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记《南明战神李定国》系列连载NO.63

顺便说说孙可望最后的结局吧。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孙可望之所以能在投降以后备受优待，是因为清朝统治者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大的利用价值，看到了平定云贵、统一全国的希望。

后来，当这个任务进展得越来越顺利，也就意味着孙可望的利用价值也就越来越小，相应地，他所享受的待遇也在慢慢缩水。

所以，红得发紫的孙可望很快就发现，自己在清廷里越来越不受待见了。

1658年（南明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孙可望意外得知，自己自幼失散的亲弟弟孙可升居然还活着，而且就在驻扎上海的清军部队里当兵。

原来，自从明末战乱以后，孙可望被张献忠收养，成为张献忠四大义子之首，而他的弟弟孙可升则成了明军的一名士兵，后来又降了清，兄弟二人天各一方，音讯全无。

七月，孙可升从上海来到北京，兄弟二人久别重逢，自然是激动不已，眼泪连连。

兄弟虽然已经重逢了，可是孙可升此时已经成家，老婆孩子一大家子人还在上海，往北京搬家，路费是个大问题。

孙可望给顺治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希望能够利用政府驿站的车马，实现自己一家人团聚的梦想。

孙可望对此充满了期待，他相信，自己贵为义王，顺治皇帝肯定会同意自己这个小小的请求。

顺治皇帝收到奏折，把这事交给兵部商议。左都御史魏裔介早就看孙可望不顺眼，立即上奏予以弹劾。

在这封奏折里，魏裔介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说孙可望先是荼毒云贵川地区，引起人神共愤，后来又多次引兵挑衅天朝。最后沦落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无计可施，才领着几百残兵败将来投降，有何贡献得以受封义王？

紧接着，他又开始借题发挥，说驿站车马是朝廷为紧急公事和官员往来所设的，可不是什么下贱庶民就能享受的。孙可升不过就是大头兵一个，搬家就应该自掏路费雇佣车马。高官厚禄只有有德之人才能享受，孙可望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希望皇上能够对他进行严惩。

魏裔介的这封弹章着实把孙可望吓了一跳，没想到自己认为的一个小小的要求居然引来了这么大的口水。吓得他赶紧给顺治皇帝上奏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皇帝的宽恕，这才勉强躲过一劫。

诚惶诚恐的孙可望哪里知道，如果没有顺治皇帝的授意，哪个不开眼的言官会愿意得罪当红的义王呢？

第二年三月，又有人告发孙可望放高利贷牟利。

这种事情在当时可以说是稀松平常，不值一提，许多京城官员都在放高利贷，皇帝对于这种事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现在有人告发孙可望，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这可是在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啊，这怎么能忍呢？

顺治皇帝当然不想放弃这个敲打孙可望的大好机会。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到孙可望的家里，当众宣读了斥责孙可望的圣旨，等孙可望吓得冷汗直冒、战战兢兢之时，再装模作样地宣布皇上已经宽恕了他的罪行，处罚就免了。

顺治皇帝似乎很喜欢对孙可望进行恶搞，可孙可望就难受多了，老这么下去，不被整死也会被整疯的。他想不出别的办法改变此时的处境，只能被迫上书，请求辞去自己义王的封爵，上交册文和印章。

此前，清军兵分三路攻取云贵，进展十分顺利，很快就占领云南和贵州的绝大部分地区，西南地区大势已定。

可是朱由榔带着永历小朝廷逃进了缅甸，李定国和白文选带着明军残部仍然在边境地区坚持抗清。对于清廷来说，此时收回孙可望义王的封爵，时机并不合适。

于是，顺治皇帝拒绝了孙可望的请求，还为此事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对孙可望假心假意地好言宽慰，让他不要疑神疑鬼，安心做他的义王。

孙可望进退两难，只能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地苟且偷生。

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1660年（南明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死了。

对于孙可望之死，清朝官方的说法是病死。可是孙可望幼年时就跟随义父张献忠南征北战，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早就练就了一副好体格，此前也并无任何得病的记录，怎么就突然病死了呢？

清初的诸多野史都记载，孙可望并非善终。有人说他是跟随顺治皇帝出去打猎的时候被射死的，也有人说他是被用毒酒毒死的，至于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1662年（清康熙元年），西南抗清事业彻底失败，孙家对于清朝统治者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享受的待遇自然也是每况愈下。

孙可望死后，其子孙征淇袭封义王，可没过几个月，孙征淇又莫名其妙地病死，由他的弟弟孙征淳继承了义王爵位。1666年（清康熙七年），义王孙征淳的年俸被清廷从五千两减到了三千两。

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孙征淳病死，他的弟弟孙征灏袭封，爵位被降为慕义公。

孙征灏死后，其子孙宏相再被降为一等轻车都尉（清朝爵位等级为公、侯、伯、子、男，一等轻车都尉等级在男爵之后）。

直到1770年（清乾隆三十六年），乾隆皇帝下旨：“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袭职位，以后不必承袭。”

孙可望家族从此在历史舞台上彻底销声匿迹。

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皇帝下令编修《贰臣传》（贰臣指降清的明朝官员），分甲乙两编，甲编记录对清朝赤胆忠心和有功勋之人，乙编记录毫无建树之人，孙可望位列乙编倒数第二位。

平心而论，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之际，孙可望确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物。在张献忠牺牲之前，我们对孙可望了解的不多。张献忠牺牲以后，大西军余部能够尽可能地保存实力，并迅速摆脱清军的围追堵截，然后平定整个云南，把云南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些功劳虽然并不全是孙可望一个人的，但是毫无疑问，他在这个过程中贡献是非常大的。

甚至可以这么说，孙可望在张献忠的四个义子当中，政治才能是最高的，这方面就连本书的主人公李定国都比不上他。

从当时的全国形势来看，大西军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联明抗清，孙可望选择了这条道路，这是值得肯定的。

可是，在如何对待永历政权这个问题上，他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比如杀死反对封他为秦王的大臣，坐拥云贵两省却把永历皇帝安置在小小的安龙并百般刁难严密监视，等等。永历皇帝作为当时全国最有号召力的抗清旗帜，孙可望只知道暂时利用，却根本不愿维护皇帝和朝廷的体面和尊严。

后来，随着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的膨胀，他甚至想要废掉朱由榔，自立为皇帝，这就完全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他后来的人生悲剧正是源自于此。

孙可望和李定国是张献忠四个义子中最有才能的两个，孙可望长于政治，李定国长于军事。如果他们二人能够通力合作，共同拥护永历皇帝，再联合郑成功等其他抗清力量，南明复兴的前景还是十分可观的。

可惜，孙可望是个嫉贤妒能的人，为了一己私利，置整个抗清大局于不顾，屡次做出伤害兄弟感情的龌龊举动，最后甚至想要置李定国于死地。结果导致南明实力严重内耗，复兴的希望也渐行渐远，孙可望难辞其咎。

至于最后在众叛亲离之下降清，就更为人所不齿。他和他的家族后来的遭遇，我想就是对他叛变行为的最好回应。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孙可望注定将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