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周刊》上海站负责人、「海派空间」主编：张雅歌

再识虢国夫人文/姜一鸣《虢国夫人游春图》是我国唐代著名宫廷画家张萱的一幅经典名画，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宋代的摹本。二战后，这幅深藏皇宫的历史名画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这幅唐代名画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丰富，可以说超过任何一幅历史名画，是中华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瑰宝，故我称其为中国第一名画。但由于专家解读错误，使该名画的伟大意义几乎荡然无存。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对画中究竟哪位是虢国夫人指认错了。专家杨仁恺、徐邦达、傅抱石等先生认为“前三骑为导骑，第一人是‘中年太监’，中间的红裙女是虢国夫人”。（第5人）这一“权威结论”在中国美术史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本世纪之初我因为在大学教学，才有机会认真研究并临摹了这幅名画，发现专家指认的虢国夫人可能不准确，于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图一 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宋摹本）（一）看“马”识人唐代由于受游牧民族的影响深远，“马”在国防及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更是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图中八匹马，第一、四、五、七马的胸前有“踢胸”（红缨）且马肚两旁的“障泥”比较长，这表示是“主人”的座驾。其余四匹马则没有如此装饰，这样首先就把“主人”和“下人”区别开了，这“第一人”为“太监”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在这四匹“主人”的马中竟有二匹“三花马”，（第一、七）这一信息可太重要了，因为“三花马”是皇帝御马的独有标志。很多研究者所以犯错误就是对“三花马”的意义认识不清，将“三花马”和“五花马”混为一谈，认为“三花马”只是“贵游标志”，甚至文物专家沈从文先生也认为“骑三花马并不代表骑者身份”。造成这样的认知错误主要有二个原因：首先是将“三花马”和“五花马”相提并论，实际上两者没有任何关系。这里的“五”在古代并不作数字来理解，就像现在人们常说的“五花肉”、“五花大绑”中的“五”不能作数字来理解一样，主要是互相交错的意思。唐代的“五花马”是指一种布满白色斑点的灰色马，又称“连钱马”，《虢图》中的第二匹马就是“五花马”。其次是将“安史之乱”之前和之后的情况搞混了，“安史之乱”以后，因为对“胡化”的反思，“三花马”的制度被皇家废弃，一些有实力的“节度使”就以“三花马”为炫耀。而在“安史之乱”以前，“三花马”就是皇帝御马的独有标志。这有大量的文字和实物为证。如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就全部是“三花马”。

图二 《昭陵六骏》全部为“三花马”此为其中之一。

图三 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前的仪仗马也是“三花马”。

图四 唐·《明皇幸蜀图》（局部）唐·《明皇幸蜀图》中的唐玄宗也是骑一匹“三花马”，所以，能骑“三花马”的绝非等闲之辈。后面一匹“三花马”上是一个面带皱纹的中老年妇人，怀前拥抱一小女孩。虢国夫人美艳照人，也不可能自己带小孩，且妇人的服装和马的装饰也并不豪华，故可以排除。第一匹“三花马”高大健硕，装饰豪华，位置突出，显然应该是主角的座驾，但为什么是一个男装人物呢？这里就需要了解一下虢国夫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二）虢国夫人有官员身份原来虢国夫人是杨贵妃的三姐，也是一个年轻而风流的寡妇，和唐玄宗、杨国忠也都有暧昧关系。在《新、旧唐书》中都有虢国夫人和杨国忠频繁上朝的记录，“或三更上朝，或五更待漏”，而其它二位国夫人则没有这样的上朝记录。故分析虢国夫人应该有官员的身份，虢国夫人穿的是“标准官服”，也就是 “男装”。老百姓也感到很新奇，就送给虢国夫人一个绰号叫“雄狐”。就是指穿着男装的“狐狸精”。（见《新唐书》）而她的当官的同僚们也有谄媚的“雅号”相赠，曰“洞天圣酒将军”。这“雄狐”和“将军”所指都与 “男装”形象有关。唐代是有“女穿男装”的风靡盛况，但虢国夫人穿的是“标准官服”，和当时追求时髦的风尚并不一样。另外历史上还有一幅张萱画的《贵公子夜游图》，后来搞清楚这幅画就是《虢国夫人夜游图》，说明“贵公子”就是虢国夫人，也就是男装形象。虢国夫人还将自己的“堂号”命名为“翠鸳堂”，大家知道“鸳”为指雄性，这就充分证明虢国夫人是以“男性、男装”为标榜，并有流芳百世、传之久远的意愿。（三）“红裙女”绝非虢国夫人当时的专家为何确定“红裙女”是虢国夫人的呢？其理由有二：一是说“虢国夫人脸上未施白粉，迥然不同于其他几个妇女。”二是“也正是全画的中心点”。这二点“理由”都过于牵强且不具“专业性”。最关键的是“红裙女”的“马”最差，服饰也很“老土”，让以奢侈、豪华闻名于世的虢国夫人骑最差的马，真是不可思议，也不知道“专家”是怎么想出来的？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就是秦国、韩国夫人的腰间都围着“围肚”，这是典型的“下人”婢女的装束，故指其中的任何一人为虢国夫人都绝无可能。我分析这是秦 、韩两位国夫人也知道自己只是陪衬而已，故有自降身份以突显主角崇高地位的可能。从另一方面讲，气焰熏天的虢国夫人怎么可能作“下人”的打扮呢？

图五 秦国、韩国夫人的腰间有   “围肚”，这是“下人”的装束。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就是虢国夫人骑的“三花马”很可能就是来自于西域大宛国的唐代天宝名马 “玉花骢”，这是与“照夜白”齐名的唐玄宗的专用宝马，堪称盛唐的第二号宝马。至此，全图九个人的身份都可以确定了：第一人是身穿官服的虢国夫人，第二人是宫女，第三人是太监，这两人也是皇宫派出的虢国夫人的专属护卫人员。第四人是韩国夫人，第五人是秦国夫人，后面抱小孩的是保姆和虢国的女儿，左右两边也是宫女和太监，也是后面四个人的护卫人员。（四）一石入水有浪花这个结论看似很简单，却是在这幅画诞生一千多年以后才首次出现的明确的文字解读记录，完全不同于前人的解读，有人评价是“解开了一个千古之谜”。首先给予高度评价的是国家文物局前局长、《文物》杂志主任张文彬先生（信）和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卢甫圣先生。卢先生将我的文章发表于上海《书与画》杂志，又在文章前面加了“编者按”，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加了“编者按”的文章说明杂志社的重视。经卢先生推荐又让我去朵云轩讲我研究的内容。讲座结束时，有学员说：有专家说这幅画“既非虢国夫人，亦非游春”，这种说法让我大吃一惊，会后赶忙去找，果然有这样的东西。

图六  2008年张文彬先生给我的来信

图七 201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文章于是又写文章进行批驳。同时也想引起专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于是将报纸的复印件和我写的批驳文章一起交给上海中国画院的校友梁宏道先生，请他转交陈佩秋先生。想不到第二天的下午陈佩秋先生就给我来电话，对我的研究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一次陈先生在指导我的文章以后和我说：现在正在搞一个“谢稚柳、陈佩秋艺术馆”，等落成以后想请姜先生去讲一下《虢国夫人游春图》。对陈先生的器重和抬爱本人一直心存感激之情。

图八 陈佩秋先生为本人摹本题写的签条

图九 陈佩秋先生为本人摹本题词本人的研究也得到很多其他专家的肯定和引用，只是并未说明是什么人首先做出这一研究的。上海的某位专家只是在引用本人的研究时前面加了“有人说”三个字。2021年4月有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电视中有云南大学苏某乾教授在讲《虢国夫人游春图》，所讲对全图九个人的身份分析和虢国夫人有官员身份等与我的研究完全一样。不久又在电视上看到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某教授说“没有虢国夫人，只是贵族的一家游春”，看到这样的混乱情况感到非常气愤，也为顶级国宝感到很悲哀，很无奈，于是就想到能否请专家发点声音以正视听，可惜陈佩秋先生已经仙逝，我认识和佩服的有分量的专家只有卢甫圣先生，于是写信给卢先生，希望卢先生面对这样的混乱状况能够发点声音，留下一点“历史痕迹”，也有利以后的研究者。不久卢先生就给我回了一首诗，现征得卢甫圣先生的同意予以发表。

图十 2024年春卢甫圣先生寄赠给我的诗我认为这首诗也是对本人研究成果的背书和肯定，对喧嚣和混乱的呱噪也有当头棒喝的效果，所以非常感谢。

图十一 虢国夫人形同盛唐天宝年间的“女王”（五）小结由于解读错误，《虢国夫人游春图》所蕴含的重要的历史信息完全未能被理解，甚至被解读成了唐代贵妇游春的一幅普通的“风俗画”而已。如果解读正确了，“游春”只是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政治、权力、腐败、性和斗争。深刻地反映当时唐玄宗的昏庸懒政，皇权旁落，对外戚恩宠无度的乱象和唐“由盛转衰”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中的关键就是“三花御马”。如将“红裙女”指为“虢国”,则《虢图》的精彩和伟大之处将荡然无存！把盛唐推入火坑的是“安史之乱”，历史上认为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争宠”。我认为杨国忠完全没有“资格”与安禄山争宠，杨国忠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品行，没有门阀背景、被乡邻都看不起的酒鬼赌徒。所宣称是杨贵妃的堂兄，主要是杨国忠拿来贴金的，实际上的关系非常远，根本没有资格与三镇节度使争宠。唐玄宗后期对政事已经完全不感兴趣，唐玄宗的想法很“聪明”：政事交给宰相，边疆事交给“节度使”，自己躺在金銮宝殿逍遥自在，高枕无忧，尽情享乐。宰相的主要任务就是“搞钱”，这也是杨国忠的“强项”。“美梦”太美了就成了“恶梦”。古人或今人都对虢国夫人在天宝后期的政治影响力严重估计不足，表面看是唐玄宗将权力交给了集四十余职的杨国忠，而真正掌握权力的是虢国夫人，她既是内朝又是外朝的关键角色，几乎成了天宝后期的女皇。唐代诗人元稹在总结唐朝由盛转衰时有二句著名诗句：“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虢国就是卖官鬻爵的影形“权力中心”，也是将天宝后期的政坛搞得乌烟瘴气的罪魁祸首。甚至可以说正是虢国夫人敲响了盛唐丧钟。其中的“三花御马”是重点。这并非完全是炫耀，而是身份等同于“女皇”的公开宣示，也是与皇帝关系的公开宣示，更是高调的“争宠”表演。解读正确了，它就是一幅内涵极其丰富的“政治历史名画”，反映了盛唐的民风民俗、服饰衣着以及政治的腐败乱象和中西文化交流等等。由于以前的专家把“前三骑”定为“导骑”,一开始就把尊、卑搞错了。二匹“三花御马”居然都是“下人”骑乘，还能找出比这更加搞笑的“专家段子”吗？由于指认和解读错误,使这件国宝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研究价值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故希望尽快修正已误导近七十年的中国美术史，给国宝“正名”，否则，谈什么“讲好中国故事”呢？ （写于2024年11月26日）撰文作者简介

姜一鸣，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美术设计计师、导演。业余创作了二十多部连环画及大量插图，曾获"冰心奖”和国家新闻出版署二等奖。长期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和吉林艺术学院、辽宁师范大学等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