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特雷弗（1928—2016），爱尔兰文学界元老，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素有“爱尔兰的契诃夫”之称。三次获得英国惠特布雷德图书奖，五次入围布克奖。2016年11月20日，在英国萨默塞特郡去世，享年88岁。
站在会客厅的一张大椅子上，我够到了门锁。我打开大门，又把椅子拖回到原先的角落处。我对着门厅衣帽架这里的镜子梳头发。我七岁，在等着爸爸从楼上下来。
我们的房子窄长窄长的，有着蓝色的大门；房子在伦敦的一座小广场边上。爸爸外出远行过，现在回来了。回家的第一天上午我们就去咖啡馆。很久以前他在寄给我的明信片上写着这句，妈妈读给我听了。“这些东西叫金字塔。”看我指着明信片上的图像，妈妈说道。然后她又加了一句：“你爸很快就要回来了。”但这个很快是在五十天之后。
我听到他在家里的楼梯上吹口哨，“伦敦桥要塌了，要塌了”，然后他亲热地抱了抱我——他是夜里到家的，那时我早就睡着了。他说，他简直无法相信我已经长这么大了。“我想死你了。”他说。
我们一起走着，穿过小广场，来到有车辆交通和街道的那一边。“咖啡，”爸爸在咖啡馆里对女招待说道，“请来两杯咖啡，再来一块俄罗斯蛋糕给‘这位你当然知道是谁的客人’。”
但之前发生的事总是在那里，我也一直清楚我千万不能说出来。一个小孩子，目睹了这样的事情，最好就是忘掉，乌普西拉大妈这么说的当儿，查尔斯就点了点他那黑乎乎的长脑壳。不能责怪她，查尔斯说；小孩子都喜欢躲在沙发后面玩玩小游戏；而那两个大人自己就应该注意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情况。“我对这个倒是无所谓，”查尔斯说，“这可不关一个可怜的黑人什么事。”乌普西拉大妈——她不知道我还在厨房门外——回应说那事情让她不舒服，恶心到骨头里。嗯，这事还是有点特别之处，查尔斯提醒她说，就是我妈妈不会把她的朋友带到卧室去——那同时也是我爸的卧室。最起码还有这一点细微敏感的顾虑。但乌普西拉大妈说敏感什么啊，在她口中我妈的那朋友是个下流坯子。
“你现在是在学法语吧？”在咖啡馆里，我爸问，“你喜欢法语吗？”
“没有对历史那样喜欢。”
“那你在历史课上学了什么？”
“老师说征服者威廉的儿子的眼睛也中了一箭。”
“哪只眼？说了是哪只眼吗？”
“没，我记得没说。”
咖啡馆里的女招待就是那个总是走到我们这边来的女的。我爸说，她老是来这边是因为我们每次来老是坐同一张桌子。他说我们的这位女招待有着提香式的头发；他说那种头发颜色就是这么个说法。我爸总是对人们品头论足，说他们有这个或者那个的，猜测人家的身份和私人情况，要么就是问别人一些问题。他经常会跟街头问路的陌生人攀谈起来，跟乞丐、跟任何让他停下脚步的人、跟商店里的随便什么人都能聊起大天。“就像糖果大王一样富有。”在咖啡馆里我有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他，我爸随即就笑起来了，一边摇着头。
在咖啡馆里，我一直都想告诉他那事，因为每次他旅行回来我都会把所有事讲给他听。我想告诉他事情发生的那同一天夜里我做的梦，在梦里，事情的全过程又重复发生了一遍。“哎呀，好可怕的噩梦。”我妈那天安慰我了，但她不知道我梦的是什么，因为我没对她说，我也不想对她说。
“去美术馆，怎样？”我们喝完咖啡后，爸爸提议道，“要么今天去玩偶博览馆？看看，我有这个。”
他在桌上铺开一块手帕，那是他买的；颜色褪得都几乎没有了，料子薄得很，有很多处都可以看得到下面的桌板。很旧的，他说，埃及丝绸做的。手帕上有一个图案，他用食指顺着图案描画了一遍，好让我也看到。“为你买的，”他说，“给你的。”
在去往玩偶博览馆的公车上，他一路都在对我讲着埃及。非常热，可以让你的皮肤脱掉一层，非常热，热得你下午只能躺下，什么都干不动。将来哪天他会带我一起去；未来的某一天他会带我去看金字塔。最后一点点路需要步行，他便牵着我的手走。
我知道去玩偶博览馆的路，但我们到那里时，我最喜欢的那个娃娃已经不在之前的架子上了。娃娃身体有点不好，博览馆里的那个男人说，在医院治疗，已经好点了。这人说话就是这么个习惯，我爸爸说。他问那人：那个娃娃，西班牙娃娃，下周就会回来的吧。“好吧，我们会回头再来的。”我爸跟那人确认。“谁打算熬夜参加派对啊？”我们回到家后他说道。
派对就在今夜。厨房里，酒瓶已经摆开阵势，挨个从桌子这头排到另一头，列成长长的两排；托盘里还放着好多瓶；杯子也已备好，就等着倒酒用了。每逢有派对，查尔斯总是特地早早到来帮忙。每逢我爸回来，总是会有派对。
“你在那边坐下，把三文治吃掉。”乌普西拉大妈那头发灰白的脑袋前倾低垂，她忙着做饭，都没空抬眼看一看。查尔斯对我挤了挤眼，我也试着眨眼回应他，但没法做得像模像样。他走近我坐着的地方，然后我不想吃的那块三文治就从桌面上消失了。“哦，真是个好姑娘。”乌普西拉大妈问我吃了没有我说吃了她就这样夸了我一句。查尔斯在一旁向我偷笑。达维咯咯傻笑，阿比盖尔也跟着咯咯笑。
阿比盖尔和达维并不真的存在，但大部分时候她和他都会陪在我身边。那一天他们也在场；那天大门打开后，我妈和她的朋友进了会客厅。“好了，没事了，”我妈说，“她不在这儿。”听到这个达维就咯咯笑了，阿比盖尔也是，但我让他们安静下来别出声。
“哎呀，哎呀。”乌普西拉大妈称我是好姑娘时，查尔斯就在厨房里发出这样的怪声。他动不动就这样哼哼，让乌普西拉大妈烦不胜烦。“他干吗要这样哎呀呀的？”她每次都会问我，“他这是在唠叨什么？”而查尔斯就总是在一边发笑。
虽然没吃那三文治我还是对乌普西拉大妈说感谢她给我做了三文治因为她喜欢听到我为了某样东西而感谢她。走上楼的过程中我记起咖啡馆里有人说我爸“富得像个糖果大王”，后来我听到我爸跟我妈把这话重复说了一遍；他说那人说这话的意思大概是指他有钱才娶到了这么漂亮的妻子。或者你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当我告诉乌普西拉大妈这事儿时她说道，咖啡馆那人也可能是指我妈继承的大笔遗产。
到了楼上，我爸站在他们卧室的门口，我妈在整理床铺。他为她也带回了一块手帕，比带给我的那块更大，她已经把那当作丝巾围在脖子上了。“你戴着这个真是太美了！”我爸说道，我妈就笑起来，笑声就像他以前买给她的一条项链发出的清脆叮叮声。浴室里的浴缸水龙头在放着水，后来水量被调小了，我妈开始沐浴。“谁来帮我开瓶塞？”我爸问道，而我妈则叫他把窗子顶部的横档窗扇打开。她亲亲我的前额，她的嘴唇很柔软，她身上的香味让我想闭上眼睛，那样我就总能闻到那香味。“宝贝儿好乖。”她对我低声耳语。
在厨房里，我爸拔出那些木瓶塞，我将它们堆在一起，开始数数玩。这些红瓶子实际上是绿的，他说，但你要等到瓶子空了才能看得出来。他先割开和撕掉每个瓶塞上亮亮的封瓶纸，然后将开瓶器旋进软木塞。“好了，全都搞定了。”他说，又问我总共多少个，我说是三十六。“下次你带我去美术馆，怎样？”他说，然后那些舞女人像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还有板球比赛场上运动员的飞跑冲撞，还有圣凯瑟琳，还有艺术家本人的肖像。“那里可是值得一看啊，我期待着哪天去。”我爸说，然后他就又去了楼上。
在我的房间里，阿比盖尔和达维还有我，我们玩了个游戏。我们假装到了埃及，在爬一座金字塔，阿比盖尔说我们应该戴上棉布太阳帽因为太阳光甚至能透过头发把你的头皮晒伤。所以我们就从塔上下来去拿帽子，但后来天又凉快了，于是我们就到处逛街。我们在一个市场上买东西，买带回家的礼物，买指环和胸针还有一罐罐的埃及桃子，买埃及巧克力还有用来铺在地板上的埃及小地毯。然后我又回到了厨房这里。
查尔斯出去弄冰块了。“你是要来陪我吗？”乌普西拉大妈说道，一边依旧忙着做菜。“鞋带散了，你会踩上去的。”她说。她让电动搅拌器暂时独自转动了一会儿，弯下身来给我系好鞋带。踩上鞋带会出事的，说不定会摔得很重，她说，记得往后鞋带都要系好，系上两道。我随后就走开了。
客厅里，装着橄榄和助兴小食的碗盘都摆好了；壁炉里火焰熊熊，铁丝安全网被放下来挡在炉火前。我看着窗玻璃上向下滑动的雨点。我看着小广场上的人；他们在雨中匆匆行走，一个女的撑着伞给她的狗挡雨，查尔斯带着冰块正往回走。广场那边的车子开得慢吞吞的，街灯已经点亮了。
我坐在壁炉边的扶手椅上，翻看着书里的插图：将小孩关在笼子里的老恶婆、巨人、侏儒以及王后在镜子中照出的模样。我又向外面的小广场看去：我妈的朋友是第一个来的。等一台车从他面前的路上开过之后，他才穿越小广场，然后就听到了门铃声和台阶上他的脚步声。
“吃一个这个吧。”他在客厅里说道，他指的是乌普西拉大妈刚做出来的芝士条。“该是你上舞蹈课的时间了。”他一边说一边放起了音乐。他给我演示的还是与以前同样的舞步，因为我从来都不练一下，不练是因为我不想学。“他们还好吗？”他问道；我明白他说的是达维和阿比盖尔，自从我妈跟他提过这两个名字之后他就经常会问候他们。我本来都差点就告诉他事情发生的那天下午他们也在场的，但我没有，只是说他们情况不错。接着，别的人陆续到来，他就跟他们说话去了。我非常恨他，巴不得他死掉。
我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听人们说话，这个位置半掩在窗帘后面。一个男的在讲他参加的一场汽车赛。总有一天他会赢的，应该不用多久，一个女的说。查尔斯穿着白夹克进来给人们端上酒水。
又有人到了。“噢，天哪小宝贝！”费尔雷先生低头朝我微笑，然后坐在我旁边。老了累了，他说，没法跟那些美人调笑快活啦。他问我今天做了什么我就对他说了去玩偶博览馆的事。自从他老婆死后，乌普西拉大妈告诉我，他就独自生活了。我妈去参加了他太太的葬礼，但他现在不提过去的事了。“可怜的老小子。”查尔斯说。
因为很多人在说话，所以你几乎听不到音乐声。查尔斯每次端着一托盘酒水经过时都伸出一根手指对我摇晃几下，费尔雷先生说那样子真机灵。“啊，看看你们两个！”一位女士对我们喊起来，她亲了亲费尔雷先生又亲亲我，然后我爸就过来了。“没人瞌睡要上床吗？”他说道，一边牵着我离开了酒会。
他要等到很久之后才会又一次离开去旅行——在关灯之前他对我承诺；灯关了，在黑暗中感觉就像是在梦中。他会去远行而且他不会再回来，永远也不想回来。再也不会去美术馆了，那里有我们最喜欢的一幅画，画的是在沙滩上野餐。再也不会有咖啡馆了，再也不会有玩偶博览馆了。他再也不会问这一句：“没人瞌睡要上床吗？”
在黑暗中我没哭尽管我想哭。我让自己想一些别的事情，想想小广场上发生了事故的那一天，想想另外有一天有个家伙按我家的门铃——他还以为我们的房子住的是别的什么人。然后我又想起了费尔雷先生独自生活的样子。我在黑暗中看到他，看得清清楚楚，就像他此前在那个靠窗座位那里坐在我边上一样清晰：他前额上大大的色块斑痕，他一缕缕的白头发，还有他那看上去一点也不显老的眼睛。“年轻力壮时他是个外科医生。”我妈去参加葬礼的那天上午乌普西拉大妈告诉查尔斯。我看到费尔雷先生在他家的房子里，虽然我从来没去过那里。我看到他尽其所能为自己做吃的东西，他家楼梯边放着一台吸尘器。“被老费尔雷切巴切巴，大卸八块，有谁肯干啊？”查尔斯有一次这么说。
楼下的音乐声很微弱，听起来就像是从别的什么地方而不是从我们家某处传来的；我想着他们是不是在跳舞。到十点钟派对就结束了，乌普西拉大妈说，然后他们就会离开，去不同的餐馆，或者也可能都是去同一家餐馆，但也有几个人是直接回家。就是这样的一个酒会派对，不会持续很久，不会像乌普西拉大妈所知道的另一种派对。听到她这样说，查尔斯惊讶了；“在这里？”他问，“就在这栋房子里有过？”她回说没有，这里从没办过通宵派对。查尔斯点点头，自有一种严肃郑重的样子；他说就知道会是这样的。所有客人都走了之后，他还会留下来一个小时左右，帮着乌普西拉大妈收拾打扫。等到那时候我早就睡着了。
达维说那是一种游戏。挺好玩的，他说。但阿比盖尔连连摇头，她那黑色的小辫子也跟着荡来晃去。我不想谈论那件事。那是周三的一天，乌普西拉大妈下午休息外出了，查尔斯当时在小广场上忙着侍弄花圃。
我试着又去想费尔雷先生；他不得不自己铺床，做他妻子以前做的所有其他事情；但费尔雷老是从我的思绪中悄悄溜走。我妈的连身裙滑落在地板上；我偷偷往外窥视时能看到皱缩在那里的裙子，她的项链也摘下扔在了裙子旁边。事后，她说他们应该先把大门给锁好的。
音乐声依旧显得很遥远。人们发出的声音不像是人在说话，而是更像一片嗡嗡声。我把被褥什么的推开去，然后踮着脚走到楼梯这里，从扶栏之间往下看。为了这个派对，乌普西拉大妈也特意换了身打扮，查尔斯正端着又一大托盘斟好酒水的杯子进来。乌普西拉大妈也进来了，端着两盘子助兴小食。那是她做的培根卷裹杏肉，还有迷你三文治，个头并不比一张邮票大。人们这时离客厅区远了点，三三两两地站在楼梯间平台这里。我妈和她的朋友也在这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她就又去了会客厅。他留在原地，肩膀斜倚在靠窗的一面墙上；红色的窗帘布拉着，挡住了窗户和部分墙壁。“那孩子很机灵，知道这事的。”我爸回来之前的一天，他是这样说的。
我不想回到床上去，因为即使我没睡着，那个梦还是会在那里重复；乌普西拉大妈说我爸会永远走了，当然了他不得不走。等我四处找寻的时候，他旅行途中带着的皮手提箱将不会再在那里，而我也会明白它将永远不会再现。我会拿出那块埃及丝绸的手帕，会记起我爸将手帕铺在咖啡馆桌上，指给我看手帕上图案的情形。“我们的咖啡馆，”他就是这样指称那间小餐厅的。
我妈的朋友从楼梯间平台向上看，就在我下方两长段楼梯的地方。他向我挥手，然后我就看到他顺着楼梯上来。他嘴里叼着一支烟但没有点着，然后他伸出一根手指放到唇上但没把烟取下来。“足够把他们都灌醉，”看到厨房桌上那么多打开的酒瓶，查尔斯这么说过；我不禁疑惑我妈的朋友是不是已经醉了，因为他又从烟盒里掏出了一支烟，而嘴里叼着的第一支还根本没点火。
他走得摇摇晃晃、七歪八扭，不得不伸手去抓扶栏。他不管不顾地笑着，好像那样笑也是某种乐趣。我能看到他脸上的汗珠，从脑门上冒出来就像雨滴一样。他又往上走了一步，眼睛是闭着的。他慢吞吞地继续往上爬，站上一级台阶然后又是一级再又是一级。他嘴角边有一小块污渍，是吐出来的什么脏东西，之前的两支香烟都落到了楼梯铺的地毯上。我伸出手去，我都可以碰到他了。我的手指尖摸到了他衣袖的黑布料，我能感觉到他的手臂就贴在面料下，然后一切就都不同了。
于是他就向后摔倒翻滚了，于是楼梯扶手就被撞烂开裂了。先是砰的一声闷响，接着又是一声，跟着又是一声。最后是死寂无声，乌普西拉大妈抬头朝上看着我。
我从自己房间的窗子观察着他们，他们分别走到酒店花园里各自挑选的桌子旁坐下吃早餐。他们把礼物都放到了我的座位旁边。他们相互交谈，但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私下里说的是什么。我从窗前转过头；刚刚涂抹过珊瑚红唇膏，我还要在脸上扑一点粉。这是我的十七岁生日，在那面椭圆形梳妆镜里，我反照出来的形貌并无什么特别和异样。
楼下，我横穿而过的大堂休息区空无一人；百叶窗半拉着，挡住外面太阳的明亮光照；白天稍后一段时间，这种阳光会让酒店客人感到厌烦的。
“早安，小姐。”花园里的一个侍应生跟我问好。
即使是一大早，空气就已感觉柔和香醇，仿佛酝酿已久。熟透的栗子开始自行掉落；鲜艳的深红色树叶正逐渐干枯萎缩。高天无云。
“啊，老淑女来了。”我父亲这样说道。桌上只有一朵玫瑰，粉色当中又渗透着一丝丝鲜红，那是他为我摘来的。我生日时他总是会从什么地方弄一朵玫瑰来。
“我们今天该干点什么？”母亲给我倒好咖啡后问道；而父亲则在一边回忆起“朝圣之旅”的那一年，当时因为我累了所以他就背着我，那时我们还遇到了一位老头，他给我们讲了[天主教教宗]圣人西辛尼乌斯的故事。他又回忆起一次热气球旅程和“赌场之旅”的那一年。生日总是一个重要时刻，我母亲的生日是在七月，我父亲的在五月，我的在十月。
我们住在酒店里。自从离开小广场上的那栋房子，我们就一直这样，在欧洲不同的国家住在各种各样的酒店中；这一开始看似一种暂时的生活方式，但后来这种生活获得了恒久性。
“那么，我们要去干点什么呢？”我母亲又问了一遍。
因为这一天是我的所以就由我选择。打开人们给我的礼物看了之后，在我拥抱和感谢他们之后，我说我想做的是步行穿过那片桦树林地然后在树林那一边草场开始的地方野餐。
“我，我所有的运动都没问题，”紧靠我们的一张桌子上，一位男士对他的朋友说道，“没有一项运动是我不感兴趣的。”
现在，三十五年之后，我还能听到那男人涟漪般扩散开来的声音。我还能看到那张我所瞥见的面孔——戴着眼镜、脸色粉红；我还能听到他的同伴向侍者点了锡兰红茶。
“那很好啊，今天这样去走走很好。”母亲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就选择了去野餐，早餐之后我们去买各种不同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把各自挑好的午餐都放在一起准备妥当了。
“你为什么总是给我一朵玫瑰呢？”
步行途中我问了这个，那时母亲走在父亲和我前面好远。我并不是特意选了这样一个时刻发问；这并不是因为母亲不在我们近旁；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考虑。
“哦，其实送一朵玫瑰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你能明白的。只是有时候一个人就是想给别人一点什么罢了。”
“你为我把一切都安排得太好了。”
“因为这是你的生日啊。”
“我说的并不仅仅是我生日这一天。”
母亲已经先到了草场边上，回过头来喊我们。等到我们跟上去，野餐的东西已经在草地上布置好了，红酒瓶塞也打开了。
“你爸跟我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午餐一开始她就说道，“他正要给他的相机买一筒胶卷，但突然发现钱不够。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是在一间小商店里。他当时很尴尬，所以我就从钱包里翻出几个硬币借给了他。”
“你妈总是不缺钱。”
“不过那并没有多大关系。有了一笔遗产，经常会带来不同；但有些偶然情况下，我想，这一次跟钱并没有多大关系。”
“是的，有没有遗产并没带来多大不同。在继续说别的话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举杯庆祝这一天。”
父亲往杯中倒了酒，“维拉娜，你自己可不能喝啊。你以前可从没这样试过。”
“那么，我可以向你们祝酒吗？这是我以前做过的吧？”
“嗯，可以吧，而且也应该是可以的。”
“为了我的生日，谢谢你们。”
我父亲以一种突然的方式——这在他也是常见的——说道：
“马可·波罗是把有关中华帝国的见闻带回欧洲的第一位旅行家。没人相信他的话。没人认为他说到的那些地方，或者他说到的那些人存在——甚至认为连忽必烈汗也不存在。这就是今天历史课的内容，我的老淑女。也或者说是历史和地理的综合课。我们怎么想怎么认为都没关系。”
“德语中‘想’是denken，”母亲适时插入来教外语，“在意大利语中，‘想’怎么说？”
“表示想是pensare，如果是认为的意思，当然是credere。”
“这个火腿味道真不错。”我父亲说。
他们把我从英国带出来，因为那是最好的办法。我从此再也没上过学。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教育我，而且他们两个人合起来也懂得很多：他们什么都教给我。我父亲成为埃及考古学家的雄心逐渐消磨殆尽了。很久以前他不断去埃及旅行研究，总是决心做出前无古人的重大发现；他在旅行时还克勤克俭，处心积虑地省钱，指望着能在婚姻中取得财务独立；在埃及时他还经常睡公园长凳。但自从我们离开那座小广场边的房子，我父亲的专项事业就没有了；他也变成了他此前一提起来便不由嗤之以鼻的那种人，一个可鄙夷的业余研究者。他的书倒是没有就从此不写，但他实际上已根本放弃了将书出版印行的打算。
“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他感慨道。我的生日野餐结束了，酒也喝完了，他那柔和的说话声低沉得几乎听不到。我们躺在那里，一家三口，都躺在温暖的秋日阳光下。然后我起身将野餐剩下的东西打包装进帆布背袋，同时想到我父亲说的没错，这一天确实很棒，甚至那就是幸福。
“我有时候担心他的运动锻炼不够多。”回去的路上我母亲这样说着。返回时我们走的是不同的路线，这次是父亲走在稍微前面一点的地方。经常地，在我看来就是如此，似乎是特意安排好的，我身边总是有他们之中的一个陪伴着，要么是母亲，要么就是父亲。
“他锻炼还不够多吗？”
“嗯，这个，也可以更多一点的。”
“爸爸身体没不舒服吧？”
“没有，根本没有。完全没问题。只是按照事情的自然规律……”
她没有将本来想说的话说完，但我知道下半句是什么：按照事情的自然规律，不管是她还是我父亲都不会永远在世。我感觉她已经猜到我在心里替她把那句话说完了，因为我们多年的生活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的对话经常都不完整，也不用说得彻底，或者根本就从来没有开始过。我的父母已经在他们之间创建了某种人工的东西，而我们一家就生活其间；他们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构筑这个人工物，就像马赛克细工师在镶嵌板上完成一幅杰作。我父亲已经接受了他所听闻和了解到的我母亲曾经的不忠——我相信他知道的是全部的事实真相。我可以看得出来，母亲这一方对此好像并不遗憾愧悔，而我父亲这一方也并未表现出怨恨痛苦；我从没听到他们吵过架。他们为我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改变居住的场地环境，这种变动在持续地重复着；酒店里那些家具陈设虽千篇一律，但没有什么是跟以前家里的东西一样——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没有一处细节会被忽略。为了对他们表达谢意，我或许可以说每一天的生活都染上了我感激的色彩，但他们不愿我这么说，甚至都不希望我以这样的方式提到感激这个词，因为他们认为说感激就太过分，难以承受。
“这个下午实在太棒了！”
“啊，是的！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
“我爱一天中的这个时段。”
我母亲和我经常会突然讲起她教给我的某一门外语；对她而言，这样做似乎就能打破一种她所不愿容忍的单调。她是不是——他们是不是——也为失去伦敦的房子而惋惜，就像我一样？他们是否想象过房子可能发生的变化，蓝色大门漆成了别的颜色，门旁墙上挂着商务或者公务机构的铭牌，门铃被按响之后对讲机里就传出室内某个人的声音？会客厅现在变成了什么？一楼的房间或许改成了某个小国家的领事馆，庄重严肃的主管人员在那里走来走去，而秘书们则手拿文件等着签字？所有我能确定知道的——他们肯定也一样——就是我卧室墙纸上的紫罗兰花已经隐没无踪，被重新粉刷的涂料盖掉了，描绘造船厂景观的黑白绘画也从大厅的墙上消失了，一起不见的还有《伦敦叫卖图》。跟我一样，他们或许甚至也想过，从前那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发凉的恐惧气氛是否还驻留在那屋子里，伴随我童年的鬼魂幽灵是否还经常出没在那些房间中？自从我离开英国，这些鬼魂便也死去了，并没有跟着我在异乡复活。
“这里可真是漂亮极了。”我们跟上父亲之后我母亲说道，而父亲已经开始在那里捡拾落下的栗子。我们看到了一只鸟，他说那是某种珍稀鸟类，但我们谁都不知道是什么鸟。酒店里有个小服务生，我们会把捡拾的栗子送给他；捡着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清楚这将成为以后另一次生日回忆的内容，将会被我们说起，成为我们翘首回顾的往事。
“欧内斯特·夏克尔顿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杰出人物，”以他那种惯有的生硬唐突方式，我父亲又开始评论起来，“在将刺骨寒风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将冰雪世界变成人生风景的所有杰出人物当中，他也许是最棒最完美的那一个；这些人忍受人间最严酷可怕的旅途，而他们所寻找的圣杯就是世界尽头那一片荒凉孤寂的不毛之地。你能想象一下这些人吗，那些在夏克尔顿之前的先驱和所有后来追随他的人？他们各自守口如瓶的秘密，深深隐藏的身心痛苦和疾患，他们的祈愿，他们的失意沮丧，你能想象吗？如此的厄运和困境，却又有如此的精神信念！我们，我们人类，是不可思议的独特造物，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他至今没带我去看金字塔，这并没有关系，一点点关系也没有，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法说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带我去。至于这件事，当然了，最好还是别说。而我，别无选择，也只有跟着含糊其辞。
“我们还没有带你去过海利根贝格吧。”我们继续向前走的时候，他沉思着说。
在海利根贝格，秋日最后的野花此时应该还在盛开，而整个冬天，圣诞白蔷薇将处于花季。他们知道的那家酒店——泽尔登霍夫酒店——应该比他们当年去的时候更豪华了，我母亲插了一句。
我们将在海利根贝格过冬，他们决定了，而我则寻思在那里我们或许能收到乌普西拉大妈寄来的一封信。时不时地，但并不是经常地，会有一封信寄到我们所住的某家酒店，或者在当地邮局“存局待领”的信件堆中找到。有一次，我看到了我知道自己不应该去看的东西：我记得那笔迹局促拥挤、不易辨认，还有乌普西拉大妈一直钟情使用的紫色墨水。寄来的这些信从未当着我的面打开过；我曾经查看过母亲的私人物件，那里面一封信都没留存。
“我们在泽尔登霍夫住过，那时才结婚一个月，”我父亲说，“在那个世外桃源，那里的古堡山居旁，我给你妈拍过一张照片。”
我问起他们过去的恋爱经历，我问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小店是在哪里——那时我父亲正要给他的相机买一筒胶卷。
“在意大利，”母亲说道，“在波尔迪盖拉的海滨步行道边上。”
这个地方也有一张照片。
验票员的连鬓大胡子间混杂了斑驳的灰白须发，他的制服也需要打理清洗了。我对他很熟悉，因为我经常乘坐这趟列车。
“谢谢您，夫人。”他把票递还给我，提醒我在米兰和热那亚换乘。下午的早些时候，列车将开始在一连串的海滨小镇旁边穿行而过，不慌不忙地向前行驶，减速，停车，车身晃荡耸动着再次起步，然后逐渐提速。旅程中的这一段是我最喜欢的。
我穿着蓝色衣服，因为这个颜色最衬我，经常还配着绿色一起穿，虽然旁人说这两种色彩很难组合搭配。我的头发精心打理过，是那种守旧的传统发型。“你是位老派的古典淑女。”我父亲过去常常这样说我；他这倒不是在责怪我，因为他的语气还是一如既往地轻快调侃。我母亲喜欢我的古典韵致，我很小的时候她就这样说过。现在我已经是五十三岁的妇人，最终在意大利一个几乎湮没无闻的海滨度假地安顿下来，这座小城也是我父母最初相遇的地方。我估算了一下，他们相遇应该是在一九四九年。
他们都过世了，父亲先去，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不到一年，母亲也去了；而我，本应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他们的，实际上对他们根本不了解，虽然母亲在世的那最后一夜，她一直都抓着我的手不放。第二个葬礼举办得也很朴素，与第一个葬礼一样，仪式非常简单，母亲的棺材被放进墓葬坑，紧靠着父亲的墓穴；那处小小的墓地是他们事先选好的，我们之前经常在瑞士弗萨斯卡山谷避暑度夏，他们对这个地方一见难忘。葬礼结束，我离开墓地，离开了他们两个，走在凛冽的寒冬冷风中；地上有积雪，但雪花已经不再继续飘落。
大概一个月之后，就像父母在世时一直做的那样，我去[德国巴符州]巴特梅根特海姆的邮局查收“存局待领”的信件，发现乌普西拉大妈写来的一封信，收件人照例是我母亲。信在邮局已经保留了差不多一整年。
……自从上次收到你的回音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我才提笔写这封信的。我有些担心，但也许一切都还好吧；对我这样一个老太太，你一直都宽厚善待。布莱顿的这个夏季日子不好过，但我挣扎着应付；这一季的景况很糟糕。有几个其他的女房东已不再指望有收入了；看着这凄凉之景，好似看到灾祸临头的不祥之兆，我想起以前的生活是多么不同啊，那些在伦敦度过的日子！唉，我告诉自己不该说这个，但还是让你知道了。只因为没有你的音信了我才写信给你的。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么多年来，我母亲一直在付钱给乌普西拉大妈。也给了查尔斯，我设想。为了求得他们的沉默，我母亲这个富婆孤注一掷，用钱封口：我想事情就是这样；但是，我并不责怪她，不怪她。我回信给乌普西拉大妈，只简短地说我母亲已经去世，并让她把这个消息也转告给查尔斯，如果她碰巧还跟他保持联系的话。没有什么回复或者安慰的只言片语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那里传递回来，但乌普西拉大妈给我母亲的最后一封信让我首先想到要对我的父母表达感恩和敬重，我迫切希望让他们的不凡付出得到外界的认可。乌普西拉大妈会死，查尔斯会死，时候一到我自己也会死，那样的话，这整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够知道我父母的故事，这个原本应该有更多人听到的故事？
我寄宿的酒店是波尔迪盖拉的“女王宫”。在这里，我的朋友只是餐厅的服务生、大堂的行李员和打扫房间、整理床铺的女佣；我并不鄙夷和拒绝这样的友谊，此外，我就只有我自己本身做伴了。当我的脸出现在小化妆盒的镜子中，或者阳光适时将我的脸从商店的橱窗玻璃反照出来，或者在公众场所的大镜子中我偶然瞥视到自己的面容，我经常觉得我并不认识镜中的这个女人。当我对着镜中影像多凝望片刻，便不禁疑惑：我所看到的是不是我的想象强加在一个影子上所带来的幻象，而这个影子是由一个小孩子变化而成，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我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我知道事实不是这么回事，但看起来却仍然是这种感觉。自从母亲离世，我的生活便沾染上困惑与混乱的色彩；孤寂独处的清醒时刻，我更是感到一种强迫性力量不断袭扰我，迫使我要去让外界知道我父母这两个人的善良仁德。这种强迫症似的念头执拗地固守在那里，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同时也无计可施；它已经成了一个不容反驳的发号施令者，在指示我应该怎样去行事。我一直没有勇气在“女王宫”的廊道间和大堂休闲区对人们讲述我们一家的过往经历；很多年来，我都是舍近求远，从这个败落老旧的海边小镇旅行去往其他的远方城市——在那里，我只是一个无名过客。一次又一次地，我试图在陌生人中搜寻一个合适的听众；这个人随后或许能够将父母为我而完成的恩德善行当作一个传奇扩散传播开去——在家庭聚会上，在餐桌边，在酒吧和店铺中，我父母那奇迹般的慈爱壮举会被一再复述，打牌和下棋的人们也会中断他们的娱乐来凝神倾听；我们家的故事最终将流传到其他的城市、僻远的乡村和集镇，还有别的国家。
每次我找到潜在听众，每次与某个听众在茶室里隔桌对坐或者在公园里闲谈，起初的情形总是礼节性的客套矜持，而话题稍有进展，对方便表现出反感和嫌恶。有些在火车站候车厅消磨乏味时间的无聊旅行者，对我的故事做出的反应就是扭头看向别处，嘴里嘟囔出几句不知所云的含糊话语。有时候在有轨电车上，或者是在火车上，对方干脆就气恼地推搡着从我身边夺路而去，把我的讲述当作烦人的胡言乱语。而我表示道歉的嗫嚅低语他们根本就懒得在意。
由于愚蠢，那时我还一片懵懂，未曾有过现在从这些经历中才产生的体会：有些事实或真相，哪怕可以为人类的精神性灵带来荣耀光辉，如果其中也包含有一些可怕的成分要透露或陈述，那么你兜售或传布这个故事时就会很艰难。黑暗滋养了光明那欢忭壮丽的胜利火焰，但又有谁想去面对和了解黑暗？最终，我认可了这样一个结论，同时也是我的决断：我固然有话要说，但并没有蒙受了上天的恩宠悲悯而有权利去倾诉，所以要停止自艾自怜的叙述冲动。我行李箱的轮子在波尔迪盖拉火车站站台的路面上咔嗒咔嗒滚动而过，车站外面是夕阳灿烂的明净黄昏。根本都不用问一声，出租车司机也知道我要去哪里。路上跟他说话的时候，我本来想告诉他以后我不会再去外地旅行，不会再搭他的车，但转口问起了他家人的近况——那是他常对我提到的话题。
“晚上好，夫人。您近来可好？”在“女王宫”那空无一人的大堂里，下午开始当值的行李员及时出来迎接我；他好像是从虚空中突然冒出的。
“我还好，乔瓦尼。还好。”
乔瓦尼小个子，苍白委顿的样子，一件式样繁复的制服让他显得更矮小。他维持着“女王宫”的正常运转，跟酒店经理瓦莱察先生的作用一样大；或者说乔瓦尼的作用与那位明显顽固专横的卡萨罗蒂太太一样大——在酒店兴旺鼎盛的年代，她便已是这里的前台接待。当年的流行风尚让这座酒店的装饰显得赏心悦目，但时移世易，其他的流行风尚很久以前便又将优雅魅力从那些曾经时髦的东西身上移除了，现在只剩下随处起皮开裂的油漆和脏乎乎的手印。墙壁也斑驳剥落了，一台老电梯因为故障频发已经停用，人们几乎忘了这里还有电梯。但29房，这是我每次从失败的倾诉之旅回来都入住的房间，毕竟还有着辽阔的海景，可以一直望到海天相接处。
“我们一直想念您，夫人，”乔瓦尼用英语告诉我；跟我说话时，他喜欢进行这样的口语练习，“好吗，您的旅行，夫人？”
“挺好的，乔瓦尼，还不错。”
在这句谎言说出之际，29房的门打开了。乔瓦尼站在一旁，我先进房间。我归来的仪式当然还有更多一点的内容，虽然也不是很多：拉开百叶窗，再次寒暄两句夸赞一下无敌海景，一方拿出小费一方收下小费。然后乔瓦尼就走了。
我把旅途上携带的一些衣服挂到衣柜里，又写下一张字条放在那些必须要拿去清洗的衣物旁。不紧不慢地，我泡了个澡，又去楼下坐了一会儿，把为旅行而买的那本轻松小书看完。我将书留在大堂，与报纸放在一起，如果有人对那书感兴趣尽管可以拿走。
我到海边散步，脑中还是反复浮现曾经的思绪，想象着这条步行道上出现了那两个被世人捐弃的人，他们当年走在这里时彼此还了解不多。那张照片里的供游客更换泳衣和冲洗身体的棚屋已经消失不见了。
“晚上好，夫人。”
在这条步行道上，相互问候并不是一种异常的殷勤礼貌，即使一位男士向一位他并不熟悉的女士打招呼，那也挺正常。但这一出乎预料的问候声还是让我惊讶了，而且我或许看上去有点受到惊吓的样子。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那男人的道歉声渐次减弱。
“没事，不要紧的。”
“我想，我们都是英国人吧。”他嗓音柔和，听上去让人感觉很舒服；他的眼睛很蓝，蓝得有点吓人。他高个子，一身浅色亚麻套装，瘦瘦的，金发，脑门上有些晒斑暗痕；他的蓝条纹衬衫上系着领带，领带的蓝色和他眼睛的那种蓝色一模一样。这是一位亲切和蔼的医生？小学校长？园艺师？有些迹象表明他是独自一人。或许是丧偶？我猜测。要么是独身未婚？无法猜出什么结论。他名叫德阿布雷，他自报家门。当我开始继续向前散步，他掉转了方向，与我并肩同行——这看上去也很自然，只是稍稍有一点点怪异。
“是的，我是英国人。”我听到自己对他作出了回应；假如我之前不加犹豫随即回答他，语气估计就没有现在这样温和。
“我想到你可能是英国人。这个，我看得出。但即便如此那还是一种武断的假定。”他还在继续道歉，只是有了些变化，一边还伴随着非常轻微的手势动作。他稍稍笑了一下。“刚才散步时，我的思绪有点拐远了，正想着多年前读过的一部小说《好兵》，十八岁时第一次读的。”
“我也看过《好兵》。”
“一个最最悲伤的故事。不久前我又看了一遍。你也读过不止一遍吗？”
“是的，不止。”
“一部好小说，你读第二遍时，总是能发现一些之前没能看到的新东西。”
“确实，我有同感。”
“现在我在重读毛姆的短篇小说。比他的长篇更出色，我认为。我特别喜欢《风筝》这一篇。”
“这个故事拍成电影了。”
“是的。”
“但我从没看过。”
“我也没看那电影。”
步行道上没有旁人。没有一个人，连一条狗也没有。甚至也没有海鸥。我们一起走着，有一会儿没说话，直到我出声打破沉默，但也没说多少，只是说我喜欢波尔迪盖拉的海。
“我也喜欢。”
我们的脚步声在彼此呼应，或者这多少只是我的想象？我不知道，只是清晰地意识到沉默又一次横亘在我们之间，于是我再一次开口打破沉默。
“很久以前，我住在伦敦的一栋房子里，在一座小广场边上……”
他点头，但没说话。
“我父亲是个埃及考古专家。”
录音机播放的音乐从酒吧里传来——多年前那里曾经也有旅客喝着鸡尾酒悠闲地谈天说地，还如一般上点档次的酒店那样有支室内四重奏小乐队现场演奏助兴。我点了杯柯尔干白；酒保倒好酒后便走开了，让我一人安静独饮；每次晚上来他都是这样，因为他还有别的事要做。我预计今晚的情况也会如此，于是带来了陪同者，就是海滨步行道上的那个英国人——他那温和有节制、特征鲜明的面容陪伴着我。“一生中总是太多的偶然。”他说。几乎没多大困难，我又再次清晰地听到他的声音。“太多了。”他说。
走过“女王宫”的大堂，去到酒店的餐厅——那里曾经的灯火辉煌、觥筹交错早已就不复从前，只剩下没落的蛛丝马迹——时，我脑中还是回响着他的声音。德阿布雷先生随同我去往餐厅；他那种镇静仪态一如既往，优雅细长的双手好像根本没动就能做出手势，脸上的微笑非常淡弱缥缈，几乎难以觉察。皇室家族都曾在这个宏大的餐厅中欢宴畅饮过，经理瓦莱察先生经常这样言之凿凿。但今晚餐厅镀金镶边的镜子中反照出的只是屈指可数的几名客人，在闪烁摇曳的枝形吊灯下，身形朦胧、影影绰绰。有一个男的在进餐，把黄色烟斗放在他身旁的桌子上，有一对可能是在度蜜月的夫妇，还有两位德国老小姐，或许是刚退休的小学教师。餐厅小炉子上温着里脊肉条和佩科里诺羊乳干酪馅的小馄饨。但与德阿布雷先生相比，所有这些现实之物都没那么重要了。
“您请，夫人。”卡洛飞快地写下我点的菜式：清炖肉汤、大比目鱼。“还有产自加维的佳味干白。马上就好，夫人。”
我母亲从地板上收拾起裙子，还有项链也被她从扔下的地方捡起来了。客厅里浮动着她身上浓重的香气；她的朋友在唱机上放起一张唱片。他们走开之后，唱片中的那个声音还在继续唱着。然后查尔斯进了客厅，知道了那件事情，接着把我带到小广场上去看他已经整理完毕的花圃。
“夫人，请慢用。您的酒。”
佳味酒倒好了，但那熟悉的味道根本不需要去尝一下；我只是点了点头。
“谢谢，夫人。”
德阿布雷先生在我们家门前的小广场上走过；他记得曾不止一次经过那里。要他想象我们从前住在那里时那栋房子的样子，不会有什么困难；他没那么说，但我知道。他能想象得到；他就是那种类型的人。
“祝您好胃口，夫人。”
一个小孩子的手指尖轻轻抓在一只衣袖上，在那里只是停留了短暂的一瞬。她随后的动作非常迅捷，非常地轻微快速，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一般：这一幕，德阿布雷先生也能想象到，而且他也这样做了。没点燃的香烟被踩烂在一只鞋子下面。还有摔倒碰撞的喧嚣声、变形破裂的楼梯扶手。还有愕然惊呆的目光，从下方远处向上看着。还有死者那龇牙咧嘴的面容，仿佛一丝怪笑。
那个独自进餐的男人将烟丝填进他的黄色烟斗，但没有接着去点燃。冰淇淋被送到了两位德国女教师面前。度蜜月的夫妇在碰杯。才到餐厅的三个旅客站在门口，略显犹疑。
“您要的烤比目鱼，夫人。”
“谢谢你，卡洛。”
“夫人，请用。”
在那一瞬间，三个人的生活被永远彻底地改变了。对于参加派对的客人来说，我父亲随后编出的任何托辞谎言他们都乐于接受，也便于他们自己摆脱干系，而两个佣人的沉默则是用金钱收买的结果。我母亲忍不住哭了，随后又藏起她的眼泪。那个无眠的夜晚，是否曾经有一刻，她——我的父亲也一样——受到本能冲动的驱使，生出这样的念头：放弃他们所生的这个孩子？他们如果，而且也只仅仅如此，把已经发生的事情称作邪恶罪孽，是不是更为合乎常理？
“在不幸的痛苦中发现事实真相，”我们在步行道上走着的时候，德阿布雷先生回应道，“那也是正常和自然的。天真无知者不可能是邪恶的，这就是他们在那个无眠的夜晚所认识到的。”
向已逝者表示敬重，德阿布雷先生踌躇而坚持地说，做到这些已经足够，需要讲述的事现在已经在死者以外的另两个人之间传达了，而且在他们之间还将会再次讲到，而每一次讲述都会获得新的认知。长眠于地下的那对无私夫妻也不会苛求更多。
吃下的食物，我没有去感受味道；喝下的酒，我也没有去品尝。我谢绝了甜食和奶酪。侍者给我拿来了咖啡。
“他们的问题在于各自的过失与罪疚，”德阿布雷先生又说道，“他的过失是他对她了解得不够多，而她的罪则在于她尽量利用了他的不知情。他们的故事是羞耻的，但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们的灵魂却是温良高贵的：罪疚并不总是可怕的，羞耻也并不总是卑劣的。”
法式小点心也送到了桌上，但我没有从盘子中拈起任何一块小糕饼。未来的某个晚上她可能，餐厅的员工在厨房里会这样想，甚至会相互说道：未来的那个晚上，她会再次在这同一张桌子前坐下，那时她已经变老了，她将处于孤独之中，形影相吊。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在这间王公贵胄们曾宴饮欢娱的餐厅中，在破败褴褛的帘布帷幕间，在已经沾染了经年尘垢的枝形吊灯下，她并非孤身一人？他们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猜到，在这间老旧的酒店中，当她在海边漫步时，会有一个德阿布雷先生相随，就像在童年的孤独岁月中，她曾有过另外两个朋友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