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武丁时代，是殷商王朝的鼎盛时期，史载：“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而考古发现也显示，彼时的晚商文化分布范围东几近海、西抵陕西宝鸡一线、北至河北保定、南可达江西新干。

殷商的强盛，离不开武丁的南征北战，根据对甲骨卜辞的统计，武丁在位时征服了近80个方国和部落，其中既有土方、羌方等宿敌，当然，也有一个特殊的存在：鬼方。

鬼方在先秦文献以及卜辞和金文中屡屡出现，其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也正是随着鬼方的臣服，武丁彻底扭转了“殷室中衰，诸夷皆叛”的不利局面，开创了“武丁中兴”。

被打服的鬼方则成了商朝的忠实“迷弟”。商王在占卜时，不仅十分关心鬼方的祸福，祈求鬼方得到上天保佑（甲骨卜辞：贞鬼方、昜亡祸；王勿从鬼。贞王从伐巴，帝受佑），而且还派遣鬼方出兵攻伐宿敌羌（甲骨卜辞：乙巳卜，宾，贞鬼获羌）。

此后，鬼方首领还受邀前往商都参与商王的祭祀活动，并为商王献上贡纳捕获的羌人俘虏，更有鬼方的族人担任商王朝的高级官职（甲骨卜辞：丁卯，贞王令鬼、丙刚于京）。

武丁以后的甲骨卜辞中再未出现征伐鬼方的内容，说明鬼方和商王朝的关系已经十分融洽。

然而，如此重要的方国，却因记载的语焉不详，留下了诸多的谜团，鬼方到底是什么人，为何以“鬼”为名，鬼方又究竟在什么地方？

最早关注到鬼方的，是民国学者王国维先生，他在《鬼方昆夷玁狁考》中大胆推测鬼方是“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时入侵暴中国”的游牧族群，战国以后被称为匈奴。

此后，更多学者根据“鬼”这个称谓，认为鬼方必是异种之人，所以华夏采用“鬼”这个蔑称来指代它。

而至于鬼方的地理位置，史书只有十分模糊的描述，如《山海经》说“鬼国在贰负之尸北”，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如此看来，鬼方的地望大体在商朝的西北方向，与周国和羌毗邻。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清涧县李家崖村发现了一处青铜文化聚落遗址（命名为李家崖文化），范围涵盖了清涧李家崖、清涧辛庄、绥德薛家渠以及晋西北的柳林高红遗址。

经碳14测定，判定年代为1030±80BC，树轮校正年代为1245±145BC，即年代为商朝晚期。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工作者有了更重磅的发现。

在李家崖古城西城墙T1第三层出土了一件三足瓮，残口沿的沿面上刻有一个字符，经过释读，与甲骨文“鬼”字写法一致。

“鬼”字的发现透露出两点重要信息：第一，李家崖文化的时代、分布地域与商周之际鬼方的盘据地望吻合，显然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鬼方”；第二，“鬼”字陶文的出现说明，“鬼”原本就是自称，而非华夏对他们的蔑称。

事实上，从甲骨文“鬼”这个字的构字来看，很像是一个人戴着面罩仅露出眼睛。《山海经》就称鬼方为“一目国”，如果“鬼”是李家崖文化先民的自称，那么这个名字应该来自对自身独特装束的象形描述。

除了“鬼”字陶文外，李家崖文化还发现了大量与商朝甲骨文、金文字体相同的文字和数字，这就彻底排除了鬼方是匈奴先民的可能，因为众所周知，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蒙古国发现的匈奴墓葬中，也均未见匈奴使用过早于汉代篆书的文字系统。

考古发现显示，已知的李家崖文化聚落遗址均为晚商时期，进入西周时期的李家崖文化聚落遗址未见报告，而出土的也都是殷商式青铜器、陶器以及仿制品，在变化过程中，变化方向和变化幅度与殷墟的同类器物相同，在制作工艺及技术上丝毫不亚于殷墟出土的同类器物。

由于商代青铜器本身带有极强的政治属性，在青铜原料匮乏的陕北地区发现如此数量众多且工艺精美的殷墟同款青铜器，说明鬼方的器物由殷墟核心区直接输入，印证了甲骨文中鬼方和商王朝的融洽关系，并且在被武丁征伐以后，鬼方对殷商的臣服远比其他服国更为忠诚。

从固定的居地和对商文化的全盘引入来看，鬼方其实是生活在陕北一带早期华夏先民的一支，在考古学文化上落后于中原地区，直到商朝大军的到来，鬼方跨越式进入了青铜时代，并自此成为了商文化在陕北的拥趸。

武丁耗费三年时间劳师远征一个世居陕北的部族，其最初用意已经不得而知。但鬼方的臣服，却为商朝制衡西周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武丁以后，商朝的军事重心调整为东方的东夷，也正是随着这一战略的调整，周原的周国趁势崛起，周国的势力一度东进至晋南的黎国。

周武王继位后，更是利用商朝主力大军远在东夷，国都空虚的机会，以迅雷之势兵渡黄河，发起了对商朝的灭国大战。

面对周人的突袭，纣王在紧急征调军队防御的同时，其实还做了一件力挽狂澜的事：石北方。

据《史记》记载：“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这段记载在过去常常被人忽略，但问题在于，在武王伐纣的危急时刻，纣王为什么会派熟悉西垂事务的蜚廉去“石北方”，“石北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山东大学考古学者路国权在对李家崖文化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石北方’”应是‘使鬼方’，商周鼎革之际蜚廉因善走和保西垂的经历出使鬼方，目的可能是联络鬼方从背后牵制周人”。

鬼方毗邻西周腹地，如果趁着周军主力东出而攻打镐京，那么后院起火的周武王必然率师回援，如此以来纣王成功翻盘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出乎预料的是，周人策反了包括微子启在内的殷商贵族，结果原本兵力占优的纣王大军因为贵族的倒戈土崩瓦解，牧野之战仅仅进行了一天就结束了，这也让“蜚廉为纣石北方”失去了意义。

陕西岐山礼村出土的西周小盂鼎铭文记载：“王命盂以□□伐鬼方，□□□馘□，执酋三人，获馘四千八百又十二馘，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马□□匹，俘车卅辆，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

小盂鼎记载的这次战役，仅俘虏人数就多达1万3千人，杀掠数量之大，战争的激烈程度仅次于武王伐纣和周公东征，从俘获的大量牛羊来看，周军已经攻破了鬼方的都邑。

要知道，春秋以前的战争通常是伐国不灭祀，即使是武王伐纣这种改朝换代的战争，也采取了“立王子禄父(武庚)，俾守商祀”的怀柔举措，纵然武庚后来发生叛乱，西周依然分封宋国给殷商遗民。

但对于鬼方的处理，西周却采取了毁坏城邑、俘虏首领、杀掠子民、掠走财物的毁国灭迹手段，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商朝覆灭后，李家崖文化也随之消亡。初兴的周王朝对鬼方的愤恨，或许正是源自多年来鬼方对周原腹地的袭扰和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