画坛中的最高权威者,对明清的绘画发展起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除此之外，董其昌的书法亦是堪称一绝。

他的书法标新立异，在明朝书坛可谓是独占鳌头。

对于书法的造诣上，董其昌曾说过：“书法之法，首先在于用笔。若学书人不懂得如何掌握笔法，那终究也是一场空罢了。”

然而书画大师董其昌的人生，却分裂成了好几个角色。

他是中国艺术史上杰出的大师，然而在私底下，他却是一个横行霸道的恶霸和淫棍，人品与书品，可见是万万不可混为一谈的。

凡才子，多高雅。

但像董其昌那般倚财仗势、横行乡里而最终激起民变的人，却是极其罕见。

作为一位在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大师，董其昌的人生却充满了争议性。

董其昌

1555年，董其昌生于松江华亭，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

董其昌出身寒门，他这一生的成就，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与读书拼来的。

十七岁那年，董其昌参加松江府会考，因字体不工，导致成绩失利，只能屈居第二。

从此开始，董其昌发奋学习书法。

因家中贫穷，董其昌无银钱买来笔墨纸砚，他便找来家中的白袍练字，家里所有的床褥、蚊帐、白衣等都成了他挥毫泼墨的纸张。

最初学字，董其昌临的是颜真卿的《多宝塔帖》，而后又陆陆续续学过钟繇、王羲之等名流大家的书法。

十年磨砺，董其昌的书法小有所成。

在这个过程中，董其昌又开始接触山水画。

董其昌本人并非是自小便极具天赋的天才，他的起点，是以古人的佳作临摹开始的。

有了先前临摹书法的相关经验，于绘画一事上，董其昌学习的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笔法。

没过几年，董其昌的山水画倒也渐入佳境。

黄公望

1589年，董其昌高中进士，因书画技艺精湛，得入翰林院。

过没多久，因其师田一儁（jùn）去世，便由董其昌担任太子朱常洛的讲官，其身份地位扶摇直上。

身为太子的老师，董其昌在社会上的地位极高，再加上他自身书画双绝，回到地方上他依然受到了不少人的追捧。

仗着自己“太子讲官”和“翰林院书画大师”的身份，董其昌以鉴赏书画、作书作画等各种方式，“明码标价”地攫取了一大笔私人财富。

泰昌元年，朱常洛即位后，董其昌以“帝师”身份回到朝廷，任“太常少卿”之位。

天启五年，董其昌转任为南京礼部尚书。

一年后，为避魏忠贤势力的陷害，董其昌便辞官退隐。

崇祯五年，董其昌再出仕，“起故官，掌詹事府事”。

时年，董其昌早已七十七岁高龄。

董其昌心中被书画所系，又深知朝廷内党派斗争之恶，早已无心功名仕途。

崇祯七年，董其昌回归故里。

勤能补拙，终成书画大师

若说董其昌的书法成就，可称其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家。

董其昌善于汲取，他的书法是集各家之长于一身，因此他在当时又有一番有“邢张米董”之称。

董其昌书法的风格，得益于他对大量名师大家的不断临摹，并从中加以自己的风格以融会贯通，变化出另一种属于自身的“艺术风格”。

细细究来，可发现董其昌的书法从运笔再到笔画的呼应上都处理得恰到好处。

董其昌曾说过：“作书法时，不仅讲究字型、字体，更应粗细有别，掌握好下笔力度，如此方可有所成。”

从董其昌的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出，他的起笔多以藏锋为主，收笔时候却以露锋为主，技巧纯熟，变化颇多。

如此独特的运笔方式，便是董其昌的个性之处。

董其昌的这种风格在当时十分流行，亦有不少学者学习他的这种写法，但能将其笔法掌控得如此分毫不差的，却终究只有董其昌一人而已，一笔一划，皆在其掌控之中，足可见其用笔精到。

董其昌的作品不计其数，其中临仿古人的诗帖也占了其中一大部分，颜真卿的《与蔡明远书》更是曾临过五百本。

除此之外，董其昌的行草书造诣极高，其中大多是受益于颜真卿、赵孟俯与杨凝式等大家之作。

于草书上，颜真卿的《祭侄稿》对其影响最甚。

尽管如此，董其昌却并非一味在笔迹与风格上刻意地模仿。

细看董其昌的书法，始终以正锋出笔，极少有拙滞之笔。

他对自己的草书，一向以来都是十分自得的，世人亦评价董其昌的书法兼有“颜骨赵姿”之美，其中综合了晋唐以来各家之风，董其昌糅合了自身个性的解放，自成一体，因此其书风大多可见飘逸空灵，更是别有一番风华。

董其昌的书法追求者甚多，就连清代的康熙皇帝都是以董其昌的风格为“重中之重”，以至于形成了董其昌在历史上的一个时代。

作为中国书法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董其昌的书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书法强调以“淡”为核心，崇尚天然与文人的情趣，再结合笔法、章法与字形等方面，给人以一种清新俊逸的书法风格，其高超的运笔技巧亦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董其昌的书法主张，改变了前人崇尚规矩与格法的风尚，追求“创造”。

这种“创造力”，既体现在他个人的审美意象中，亦体现在他的书法行迹上。

康熙

说起董其昌的绘画艺术，其提出的“南北宗说”对后世影响深远。

董其昌将禅宗的“南北”之说直接套用于中国绘画史，可谓是“前无古人”。

他将注重画作功夫基础的归入“渐修”的北派，而把讲究文人气息的归入“顿悟”南派，此论调给中国的画坛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明代的画坛历史上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理论观点在当下那个年代并无太大争议，甚至在董其昌这一“口号”下，民间还掀起了一股“复古”风尚。

在董其昌看来，只有先体味古人绘画的技法，再按自己的笔墨形式和趣味融化贯通，才能“臻至化境”。

他说，“画家初学绘画，应当以古人为师，而后再以世间万物为师。唯以万物为师，技艺方能精湛，而后过古人。”

董其昌本人是极其推崇“南派”的画作为画家正统的，而贬斥“北派”为行家画。

若是从董其昌所临摹的大师来看，他本人是多偏向于“南派”的。

而若说他临摹古人的学习过程，说董其昌是“北派”亦不为过。

早年时期，董其昌多练习宋元画作，重其意而不求其迹，更多专注于心灵与思想的表现。

董其昌的山水画作极其出色。

他描绘事物的笔墨灵动，格调高雅，以水墨氤氲表现的山水空灵迷蒙，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以简约而疏淡的方式绘画出来，给人以一种清新脱俗之感。

董其昌的绘画成就，一定程度上来说和他书法的用笔取向有着互相依赖的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书画同源”的说法，董其昌在书法中的用笔方式、结构等在绘画中都得到了完全的体现，实现了“书画相生”的美感。

他的绘画作品风格鲜明，画作时多以淡墨为主，层次分明，对于墨色的浓淡与干湿也把握地恰到好处。

比如在董其昌的《山水图册》中，他没有刻意着色，反而以“留白”的处理方式来突显出自然本身的空灵美感，使人们得以细细品味其中的韵味。

在艺术史上，董其昌是巧夺天工的书画大家。

而在关于他个人的品德上，百姓们却称董其昌为“变态的淫棍”。

年少时期，董其昌因家境贫寒曾吃过不少苦头。

自从得志之后，董其昌的生活便也过得极其奢靡。

退休之后，董其昌回归故里，以他当时二品大员的身份，再加上与朝廷许多高官的良好关系，在当地自然是无人敢惹。

除了对书画的艺术之外，董其昌另外一大爱好，便是沉迷女色。

董其昌为官多年，私财极多，家中有良田多亩，平日生活穷奢极欲，还在乡里欺男霸女，十分好色。

时届花甲之年，董其昌房中仍旧妻妾成群，新欢不断。

晚年时期，董其昌更是荒淫无道，一味沉浸于房中之术，淫靡成风。

董其昌崇尚修仙之道，甚至不惜奸淫童女，以采阴补阳。

董家人在当地无恶不作，然而倚仗着官府相护，竟也无人敢管。

董家行径愈发令人发指，实在难以想象，如此诸多恶劣之事，竟会出自才艺绝然的大师之手。

即便早已儿孙满堂，但董其昌对女子美色的贪婪却与日俱增，说是“采花贼”亦丝毫不为过。

董其昌的为人品德，与其书画成就之高雅实在大相庭径，是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强抢民女：自作孽，不可活

董其昌府中雇佣了一帮爪牙专门与他为非作歹，平日里霸占百姓的良田不算，就连董家的下人都仗着董其昌的名头敲诈乡邻，作恶一方。

董其昌为人霸道，当地凡是胆敢忤逆他心意的，或是利诱威逼，或是设计陷害，总归各种卑贱的手段层不出穷，若是不达目的，便决不罢休。

明万历四十四年，董其昌六十岁出头的年纪，竟看中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

这女子正是陆绍芳佃户的女儿绿英姑娘。

这绿英生得正是青春年华的大好年纪，长相亦是生得十分动人。

董其昌垂涎其美色，时常自诩为“风流人物”，竟寡廉鲜耻地想求娶绿英进董家给他做小妾。

多次索要绿英无果之后，董其昌生了歹意。

再一次被陆绍芳拒绝之后，在董其昌的默许下，他的儿子便带了200多个家丁和打手，趁着三更半夜之时直闯进陆家，竟如此胆大包天地地强行将绿英带回了董家。

此事一出，董其昌的劣迹再次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民愤。

陆绍芳护女心切，一气之下便将董家告上了县衙。

县衙虽知董家张扬跋扈，但迫于董其昌及其背后的官家势力，也并不敢管董家的事情。

最后由几位乡绅邻里亲自出面与董家周旋之后，此事也终是不了了之。

陆绍芳无奈，但鸡蛋终究碰不过硬石头，也只得忍气吞声。

董其昌如此败坏伦理的事情传播开来，当地的百姓都十分痛恨董家的恶劣行迹。

松江的百姓中，有人编了一首名为《黑白传》的故事让说书人每天都在市井当中传唱，之后还在百姓之间广为流传，就连三岁小童都能讲上几句。

《黑白传》故事的第一回，即“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故事本身讲的便是董其昌父子强抢民女一事。

董其昌本人号“思白”，故事当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即是源于陆绍芳本人面黑身长。

“白公子”与“黑秀才”的故事讽刺意味十分明显，孰是孰非百姓亦了然于心，矛头直指董其昌的罪行。

百姓听起说书人讲《黑白传》的故事，亦是人人都拍手“讲得好”

如此之下，董其昌在民间被百姓们称为“淫棍”与“恶霸”，民间还流传着一句“若想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谚语。

董其昌得知后，因此事恼羞成怒，便将其故事的“背后主使”范昶私下捉来，在家中严刑逼供。

范昶不畏强权，即便在董其昌的死刑下也没有屈打成招。

见范昶不承认，董其昌对其百般凌辱，甚至还强行带他到城隍庙对神灵起誓。

受如此奇耻大辱，范昶回家还不到十天，便暴毙身亡。

范昶死后不久，其母亲冯氏便带着儿媳龚氏以及三名女仆穿着孝服去董家哭诉。

董其昌不但将她们带入府中闭门毒打，更是将龚氏的衣服尽数撕破。

接着，董其昌还命人打开大门，让百姓围观其惨状。

过后不久，范昶的母亲也因此事羞愤而死。

董其昌的行径卑劣，令松江的百姓们群情激愤。

那段时间，街上四处张贴着声讨董其昌的漫画和字报，百姓愤怒的情绪一直积蓄着，正处于爆发的边缘。

董家出了一个又接一个的人命案子，然而当地官府却再度置身事外。

为此，百姓们自发组成了队伍聚在董府门前，与其正面交锋。

此时的街坊百姓与各地客商听闻要讨伐董家，都纷纷从各地结伴赶来，加入了声讨的队伍。

董府的犬牙们见状便急忙关上了大门，纷纷爬上瓦房，拿着瓦片往人群中砸去。

百姓们团结一心，奋起反抗，拿起手上或身边的工具往董宅里面冲去。

董家的犬牙招架不住，通通都不敢出来，只敢躲在屋里。

百姓们趁机翻墙而入，撞开了董家大门。

人群一拥而上，将董府的家具与摆设通通砸毁，数十间厅堂也被砸得稀烂。

前来董家泄愤的百姓越聚越多，慌乱之中，不知是谁点了一把火，一夜之间，董府数百间豪华宅第接付之一炬。

众怒之下，董其昌不敢反抗，只得暂行外出躲避风头，如同丧家之犬一般仓皇逃窜。

等风声过去之后，聚众讨伐的百姓尽数散去，董其昌派了好几拨人前来打探消息确认安全过后，才敢悄悄回到家乡。

历史上，这场轰动一时的讨伐斗争被称为“民抄董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