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找到了吗？可以说60年前就已经找到了，但也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完全找到。说找到，是因为考古工作者在文献记载中的夏人活动区域—伊洛平原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而之所以又说没有找到，是因为二里头遗址的先天不足。

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是1921年对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仰韶文化。但对于仰韶文化归属何时，当时并没有结论。

直到8年后的1929年，考古工作者在对殷墟进行第三次发掘时，意外在商文化层下发现了一块属于仰韶文化的陶片。由于殷墟出土了大量自证性文字材料，已经证实属于商朝晚期遗存，那么叠压在殷墟文化之下的仰韶文化，自然就要早于晚商文化。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徐中舒先生最先撰文，认为仰韶文化与殷墟文化并非一脉相承，推测仰韶文化就是夏文化。

1931年，河南安阳后岗村又发现了仰韶—龙山—殷墟三种文化在地层上的叠压关系，这也就意味着仰韶文化之后是龙山文化，而非殷墟文化。北京大学教授范文澜推测，龙山文化才是夏文化。

之所以出现夏文化的“真身”不断修正的现象，原因就在于当时对夏商以及之前历史时期的时间界限还没有弄清楚，只能根据地层叠压关系来初步判定谁先谁后，却无法判定谁是夏文化，谁又是早商文化。

1959年，徐旭生在寻找夏墟时，在河南偃师一带又发现了全新的二里头文化，根据地层关系判定，二里头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晚于龙山文化。这也就否决了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推测。

但早于二里岗商文化的，就一定是夏朝的文化遗存吗？症结点，又回到了时间界限问题上，即二里头文化既有可能是夏文化，也有可能是早商文化。就连二里头的发现者徐旭生，最初也认为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商文化。此后，关于二里头文化究竟姓“商”还是姓“夏”争论了数十年。

碳14技术引入考古学后，更加剧了这种争议。根据碳14测定，二里岗商文化的时间上限是公元前160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却在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之间，这也就意味着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是有一百余年重合的，姓“商”还是姓“夏”仍在模棱两可之间。

1996年，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了历史、考古、天文、测年等170余位顶尖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可以说是以举国之力来理清夏商确切年代问题。

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正式对外公布，通过对比二里头文化系统和河北一带的先商文化系统文化面貌上的差异，最终得出二里头一至四期均为夏文化的结论。

但简本并未就论证细节做详细解释。直到2022年6月，在时隔22年后，难产多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才正式对外发布。

由于二里头文化上限远远达不到断代工程评估的夏朝始于公元前2070年的结论，所以，断代工程对夏朝始年的结论，并没有考古依据，仅以夏商分界在公元前1600年，《竹书纪年》又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两者相加而得出，并附带了“禹时五星聚合”的天文推算结果作为旁证。

文明判定的三要素是：城市、青铜以及文字。二里头遗址先后发掘出大型宫殿建筑群、手工业作坊，出土了青铜器和绿松石龙形器等象征礼仪制度的典型器物，内部已出现等级和阶级分化，呈现出广域王权景象。

不仅如此，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本身就不是某支孤立的考古学文化直接发展而来，在它身上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豫东造律台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晋中鬲文化以及良渚文化诸多遗传因子，有学者称其为“最早的移民城市”。

二里头文化还突破了地理单元的限制，出现了跨地域传播的情况，与二里头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几乎都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二里头独有的典型器物，这也表明二里头遗址绝非是普通的方国聚居点。

由于有考古发掘这个直接证据，所以，对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大型王权都邑这一点，并没有人怀疑。但问题就出在文字系统上。

事实上，文字并不是判定文明存在的必然标准，像历史上的匈奴就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但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说匈奴这个奴隶制政权不曾存在过。

但问题在于，文字又恰恰是最容易判定族属的依据，离开了文字，就需要找寻大量旁证材料，难度无疑更大。二里头遗址考古70余年来，除了零星的刻画符号外，并没有连词成句的文字材料出土，这就导致二里头遗址无法像有甲骨文的殷墟那样一锤定音。

曾任二里头考古队长的许宏教授就认为：“说到底，不会说话的考古遗存、后代的追述性文献、并不‘绝对’的测年数据，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作为定论，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问题”。

另一位考古学界的泰斗张光直也认为“只有等到那种能将二里头文化鉴别为文献上所载的的某个朝代或民族的文字被发现时，二里头文化与夏朝的关系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其实，二里头文化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延续时间，都与夏朝相吻合，可以说除了夏朝，文献中再难找到一个族群能与二里头所呈现的文化面貌匹配了，唯一遗憾的，就是缺少自证材料的最终拍板。

上文已述，二里头文化的前后存续时间不过二百余年，无论跟文献记载的471年还是431年的时间都有很大出入，所以，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为代表的主流学界虽然做出了二里头应当是夏都斟鄩的结论，但也不得不承认，二里头文化并不是最早的夏文化，以王城岗遗址二、三期为代表的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应是考古学上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那么有没有可能夏朝原本就只有200余年，这样岂不是和考古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就吻合了吗？根据目前已知的结论，大禹是夏朝的开创者，而大禹的生活年代又可以追溯到尧舜古国时期。

根据对尧都陶寺遗址的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在前2000年左右遭到了外部势力的强力入侵而衰败。陶寺的诸多考古发现，旁证了大禹的生活年代在公元前21世纪前后，这跟断代工程判定夏朝始建年代在公元前21世纪的结论也是相互吻合的。

几年前，某乎上一位网友在回答《夏朝存在吗？》这个问题时，做过这样一个神预测，他说：“要证明夏朝是否存在的‘考古思维’已经错了！夏朝是个‘时代’，而不是‘朝代’！‘夏朝’是自商朝后产生的一个概念。”

换言之，这位网友认为夏朝是像南北朝、五代十国一样，是对一个特殊时代的称谓，而不是像商、周、秦、汉一样是对具体朝代的称呼。

按照《战国策》和《汉书》的记载，“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周初时诸侯还有一千八百国”，“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

我们跟今天的情况做个对比，我国现有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设县1301个，县级市394个，夏商周时国土面积甚至不及现在的一半，但诸侯国数量却和今天的县数量几乎等同，这说明，当时的所谓诸侯国，其实面积只相当于今天的一个乡镇。

如此满天星斗般的政治格局，很难将其同后世那种动辄控制数十座城邑的中央王朝相提并论。即使是被称作夏朝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其覆盖区域，也不过晋南豫西等有限疆域。而夏朝前期，恐怕正如史书所言，天下依然是万国林立。

在二里头文化尚未出现之前，也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伊洛平原一带以崇山为界，划分为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二者并称为河南龙山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但就连这同一文化系统内部，也存在着显著差异。王湾类型以深腹罐为主同时有鬲，而煤山类型则以鼎为主，两大类型又分别形成了20余处大中型聚落，每处大中型聚落间平均相隔40公里，中心聚落筑有夯土墙或壕沟，分别下辖多个小型聚落，形成了一个个的聚落群。

而聚落群和聚落群之间，又存在明显的界线分布和军事防御设施，颇有点像一个小战国时期。而大量杀殉现象和武器的出土，又证实了这些聚落之间并不统属，存在互相攻杀。

即便是有禹都阳城之称的王城岗遗址筑造了面积30万平方米的大邑，但依然没能改变各聚落之间的独立和对抗，王城岗并不具备统一崇山南北政治秩序的能力。甚至在王城岗东100余里的地方，还有一处古城寨遗址，和他东西对峙。

所以，许宏教授总结说“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一二百年的时间里，也即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样看来，夏朝，或者说夏朝的前半段，的确更像是对龙山文化晚期时氏族部落冲突不断、相互攻伐那个特殊时代的概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