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唐，“丝路”重新贯通，并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显示了它的兴盛。

从隋朝到唐朝初期（618到755年），陇右地区的河西路，吐谷浑路和回纥路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通道。

“陇右河西路”：是由唐代长安经陇右和河西走廊进入西域的一条交通路线。陇右河西路分为南北两条，南始于长安经过金城县到凉州。北由咸阳向西北延伸，过了黄河就是凉州。北道的距离比南道要近得多，但却是崎岖难行，而南道虽然遥远，却是一条比较平坦的大道，两旁都是繁华之地，所以来往的商人都是从南道来的。南北通道在凉州会师以后，沿着河西走廊向西延伸至瓜、沙二州，而瓜州和沙州都有通向西域的公路。

从敦煌至地中海，有“西域北道”、“西域中道”和“西域南道”，这三条道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状格局。“西域北道”是一条从沙州到伊州，再北越天山，到西边的碎叶及中亚和欧洲的一条道路。“西域中道”是一条由瓜州到伊州，沿着塔里木盆地北缘向西，然后经过西州和龟兹而向西的道路。西域南道，就是西逾葱岭，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戈壁，穿过于阗。

吐谷浑道：由陇右南道狄道县往西，到河州枹罕县，再过黄河，越过曼天岭到龙支县，再向西北顺湟水而上，经过鄯城县（现西宁），过凤林关，到兰州，再与陇右南道汇合，到凉州，再往西，就到了西域了。从鄯城往北，经过昌松县，到凉州，从鄯城西到沙州，再从鄯城西到青海湖的南边，再到羊通（现在的阿里一带），再到康西瓦一带，再往北就到了于阗。

回纥路：始于长安，向北过灵州，到中受降，翻过阴山，穿过沙漠，到了回纥牙帐，然后沿着杭爱山北面向北越过阿尔泰，继续向西到中亚，或者从准噶尔盆地的东南而下，向天山的北面西去。“安史之乱”以后，吐蕃侵占了陇西北的大片土地，河西路被阻断，穿越回鹘道就成了当时的重中之重。

到了840年，由于被黠戛斯击败，回鹘向西迁移到了碛西及河陇一带，回鹘路也就渐渐消失了。“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大唐边境日渐薄弱，吐蕃势力逐步吞并了河西诸州，其中就有沙州。张议潮于大中二年（848）率领部下击退沙州吐蕃镇将，并派使者来报唐廷，先后收复了沙、瓜、甘、肃等州，取得了胜利。黄河之东的河陇一带，也重新纳入了唐代的统治范围。咸通二年（861)，凉州被“归义”大军夺回，从河西到长安驿路的交通得以重新畅通。自长安起，经过萧关，进入凉州，再向西，穿过河西走廊，到达西域，这条古道已重新开通。然而，在僖宗中和年间，吐蕃又夺原州、小关，使陇右的河西路再度受阻。从那以后，河西通道就一直断断续续。从长安到灵州，再从灵州到黄河，越过贺兰山，再往西，穿过腾格里大戈壁，再往南，就是凉州了，再往西，就是西域了。虽然在此期间，由于河陇一带战争频发，“丝路”断断续续，路线也时常变更，但“灵州路”却始终保持着完整，在当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体而言，在隋唐时代，“丝路”是一条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丝路”。在此期间，虽然由于“安史之乱”和“吐蕃”的阻碍，使“丝路”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它始终没有被切断。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的交融

隋唐是一个国家实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繁荣的盛世，是一段“陆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黄金年代，东西经济文化交往十分活跃。在唐代最鼎盛的时候，与大唐有过四百多个“四蕃之国”的外交交往，而与中亚地区萨珊王朝和南亚地区的交往也很密切。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官员，质子，商人，僧侣，诗人，奴隶，乐师，歌舞艺人，各种形形色色的人，从这条“丝路”向东方，向西方进发。.

随着中亚地区的一统，大唐与中亚地区的商贸活动，特别是与其他地区的商贸交流，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景象。唐代与中亚及罗马之间的商业往来主要是由粟特商人所控制。粟特商人不断向东进发，不但向长安和洛阳延伸，而且在葱岭东侧罗布泊（蒲昌海）、西州（吐鲁番）和河西走廊诸州等重要交通要道上，设立了大量的粟特人定居点，并通过其商业网络，实现了对隋唐“丝路”上的独占。粟特人从中亚和北方草原贩卖奴隶，到高昌和敦煌，甚至是中原，甚至还和汉族等其它种族的商人一起，将西方的贵重金属、香料、草药等货物，从西方运送到河西和中原。粟特贸易主要是丝绸，郁金根，石子，草药，石蜜，杏，大黄等。

除行商贩卖货物外，“丝路”的贡使和旅行者的来往，也为货物的交换提供了便利。牲畜，鸟兽，植物，香料，木材，葡萄等等，都是经由这条丝路向东方传送的。长安曾是世界上最繁华的进口货物交易中心。来自其他国家的物资，从四面八方涌来，让唐人的精神和物质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唐代的丝绸，金银，铁器，硝酸，大黄，杏仁等商品都出口到了中亚和罗马。

伴随着人与物的迁徙，还有天文、音乐、绘画以及外来宗教的传入。天竺人和波斯人把印度人和波斯人的天文学带到了唐代。西域刻版画的表现手法极大地影响了唐朝的吴道玄和其他一些艺术家，使中国的刻版画更加丰富多彩。葱岭西部的天竺、康国和安国的乐种进入长安后，对唐的宫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龟兹乐、石国的拓枝舞和康国的胡旋舞很快就与唐的乐舞融合在一起。其中，摩尼教、景教和祆教等由波斯向东方传入，其中以长安为主要的传送点。通过对外来文化的东进，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使唐代文化具有了开放、包容和浓厚的色彩。

当唐王朝的影响力延伸至中亚地区时，它的基本管理体制，如“村庄”，也随之在中亚地区确立起来。在唐朝，一些手工艺，比如丝绸，金银，冶炼等都传到了中亚地区。一批以玄奘和慧超为代表的“中华”僧人，对佛教的“汉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唐代的力量扩展到西域时，“汉化”的佛教寺庙也开始在西域各地兴起，并通过汉译的佛经、儒家道家文化和史籍传入西域，使“汉传”向“异域”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