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安徽青年干部被省委书记叫去,才知失踪14年的父亲是特工

空白充斥黯淡 2022-10-28 14:39:38

1934年10月的一天,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乞丐模样的男人来到瑞金中央苏区,声称要见周恩来。他一张嘴,明显看到中间四颗门牙都折断了,依稀还有一些模糊的血迹,两侧脸庞都肿胀得硕大无比。来人自称身上带有重要情报,必须要马上见到周恩来。验明身份后,他被带到周恩来面前。

周恩来见到这个乞丐模样的来客,上下打量了半天,始终还是没有认出来是谁。“周副主席,我是项与年啊,你不认识我了?”来人见到周恩来,显得非常兴奋。周恩来仍是一脸疑惑,“你是项与年?特科的那个项与年?”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周恩来赶紧将来人请到屋子里坐下,亲自给他倒上水,连称“辛苦了”。

项与年是福建连城人,1925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委派到南洋领导华侨的工人运动,成为当地华工群众的领袖之一。1927年,33岁的项与年被驱逐回国,进入周恩来组建的中央特科工作,成为党在隐秘战线上的一员主力。

在中央特科,项与年是“红队”的主要队员,专门执行惩办叛徒与敌特的任务,曾参与营救彭湃、杨殷的行动。因为武器未能及时运到,营救行动失败,项与年等人很快就让叛徒白鑫受到了应有的处罚。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特科尤其是“红队”相关人员被迫转移,项与年也不得不将家人托付给他人照料,独自离开了上海。

正在这时,国民党元老莫雄受到共产党理念感召,跟项与年的领导李克农搭上线,愿意为党工作。1933年10月,莫雄被蒋介石委任为江西德安区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并放权让他自己组建班子。项与年根据组织的安排,进入莫雄的司令部担任情报参谋,他利用莫雄的关系网,将特科的情报人员安插在国民党的各个部门,甚至包括大特务头子康泽的手下。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集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军长开会,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部署进攻中央苏区的所谓“铁桶计划”,妄图彻底消灭苏区。当时的中央红军正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由于执行左倾错误路线,跟敌人打阵地战,损失惨重。若蒋介石如愿实施“铁桶计划”,而中央没有任何准备的话,那对中央红军来说,可能是灭顶之灾。

莫雄拿到相关计划文件后,不惜冒着被发现后杀头的危险,第一时间就找到了项与年等地下党员,将一份份写着“绝密”的文件交到他们手上,让他们务必想办法送到中央苏区。那些文件足足有二三十斤重,几位地下党员连夜将关键信息用特殊药水密写在几本学生字典上。因为项与年会说客家话,跟当地群众打交道更为方便,因此运送情报的任务就落到他头上。

项与年打扮着教书先生的模样,带着几大本学生字典,一路上昼伏夜行,穿山越岭。经过多日的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原本体型壮硕的项与年,也消瘦得不成样子,步履艰难。即便是这样,一路上的封锁越来越严,山林里几乎布满了铁丝网和暗堡,项与年必须要想一个可行的办法,否则插翅难飞。

短暂地停留了一阵,项与年边休息边思考如何通过关卡,片刻过后,他突然拿起身边的一块石头,猛地一下砸向自己的嘴巴,接着又狠狠砸了几下,一大口鲜血活着四颗门牙从嘴里吐了出来。疼痛难忍的项与年在丛林里打了几个滚,扯了一把树叶塞进嘴里,堵住仍在不断流着的鲜血。此时的项与年脸色苍白,双颊肿胀,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走在路上,大家都当他是脏臭不堪的乞丐,避而远之。就这样,项与年顺利进入了中央苏区,出现在了周恩来的面前。

这一路,项与年花了六天时间,从某个层面上讲,可以说是挽救了中央苏区及10万红军。周恩来跟博古、李德三人团传阅了所有文件,都看出了其中的重要性,不由得抹了一把冷汗。接下来,中央根据文件内容,马不停蹄做各种决策与部署。

1934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会议一周后,“铁桶计划”尚未完成部署,中央红军主力突然度过于都河,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蒋介石指挥大军按照“铁桶计划”顺利推进,接连占领宁都、会昌等苏区重要城市,直到占领“红都”瑞金后,才发现红军主力早已转移。

毛主席事后称赞莫雄与项与年,称二人功绩巨大,我们如今都知道,长征对于红军,对于共产党,乃至对于后来的新中国意味着什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莫项二人做了一件关乎中国命运的大事,似乎也不为过。

红军长征后,项与年随大部队一起上路,但考虑到蒋介石正调集大军围追堵截,特科决定调项与年回上海,继续从事情报工作。项与年离开大部队,经香港辗转回到上海,匆匆看了一眼留在上海读书的儿子项南后,马上就投入到工作中。

根据中央特科的指令,项与年将率领爆破组到江西南浔铁路上炸毁铁路桥和南昌飞机场,以截断蒋介石的后勤补给线,为红军主力的转移尽可能创造便利。项与年带着爆破队员匆匆出发,年仅16岁的项南看着来去匆匆的父亲,很是困惑,他不清楚自己的父亲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而从那以后,项南将有14年的时间得不到任何关于父亲的消息,对他来说,父亲就像是一个谜一样。

项与年离开上海后到了南京,然而刚到南京就遭到国民党密探逮捕,但他始终沉着应付,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只是受到蒙骗的同路人。国民党特务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慢慢地也就相信了项与年的一套说辞,对他的看管也就放松了。一天夜里,项与年趁守卫不备,悄悄逃离了看管所,找到了地下党组织。重获自由后,项与年化装成商人到了赣江,继而又北上河南信阳,辗转又回到了上海。

项与年的身份已经暴露,在国民党控制的上海也难以久留,更别说再潜回国民党内部了。至此,项与年的名字连同他那些传奇故事,一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梁明德”的名字。梁明德南下香港,北上天津华北联络局,西往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抗战期间,梁明德先后在延安抗大、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在习仲勋手下,担任陕西关中地区党委统战部长。梁明德到西北工作后,便与习仲勋成为患难之交,此次到一起工作,也进一步加深了两人的感情。

抗战胜利后,梁明德随部队进入东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后一直留在东北工作。至此,革命道路越发通畅,梁明德也时常会想起自己的家人。长期以来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尤其是离开上海南征北战这些年,他早已失去了家人的音信。妻子儿女的形象,只能一次又一次在项与年的脑海中闪现。

当年在上海时,梁明德以生意人的身份掩护,终日与特科的同志们往来。每次他们因工作相聚时,妻子王村玉便担负“看家护院”的重任,在梁明德身份暴露后,妻子也因此被抓入狱,年幼的女儿跟着一起进了监狱,却在狱中染上重病不幸离世。妻子后来流落他乡,早已不知去向。而在梁明德的家人中,儿子项南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项南与父亲分别那年才16岁,之后他一直勤奋求学,抗战爆发后也投身革命,成为新四军的一名干部,他也思念着父亲,却连父亲到底是什么身份都一无所知。就这样,父子俩天各一方,彼此思念,却又谁也不知对方当下的身份,即便想找也无从找起。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后,梁明德才隐隐约约打听到儿子在安徽,已经是一名党的青年干部。

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是梁明德的老战友,又曾一起在延安抗大学习,有了儿子的消息,他第一时间就找到这位老战友,请求他帮忙寻找。曾希圣对于老友的这一请求非常重视,他想着项与年的儿子也是一个年轻人,就找来时任安徽省团委书记项南谈话,让他帮忙在团干部中找寻一位姓梁的青年。项南欣然领命,翻遍了花名册,姓梁的干部有数十人,就是不知道具体哪位是曾希圣要找的人。

项南

就在曾希圣跟项南详细描述梁明德的情况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项南发现这位梁明德跟自己一样,也是福建人,曾在上海生活。曾希圣便随口问了项南在上海的情况,却发现他跟自己那位远方的战友有着太多的相似性。曾希圣不由得仔细打量着项南,竟发现他的脸型也与梁明德有着几分相似。

为了进一步确认,曾希圣开始有意无意地跟项南聊起往事,果然有许多重合之处。最后,曾希圣突然问项南,当年经常去你们家里的,是否有一位胡子叔叔。一提到胡子叔叔,项南印象深刻,当年那位胡子叔叔不仅经常来家里,还经常带着他出去逛。聊到这儿,曾希圣也就可以确定了,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项南:“你仔细瞧瞧,我像谁?”经曾希圣一提醒,项南突然大声叫道:“胡子叔叔!”

就在这样一个戏剧化的情节中,项南找到了自己失踪14年的父亲的消息,并终于知道了永远保持神秘的父亲的真实身份,原来他是一位党的传奇特工。远在东北的梁明德,也很快就收到了曾希圣的回信,终于找到了朝思暮想的儿子。但由于解放初期工作繁忙,直到1953年,父子俩才在北京相见,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

项南与父亲项与年久别重逢后的合影

父子久别重逢后,却又匆匆离别,就跟当年在上海匆匆离别一样,梁明德跟项南各自返回自己的单位,忙于工作。

1956年,梁明德在东北偶然从广东的报纸上看到一篇署名“莫雄”的文章,他赶紧给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打电话,确认这位莫雄是否就是当年粤军那位莫雄。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梁明德大喜过望并告知老上级李克农,随后衔李克农之命亲自到广东,将莫雄接到北京参加当年的国庆典礼。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没有忘记他们曾经为红军立下的大功,李克农、叶剑英分别代表中央军委和党中央,设宴款待了两位英雄。

表彰过后,梁明德仍然在东北继续自己的工作,儿子项南则先后在团中央、农业机械部、机械工业部任职。父子俩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北京,始终没能等来团聚的机会。梁明德退休后回到福建老家,项南曾多次想要接老人来京赡养,却一直没能解决老人的户口问题,两人也都不愿麻烦组织。

1978年10月2日,梁明德(项与年)病逝于福建龙岩,享年84岁,辽宁省委在沈阳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闻讯赶到沈阳,当他出现在追悼会现场时,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梁明德的老战友黄火星、罗青长等人都不知道他们是父子关系。任仲夷甚至好奇地问项南夫妇:“你们怎么来了?你们是怎么认识梁明德同志的?”当项南说明自己的身份后,在场的人无不恍然大悟。

习仲勋因故无法出席梁明德的追悼会,他为此感到十分痛心,亲笔写下1000多字的唁电,寄到了辽宁省委,以表达对老战友的哀悼。18年后,习仲勋还曾专门撰文追忆梁明德,他表示:“他生前对自己的历史从不宣扬,连向自己的子女都很少谈及。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很少知道梁明德(项与年)这个名字,以及他的传奇历史。”

无论他的名字叫项与年还是梁明德,他都曾为革命作出莫大的贡献,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有着他以及像他这样千千万万个奋斗在隐蔽战线的英雄们的一份功劳。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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