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0日早上，哈尔滨水道街9号二楼的门口，出现了一具满身血迹的男性尸体。

通过仔细核实，确认这位正是与日本侵略者顽强斗争长达十四年的抗日名将李兆麟。

起初，这起案件看似只是一桩普通的刑事谋杀案。然而，事态很快升级。在黑龙江宾县县城教堂的二楼，中共北满分局书记陈云的卧室突然发生爆炸。万幸的是，陈云当时正在上厕所，因此逃过一劫，没有受到致命伤害。

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多位高级官员接连遭遇不测，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广泛猜测，许多人认为这背后可能有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暗中操纵。

若不迅速抓捕罪犯，任其肆意妄为，我党将面临难以估量的损失。

面对紧急情况，松江军区保卫部的负责人马波生被委以重任，承担起追查幕后黑手的任务。

狡猾的罪犯行事谨慎，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由于缺乏直接目击者，这起案件侦破难度极大，让警方感到十分头疼。调查工作陷入僵局，进展缓慢。

马波生迅速破解了案件，关键突破口来自现场一个看似普通却异常独特的脚印。这个细节成为解开谜团的核心线索，帮助他快速锁定真相。通过仔细分析脚印的特征，马波生成功还原了案件的关键过程，最终顺利结案。

在马波生依据现场足迹追查敌特时，我军一位政委惊讶地发现：这脚印怎么跟我的鞋子一模一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 军统“滨江组”刺杀行动】

1946年3月初，中苏友好协会的负责人李兆麟收到了一封邀请函，内容是请他出席一个为国民党东北行辕参谋长郑延卓举办的欢迎晚宴。

哈尔滨市委领导获悉情况后，立即向当事人发出警示，建议他避免出席任何宴会活动。领导强调，敌对势力正不择手段地策划暗杀行动，近期务必保持低调，减少公开活动，否则将面临严重的人身安全威胁。

李兆麟早已看淡生死，他认为只要自己的牺牲能带来整个中国的解放，那就是值得的。他坚信，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只要能换来国家的自由，他的死便有意义。

当天晚上，李兆麟按时参加了宴会，并直接质问郑延卓，为什么多次派人企图杀害他？

李兆麟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质疑，让郑延卓感到尴尬。然而，经验丰富的郑延卓并未显露窘态，反而轻松地回应道：“真有这事？我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收到？”

李兆麟看到郑那副满不在乎的表情，顿时火冒三丈。他直接摊牌，说自己手里有铁证，能证明国民党不止一次想置他于死地，而且最新的刺杀计划已经在进行中了。

郑延卓闻言，脸色顿时变得通红，急忙解释道：“这肯定是下面的人擅自行动，没有经过我的批准。我一定会彻底调查这件事，给李先生一个满意的答复，并确保他的安全不受威胁。”

李兆麟是怎么发现国民党特务要刺杀他的呢？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民众普遍期待和平安定的生活。然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倾向逐渐显露。他表面上多次提出要与毛泽东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在暗中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内战。这种两面手法暴露了他真实的意图，使得全国和平的愿望面临严峻挑战。

在抗战胜利后的东北地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础雄厚。同时，苏联军队从日本关东军手中缴获了大量先进武器装备。这些资源引起了蒋介石的强烈，他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意图将这些战略物资据为己有。

我们迅速采取行动，派遣政治工作人员和八路军部队进入东北地区。在此过程中，我们成功接收了苏联红军缴获的日本关东军武器装备。这一举措为我军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支持，也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物质基础。通过这一系列行动，我们有效地掌握了东北地区的主动权，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取得显著优势后，蒋介石对此深感不满。他暗中召见亲信戴笠，命令其派遣多名军统高级特工，针对东北地区的共产党重要军事领导人实施暗杀行动。

戴笠接到任务后，立即召集了张勃生等几名亲信。

迅速派兵进入东北，组建军事力量，抢在共产党之前控制更多地区，同时组建一支秘密行动小组，破坏当地治安，使共产党在东北难以开展政治工作。

根据蒋介石的直接命令，戴笠亲自部署组建了军统"滨江组"，由张勃生担任负责人。这个特务组织在上级的直接授意下成立，承担着特殊的使命任务。张勃生作为该小组的核心人物，负责具体执行相关行动。这一组织的成立，体现了当时国民党情报系统在东北地区的战略布局，也反映出蒋介石对东北局势的高度重视。

第二天一大早，张勃生和同伴们就动身了，连续赶了两天路，终于到了哈尔滨。他们用好处收买了一些伪满时期的汉奸和当地的地痞流氓，在沈阳、北安、佳木斯这些地方组建了特务小组，准备随时在各地挑起事端。

张勃生在实地调研中了解到，陈云和李兆麟在东北地区享有极高声望。作为中共北满分局的负责人，陈云是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也是最早一批进入东北的共产党干部。李兆麟担任松江省主席，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身经百战。两人都在东北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

张勃生认为，如果能成功除掉陈云和李兆麟，就能显著削弱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群众支持。

军统方面迅速掌握了陈云和李兆麟的工作地点，随即派出两批人马，同时展开针对两人的刺杀计划。

李兆麟作为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先驱，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公开身份积极开展工作。他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显著提升了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力。作为首个在东北公开露面的中共党员，他的工作为党组织在该地区的拓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李兆麟性格随和，处事稳重，赢得了工人、学生乃至部分资本家的尊重。普通民众遇到问题时常绕过政府，直接向他寻求帮助。

国民党在哈尔滨的工作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在于失去了民众的支持。面对李兆麟，他们心怀怨恨，意图除掉他。随着"滨江组"的出现，李兆麟被列为首要刺杀目标。尽管国民党先后策划了七次暗杀行动，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李兆麟屡次遭遇刺杀，但始终未能查明军统的具体行动方案。直到我党成功抓获并策反了特务严秀霞，才揭开了这一谜团。这一线索的发现与"滨江组"针对陈云的暗杀计划密切相关。通过严秀霞的供述，军统对李兆麟的暗杀行动细节才得以浮出水面。

【二 严秀霞的投诚】

二战结束后，苏联军队进驻哈尔滨进行短期驻防。在此期间，陈云带领北满分局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在花园街24号设立了办公地点。

张勃生很快就查明了陈云的办公位置，并在对面租了间房子。这样一来，24号院的所有动向都被“滨江组”严密监视着。

张勃生为除掉陈云费尽心思。他首先安排收买的伪满洲国人员渗透到北满机关，试图获取内部情报。随后，他组织了对陈云的三次暗杀行动。然而，这些计划都被我党的安全部门及时发现并成功挫败。

陈云意识到继续留在花园街24号风险太大，于是果断决定将北满机关搬迁到宾县。

然而，陈云这一举动被张勃生提前知晓，他随即又抢先在宾县笼络一群地痞流氓，并策反了我党保安大队长余会堂，准备和其里应外合，将中共北满分局全歼。

张勃生迅速组织了一支千余人的武装队伍，并联系了已叛变的前党内成员余会堂，策划发动叛乱。

张勃生原本自信满满，认为这次行动肯定能成功，但他严重低估了我们机关部队的战斗力。在警卫部队的顽强抵抗下，那些特务和土匪不仅没能得手，反而被彻底消灭。

张勃生连续四次暗杀未果，这让戴笠极为恼火，他下令必须在第五次行动中取得成果，否则立即撤职。

戴笠怒火中烧，张勃生心里清楚，如果再失手，自己肯定活不成。于是，在第五次行动中，他做了两手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为了加强对陈云的监控，敌方首先派遣了女特工严秀霞前往宾县，负责全天候监视。同时，他们还动用了隐藏在党内的秘密特工，作为关键时刻的杀手锏，随时准备执行暗杀任务。

严秀霞是一名活跃在舞台上的话剧演员，在伪满洲国时期，她与日军密切合作，向日本占领当局和傀儡政权传递了大量情报。

日本战败后，她再次利用自身姿色，与苏联军队的排长阿廖沙建立了不正当关系。

张勃生掌握了严秀霞过往的不良记录后，利用这一点胁迫她加入军统，否则将按法律程序处理。在压力之下，严秀霞被迫成为了军统的女特工。

严秀霞并非职业特工，她来到滨江县城后，生活极为奢华，住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每天浓妆艳抹，高调行事，举止张扬。这种显眼的做派很快引起了中共保卫部部长马波生的警觉。

马波生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她曾在日军情报部门任职，同时得知她的男友张某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基于这些信息，马波生推断她突然出现在宾县绝非偶然，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特殊意图。

那天晚上，严秀霞照例去陈云那里，但刚走过一条小巷，马波生就带着人埋伏在那儿，直接把她抓走了，之后对她进行了严厉的审讯。

马波生直接发问："严秀霞，我已经查清你的底细，你是怎么混进军统当上特务的？"

严秀霞向来珍视生命，面对马波生的严厉逼问，她原本打算保持沉默。但在恐惧酷刑的压力下，她最终流着眼泪承认了自己是军统特务的事实。

马波生察觉到她有所动摇，立刻抓住机会进行劝说，强调只要她真心悔改，党组织愿意给予她改过自新的机会。

严秀霞深受触动，决定扮演双重角色，主动提供她掌握的所有情报。说明：改写后的内容保留了原文的核心信息，即严秀霞被感动，愿意成为双面间谍，并分享情报。改写时使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如"深受触动"替代"听了后感动不已"，"扮演双重角色"替代"当一个双面间谍"，"主动提供"替代"一一吐露出来"。同时，改写后的句子更加简洁，去除了不必要的词语，使表达更加直白和精炼。

严秀霞透露，她已经把陈云的具体居住位置和警卫人员的详细情况汇报给了张勃生，并建议马波生增加安保措施。此外，除了李兆麟和陈云，"滨江组"还将林彪、林枫等人列入了暗杀目标。

在这期间，严秀霞三次提供了关于国民党计划暗杀陈云和李兆麟的情报。马波生迅速将这些信息传达给了陈云和李兆麟，确保他们及时得知这一危险情况。

李兆麟在多次暗杀中幸存，心中对国民党特务的怨恨日益加深，最终促使他公开质问郑延卓。

郑延卓在公开场合承诺会确保李兆麟将军的安全，但李兆麟的直言不讳触怒了军统局的戴笠。戴笠下达了除掉李兆麟的命令，最终导致了李将军被刺杀的悲剧。

【三 奇怪脚印引来注意】

李兆麟将军被暗杀的消息传开后，陈云和马波生等人感到极度悲痛和愤怒。然而，他们并未因此提高警惕，认为李将军的死只是军统的报复行为。出乎意料的是，不久之后，陈云书记就遭遇了一次爆炸袭击。

1946年3月底，黑龙江宾县的天气依旧冷得刺骨，整个县城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一片银装素裹的景象。

深夜，陈云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后，他起身伸展了一下身体，随后走进卫生间。

陈云的办公室紧挨着卧室，他离开时灯还亮着。这时，一个黑影悄悄出现在教堂楼下，环顾四周后，迅速扔出一枚炸弹。

突然，教堂方向传来一声爆炸般的巨响，惊动了住在周边的分局工作人员和警卫排士兵。正在睡梦中的马波生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吵醒。他判断声音来自二楼，迅速抓起手枪，朝着二楼方向奔去。

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响起，陈云没有丝毫畏惧，冷静地走向仅有一墙之隔的事发地点。

办公室里浓烟滚滚，桌上的文件资料全被大火吞噬，烧成了黑炭。陈云站在一旁，心里一阵惋惜。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警卫队的士兵和马波生迅速到达了事发地点。士兵们看到火势猛烈，立即投入了灭火行动。与此同时，马波生发现首长安全无虞，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鉴于陈云书记已遭遇四次特务暗杀，马波生担心国民党可能采取更极端的行动，迅速命令警卫排封锁现场，禁止任何人靠近。

火势迅速得到控制后，马波生立即进行了损失评估。经检查，办公室的整体结构保持完好，主要受损区域集中在玻璃窗、窗帘、办公桌和文件资料，桌椅也被爆炸波及。从现场状况来看，爆炸装置的当量并不大，未对办公场所造成严重破坏。

敌人竟然避开了警卫排的监视，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炸弹扔进了二楼的房间。这件事非同小可，如果不尽快抓住凶手，陈云首长的安全依然难以保障。

马波生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全面排查，发现炸弹碎片显示其制造来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兵工厂。这一发现引发了他的疑问：嫌疑人是否来自内部？

马波生再次到楼外查看，试图找到任何足迹，但经过长时间搜寻，雪地上没有任何痕迹。这表明炸弹是从教堂围墙外扔进来的。

马波生走到围墙外面，顺着墙边认真查看，没多久就在一个角落看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脚印。脚印旁边还有一堆人的排泄物，附近还放着一张书皮纸。

这张纸上一片空白，没有留下任何字迹。然而，旁边却有一个明显的脚印，一眼就能认出是日军穿的那种深筒翻毛皮靴留下的痕迹。

马波生曾经拥有一双穿了多年的鞋子，后来才把它扔掉。他记得那双日军皮靴的鞋尖上有个铁钉，但左脚的鞋印似乎少了一个钉子，所以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个凸起的痕迹。

马波生一见到这个看似普通的脚印，立刻激动起来。他马上叫人把这个鞋印复制了一份。

这个足迹的位置正好对准了陈云在二楼的办公室，从这儿扔炸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直接扔进他的房间。

马波生分析，现场发现的脚印极可能是凶手作案时留下的，这将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

【四 我军政委：这不是我的鞋吗？】

虽然凶手并未出现在爆炸地点，且留下的线索有限，但马波生迅速依据现有的蛛丝马迹锁定了侦查重点。

马波生分析，罪犯在警卫排营区周围排便，表明其非常熟悉该区域的地理环境和警卫排的巡逻安排。如果是国民党特务，他们不太可能采取如此冒险的行为。

这起爆炸事件很可能是潜藏在我们队伍内部的间谍所为。

有观点指出，这起爆炸事件或许与双面间谍严秀霞有关，她可能向军统的"滨江组"泄露了信息，否则特务怎能准确掌握陈云的位置？这种猜测源于对情报泄露可能性的分析，认为只有内部人员才能提供如此精确的情报。

陈云对此猜测表示否认，他指出严秀霞并不属于“滨江组”的核心圈子。此外，在李兆麟遇刺前后，军统已经对她进行了详细调查。如果她真的向敌方泄露了情报，我党不可能继续与她保持联系。

马波生同样认为严秀霞不太可能是泄密者。主要原因在于，我党对严秀霞的监视非常严密，她根本不了解陈云的具体住址，也不清楚他的日常活动安排。因此，严秀霞很难掌握足够的信息来进行告密。

按照戴笠的惯常做法，每个任务通常会部署两名人手进行内部监控。

马波生确信，凶手潜伏在我们党内。目前最紧急的任务是检查各个仓库，看看有没有手榴弹遗失。同时，要仔细分析那个可疑的脚印，找出谁穿的日军皮靴少了一颗铁钉。

接到指令后，各连迅速核查士兵携带的手榴弹数量，不出所料，很快便发现了异常情况。

某连队在进行装备清点时，发现弹药箱中的炸弹数量出现短缺，原本应有的弹药少了一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整体弹药储备有所缺失，但每名士兵随身携带的4枚炸弹都完好无损，没有出现遗失情况。

得知这一消息后，马波生立即行动起来，他迅速组织战士们进行书面检举，要求大家详细汇报近期出入军械室的人员情况。

一名士兵向上级汇报：“首长，卫生队的李恒钧最近到过武器库，搬走了一个弹药箱。我当时以为他在核查物资，所以没多问。”这个版本保留了原文的核心信息，但使用了更简洁直接的表达方式，去除了不必要的修饰词，使内容更加精炼。同时保持了原文的汇报语气和关键细节（人物、地点、事件）。

多位士兵证实，李恒钧经常出入军械库，主动协助盘点物资。其中一名年轻士兵率先提供了相关证词，随后多名战友也证实了这一情况。他们一致表示，李恒钧对军械室的管理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经常主动帮忙清点武器装备。这些证言相互印证，勾勒出李恒钧在军械管理工作中的积极表现。

马波生遇到一名年轻士兵，便询问他是否可能弄错了身份。士兵回“李恒钧非常热心，我最近受伤，都是他帮我换药的，我肯定不会认错人。”

马波生点头示意，要求继续秘密监视李恒钧的动向，如有任何可疑行为，立即向他报告。

即便李恒钧持有了一枚手榴弹，这也不足以完全确认他就是凶手。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现场遗留的左脚印是否与他相符。只有脚印比对结果一致，才能进一步锁定他的嫌疑。否则，仅凭持有手榴弹这一点，无法构成确凿的证据链。

马波生立即召集了部队干部开会。会上，他展示了现场发现的左脚印模型，要求各干部在连队中排查穿日军军靴的战士，并检查这些军靴的左鞋底是否缺失钉子。

马波生正在展示的时候，直属部队的团政委王乔突然瞪大了眼睛，满脸惊讶，立刻说道：“这脚印怎么跟我以前穿的日军皮鞋一模一样？我记得我那双鞋左脚尖正好少了一颗钉子。”

马波生听完后大吃一惊，他难以置信地盯着王乔，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心里嘀咕：这脚印怎么可能是你的鞋印？难道你就是那个凶手？

王乔注意到马波生神情错愕，立刻意识到对方可能误解了自己，赶紧解释道：“别误会，人不是我杀的。那双鞋我之前就已经交给一个士兵了。”

王乔被派去执行剿匪任务时，考虑到路途艰辛，他换上了一双轻便的乌拉草鞋。由于那双日军军靴依然结实耐用，他不想随意丢弃，于是将其赠给了一名战友。

马波生激动地继续询问："这东西你给谁了？"

王乔回忆了一下，但实在记不起那个人是谁。那时候场面挺混乱的，他刚说完，就有个战士举手说要那双鞋。王乔不认识这人，所以也没太留意，事后也没啥印象。

马波生为了尽快破案，立即与王乔一同前往直属部队，向在场的士兵了解情况。

根据大家的回忆，这双鞋最终被送给了卫生班的战士李恒钧。

王乔得知此事后怒火中烧，他怎么也没料到，自己好心送出的鞋子会被那个小兵用来干坏事，这简直令人气愤。更让他后怕的是，这件事差点让他背了黑锅。

王乔建议，得赶紧把那个叫李恒钧的年轻士兵控制住，否则一旦他察觉到异常，可能会趁机逃脱，那就不好办了。

马波生信心满满地拍着胸口说："不用慌，我已经安排人手盯住他了。现在最要紧的是查清楚他的背景，搞清楚他是怎么混进来的。"

在保安大队对李恒钧进行背景调查时，始终无法查明他的真实身份。这一情况让马波生意识到，李恒钧绝非等闲之辈。他判断，要想弄清此人的底细，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将其控制起来，再进行详细审问。

某天清晨，部队正在进行日常训练，士兵们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这时，马波生走进训练场，直接来到李恒钧面前，神情严肃地说：“李恒钧同志，请立即脱下左脚上的靴子。”

李恒钧心里满是疑惑，不明白为什么要他脱下鞋子。不过，想到军队里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他只好勉强照做，把鞋子脱下来递给了马波生部长。

马波生拿到鞋子后，瞥了一眼鞋底，低声说道：“还真是你！”

李恒钧顿时冷汗直冒，心想难道自己的军统身份暴露了？还没等他继续猜测，马波生就打断了他的思绪，厉声质问：“你就是制造爆炸案的元凶吧？”

李恒钧作为经验丰富的特工，表现得异常冷静。面对质疑，他神色如常，坚称自己一直遵守法律，是一名忠诚的军人，对于爆炸事件完全不了解情况。他的回答滴水不漏，试图撇清与案件的任何关联。

马波生直接无视了李恒钧的辩解，他举起手中的鞋子，将鞋底朝向众人，详细讲述了李恒钧如何策划刺杀陈云首长的全过程。

这时，团政委王乔也出面指认，批评他利用自己赠送的鞋子实施犯罪行为。

李恒钧面色苍白，思绪纷乱，他此刻才明白自己因过度自信而陷入困境，最终不得不坦白罪行。

李恒钧的真实身份是军统“滨江组”安插的特工，他成功混入我军内部执行秘密任务。

国民党多次试图暗杀陈云首长均告失败，随后他们将目标转向了潜伏在我军新兵营的李恒钧，命令他执行刺杀任务。

在团政委王乔的部队接到命令前往宾县县城执行剿匪任务时，新兵营的李恒钧利用混乱的机会偷偷爬上了军车。

部队一到宾县，士兵们立刻按班排站队集合，只有李恒钧一个人还站在那儿，显得特别孤单。

营队指挥官质问道：“你属于哪个连队？为什么还没回到队伍里？”

其他士兵都表示不认识这个战友。

李恒钧坦言：“我刚加入双城新兵营没多久，还是个小兵。可新兵训练太单调了，我实在受不了，所以偷偷溜进你们的队伍里跟了过来。”

领导听完后回应：“既然你属于新兵营，那就返回你的单位吧。”

李恒钧低声恳求道："拜托了，让我留下吧。我是学医的，可以去卫生部门帮忙。要是那边不缺人，我也能去通讯部门送信打杂，行不行？"

战士们一听说李恒钧是学医的，立刻改变了态度。那时候，医疗人员非常紧缺，所以大家都替他向领导求情，希望把他留在部队里。

领导深思熟虑后，考虑到北满地区形势错综复杂，让他独自返回存在较大风险。同时，许多战士也纷纷为他求情。综合这些因素，领导最终决定破例批准他留在直属部队的卫生班工作。

这位军官在处理李恒钧的事上犯了严重错误。他没有仔细审查李恒钧的背景，也没有向双城新兵营确认此人的真实身份。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军队的基本规定，属于重大失职行为。在军队管理中，核实人员身份是最基础的工作，而这位领导却忽略了这一关键环节，导致潜在的安全隐患。这种疏忽不仅影响部队的纪律性，也可能给整个团队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擅自逃离新兵营本身就是严重的违纪行为，甚至可以被视为逃兵。如果当时上级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后续针对陈云的刺杀事件或许就不会发生。

李恒钧成功潜入直属部队后，为了博取士兵们的信任，表现得格外积极。他不仅工作态度认真，还经常主动到警卫排帮忙处理伤口。久而久之，士兵们对他的戒备逐渐减弱。

李恒钧在协助他人的过程中，时常会不经意地探听陈云及北满分局人员的具体位置。他了解到，陈云等领导层在一个教堂里处理公务，陈云本人住在教堂的二楼，但具体是哪间房他并不清楚。

李恒钧听说这事后，又去教堂周围转了好几趟，想摸清情况。可自从李兆麟将军被暗杀后，教堂的安保就加强了，没经过允许谁都不能进去。所以，李恒钧一直没能找到陈云住的房间。

李恒钧迫切想要立功受奖，他瞅准机会，趁着给警卫排补充药品的混乱时刻，悄悄从弹药箱里摸走了一颗手榴弹。

李恒钧为了掩盖自己的行踪，特意换上了王乔政委赠予的皮靴。他认为这种皮靴在部队中很常见，很多士兵都穿着类似的款式，因此即使留下脚印也难以追踪到具体个人。

李恒钧对陈云的办公地点有自己的判断方法。他观察到，作为共产党的干部，陈云工作勤奋，经常熬夜处理事务。因此，只需留意哪个房间的灯光在深夜还亮着，就能推测出那是陈云的办公室。

李恒钧抵达教堂外围时，发现整栋建筑只有二楼一间屋子有灯光。他判断那应该是陈云的办公地点，于是立刻把手榴弹扔了过去。

随着爆炸声在屋内响起，李恒钧知道任务完成了，趁着夜色迅速逃离了现场。

马波生开始对部队进行审查时，李恒钧表现得毫不在意。他坚信自己的安排完美无缺，没有任何漏洞，因此确信不会被人发现破绽。在他看来，整个计划经过精心设计，足以应对任何调查，根本无需担忧。

正是因为他主动为伤员包扎，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导致后来偷取弹药时被人认出。

他原本以为穿上普通的日军军靴就能掩人耳目，但没想到王乔政委的这双鞋少了一颗钉子，这个细节成了确凿的证据，让他迅速被抓获。

李恒钧被捕后，军统策划的针对陈云的暗杀行动彻底失败。紧接着，戴笠乘坐的飞机在南京坠毁，这一意外事件使得军统试图扰乱东北地区稳定的计划也随之破灭。

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成功进驻哈尔滨，这座城市因此成为全国首个获得解放的地区。这一行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取得了重要进展，为后续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哈尔滨的解放不仅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也为全国其他城市的解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信心。这一历史事件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格局中具有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蒋介石在无法继续隐藏其独裁意图后，公然撕毁了和平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然而，面对解放军和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击，他的军队不断失利，最终被迫撤退到台湾。

编辑：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