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穿越回古代想要参加科举，可又什么都不会，有没有办法作弊呢？

毕竟古代负责誊写试题的人可没有手机能够拍张照然后给你发微信里。

今天咱们来聊聊，古代科举的那些著名舞弊案。

科举始于隋代，并在唐代发展成型。

那么在科举刚刚开始兴盛的唐代会有什么乱现象呢？

首当其冲的就是异地考试。

《唐会要》中说，科举的考生必须在本籍贯报名考试，不能异地跨考。

（“诸州贡举，皆于本贯籍分信明者。然依例，不得于所附贯，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县即便催科，不得递相容许。”——《唐会要》·卷七十六 王溥（北宋））

咱们今天的高考也不能异地跨考，不能去其他省市报名参考。

但是在唐代，这条规定基本上就是形同虚设。

比如白居易是河南新政人，但他确实在安徽宣城获得的考试资格。

（“贞元十五年秋，予始举进士，与侯生俱为宣城守所贡。”——《送侯权秀才序》 白居易（唐））

还有乐府诗的代表人物张籍，他本来是安徽和州人，也就是今天马鞍山的和县，但他确是在江苏徐州取得的考试资格。

（“按张籍为昌黎（韩愈）在徐州所荐送。”——《登科记考》·p524 徐松（清））

而之所以会有人选择异地考试，原因有二。

一个是不同地区录取比例不一样，和咱们今天差不多，有些地方就是比较好考。

比如唐朝首都长安及其周边地区，像京兆府、同州、华州这些地方，大概就是今天的西安到渭南一带，你在这考就是录取比例更高。

（“同、华解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常年以清要书题求荐者，率不减十数人，其年莫有至者。虽不远千里而来，闻是皆浸去…”——《唐摭言》·卷二 王定保（五代））

要么就是家里有人在某个地方当官，你就去那考。这就赤裸裸的权力交易了。

唐朝丞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绛jiàng，河北赞皇人，因为祖上有人在湖北的襄州当过官，所以就跑那去求推荐参加考试。后来李绛当了丞相，还在朝里照顾了一下当时管理襄州的那个节度使的儿子。

（“李丞相绛，先人为襄州督邮，方赴举求乡荐。时樊司徒泽为节度使，张常侍正甫为判官，主乡荐。张公知丞相有前途，启司徒曰：“举人中悉不如李某秀才，请只送一人，请众人之资以奉之。”欣然允诺。又荐丞相弟为同舍郎。不十年而李公登庸，感司空之恩，以司空之子宗易为朝官。”——《刘宾客嘉话录》 韦绚（唐））

唐代的举子们参加考试前，还会搞一个“投行卷”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诗作、文章送去给一些大牛，然后让这些达官显贵在帮着跟考官说说好话。属于考前造势。

这种制度一听就是徇私的温床，可操作空间太大了。能推荐自己的亲属不说，你家门第要是不显赫，除非你有大才，不然你也找不到投行卷的门路。

到了宋代，考试层面的舞弊越来越多。

首先就是贿赂考官（请托），宋真宗时期宰相（同平章事）王钦qīn若担任主考官的时候，就出现了公然受贿、索贿的事。

（“初，钦若咸平中尝知贡举，懿举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识僧惠秦者与钦若厚，懿与惠秦约，以银三百五十两赂钦若，书其数于纸，令惠秦持去。会钦若已入院，属钦若客纳所书于钦若妻李氏，惠秦减所书银百两，欲自取之。李氏令奴祁睿书懿名于臂，并以所约银告钦若。”——《宋史》·列传第四十二 脱脱（元））

还有找人代考（枪替）的。

（“访闻代名就试之人，自入都门，已代其身，书铺保官皆不知也。既中之后，帘试注拟，亦是代身。及他时之官，始是正身。至罢官到部，别移书铺，则其迹泯矣。”——《宋会要辑稿 》·选举二六 徐松（清））

还有挟带的，就是带小抄进考场的，这也是最常见的，甚至专门出过针对夹带的法规。

（“（南宋绍兴）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诏：「应因怀挟殿举，并令实殿举数，不以赦恩原免。如再犯，永不得应举。」”——《宋会要辑稿 》·职官一三 徐松（清））

同样，唐代很严重的异地跨考（冒籍）在宋代也一样。

到了明代，科举制度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明代应对科举的惩罚力度也非常的大。

但即便这样，各类舞弊仍然层出不穷，很多惊天大案也都是在明代发生的。

比如弘治十二年会试案，当时有一个叫华昶的户科给事中，弹劾当年的主考程敏政，说他给徐经和唐寅两个考生漏题。但问题是这俩人都没考中，而且也没发现他俩有作弊的证据。

但他俩也确实是有点飘，咱前面不是说唐朝时候很多举子到京城后会到处给人看文章吗，明朝也有类似的事，唐寅就到处晒文，徐经就到处撒币。程敏政也有可能真的拿过徐经的孝敬。

但这里面存在舞弊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事情之所以能闹大，大概率是因为朝堂上的派系之争。

而影响比较深远的就是，这个唐寅从此开始倒霉了一辈子，晚年更是穷困潦倒要靠朋友接济过日子，但他的画却很有名，我们今天一般习惯叫他唐伯虎。

而徐经之后同样无心科举，而是醉心学问。这个习惯影响了他们家好几代人，他的一个后代，叫徐霞客。

明朝类似的例子特别多，王衡、吴炳、汤显祖都或多或少收到过科考舞弊案的波及，他们后来都成了非常优秀的剧作家。

所以明代的科举舞弊案，还是很有特殊性的，因为士大夫们互相攻讦的风气，导致很多人倒了霉。

但也意外的对我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些“贡献”。

至于清代，已经是科举考试操作的巅峰。

但正因为把科举制度弄到了极致，所以舞弊自然也层出不穷。

比如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就把科举舞弊描绘的惟妙惟肖。

（“李四道：“目今宗师按临绍兴了，有个金东崖在部里做了几年衙门，挣起几个钱来，而今想儿子进学。他儿子叫做金跃，却是一字不通的，考期在即，要寻一个替身。这位学道的关防又严，须是想出一个新法子来，这事所以要和三爷商议。”潘三道：“他愿出多少银子？”李四道：“绍兴的秀才，足足值一千两一个。他如今走小路，一半也要他五百两。只是眼下且难得这一个替考的人。又必定是怎样装一个何等样的人进去？那替考的笔资多少？衙门里使费共是多少？剩下的你我怎样一个分法？”潘三道：“通共五百两银子，你还想在这甲头分一个分子，这事就不必讲了。你只好在他那边得些谢礼，这里你不必想。”——《儒林外史》·第十九回 吴敬梓（清）”）

而官员帮助舞弊，除了因为利益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情。

比如《清稗类钞》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官居侍郎的高官，本人特别的洁身自爱。他考中那年，把自己的文章拿给自己乡试的主考看。他的这个文章被某个大人物看到了，非常的欣赏，还埋怨他一句，考试前怎么不先打个招呼呢。

（“有某部郎者，颇束身自爱，某科出礼闱，呈文稿于乡荐座主。某甚重其文，怪其不预送条子。”——《清稗类钞》 徐珂（民国））

但所谓的人情社会，也只不过是利益交换罢了。

就好比有个印刷厂的员工，感念妇产科医生的帮助，就帮着弄到了一套考试题什么的。

再阴暗一点的想啊，医院的大夫，尤其是大城市的大夫每天能接触到多少人，肯定不会记住每个患者。但如果自己恰巧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然后某天自己的某个患者说，他工作的地方能印考试卷子……

参考文献：

《唐代科举舞弊原因初探》 许友根

《论两宋科举取士中的舞弊手段》 姚硕

《明代文人的命运与科场舞弊》 伏漫戈

《清代科举考试舞弊行为及防治措施研究》 任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