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讲殷商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羌人。武丁时代，殷商曾大肆讨伐羌人，并以羌人作为主要人牲。接下来讲西周，我们又会经常提到西戎或犬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周成也西戎，败也西戎。
那么问题来了，羌人与西戎到底是啥关系？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大人群，还是同一人群的不同称谓？从王国维以来，历史学者投入巨大精力讨论相关问题，但是现在回过头看，他们从文献得出的判断，很多都不能成立。
好在，考古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和灵感，让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新的判断。
要讨论羌人与西戎的关系，首先得明白这两个概念，都不是某个族群的自称，而是殷商和周人对异己的一种他称。羌的意思是牧羊，羌人就是牧羊人群；戎的意思是兵器，戎人就是好战人群。
殷商所谓的牧羊人群和周人所谓的好战人群，到底是指哪里的人群？只有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才能确定他们是一个人群，还是截然不同的人群。
以陈梦家、李学勤、白川静为代表的多数学者，都认为羌人集中分布在豫西晋南，夹在殷商与周人之间。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羌人还散布在陕西东部。
现在看来，他们的判断都有失偏颇。豫西和晋南都曾是夏人集中居住地，如果羌方位于晋南，那就意味着羌方主体人群是夏人后裔。夏人后裔主体会从农耕转为牧羊吗？可能性很小。
无论从三四千年前的文明格局，还是从最近几十年的考古挖掘来看，羌人的分布重心都不会在豫西晋南。
从三四千年前文明格局角度来看，西亚两河流域是牧羊业的起源地。4500年到4000年前，西亚牧羊业通过欧亚大草原，传入到了中国西北地区。这决定了中国西北地区而非中原，才是中国境内最早的牧羊区域。
黄河中上游甘青、晋陕地区大量确凿的家养绵羊考古证据，也充分说明了三四千年前中国牧羊人群的分布范围。这里的晋，主要是指晋北部而不是晋南。晋南始终是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区域。
在这个背景下去思考羌方所在，会更符合历史实际。羌方作为一个以牧羊为主的混合经济方国，必定位于牧羊盛行的西部，而不是以农耕为主的豫西晋南。再说得直接点，我们只能从甘青、陕西和晋北，寻找羌方的地望。
事实上，近年来以牛世山为代表的考古学者，已经将目光转向了关中西部的刘家文化。刘家文化是以宝鸡扶风刘家墓葬为代表的一种考古文化，大体涵盖宝鸡扶风、眉县南北一线以西，以及岐山以北的广大地区，相当于今天陕西关中西部和甘肃东南部。
刘家文化以畜牧为主、农耕为辅，流行高领袋足鬲、屈肢葬、掺杂陶末的炊器，前期少见青铜器物，与殷商文化明显不同。
考古挖掘显示，殷商势力与刘家文化人群曾在宝鸡地区激烈博弈，宝鸡地区层不断变换主人。殷墟一期前后，这里属于商人势力范围；到了殷墟三期偏早，这里又成为刘家文化人群控制区域。
牛世山认为，以宝鸡扶风刘家墓葬为代表的刘家文化分布区，才是最有可能的羌方所在地。武丁时期，殷商三番五次攻伐的羌方不可能在晋南，而是位于陕西宝鸡和甘肃天水一带。
唐际根对殷商人牲的锶同位素测量，也支持这个判断。他们的测量结果显示，殷商的羌人人牲来自西北甘肃一带。
羌方只是羌人中的一个代表性部落。刚才说了，三四千年前的甘青和晋陕地区，由于环境日趋恶化，农耕区域不断萎缩，牧羊经济持续扩张。尤其是甘青地区，大部分人群都开始严重依赖畜牧，走上了混合生计道路。
从考古挖掘来看，羌方以西存在大量文化相似的混合经济人群。甘肃东部和南部的寺洼文化，横跨甘肃和青海的辛店文化，青海境内的卡约文化，文化面貌彼此略有差异，但是又大致相同，明显属于同一族群，即真正的羌人。
这样分析下来，可知殷商卜辞中经常提到的羌人，固然可能涉及豫西、晋南、陕东零星的羌人，但是羌人的大本营和羌方所在地，是关中西部的宝鸡和天水；整个羌人集团的居住地，是陕西西部、甘肃、青海地区。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羌人不可能离殷商那么远。从安阳到宝鸡有七八百公里，对于3000多年前的古人来说，确实远了一点。但是，如果考虑到强盛时期商朝西方边境，就知道羌人与殷商其实是邻居。
商朝早期，西方边境就推进到了西安附近。武丁及其以前，锋芒更是直抵宝鸡。羌人实际上是其西方边境上的敌对族群，也是对其西方边境造成巨大威胁的敌对族群。他们就是传说中日后形成的西土集团。
豫西、晋南、陕东应该也有兼营畜牧的部落，但是他们与陕甘宁地区的羌人集团，是完全不同的族群。
很多人怀疑，周人先祖是从羌人集团中分离出来的，甚至有人怀疑周人就是羌方。分子人类学还推测他们是从北方南下的N或Q单倍群父系族群。目前来看，这些猜测还没有办法完全得到证实。
而且，从周人擅长农耕、熟悉夏人文化以及浓厚的宗族文化意识来看，他们与羌人和草原族群文化，实在很难说是同一个根脉。
不过，周人依靠羌方而崛起，应该是无需质疑的。以邹衡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羌方即周人联姻的姜戎。姜戎是后来的称谓，殷商时代叫什么，目前不知道。我们只能推断，他们很可能是殷商所说的羌方。
如果此说为真，那么姜子牙的老家，应该位于关中西部或甘肃东南，而不是黄河下游的河南或山东。
作为羌方的依附者或政治联盟，先周部落当然不会喜欢殷商的“羌”人称谓。因此，他们从来不使用这个称呼。他们如何称呼羌方，我们不知道，但是知道他们如何称呼自己的敌对族群。
周人追溯他们祖先事迹时说，他们本来是中原农耕人群，到第二代老祖宗不窋时，迫于外力“自窜于戎狄之间”。显然，他们把这个异己族群称为“戎狄”。这个戎狄在哪里呢？一般认为在甘肃庆阳一带。
甘肃庆阳属于寺洼文化的东北端，换句话说，是羌人集团的东北边缘地带。再向北，就是陕北、宁夏和内蒙了。根据考古挖掘，殷商时期陕北和晋西北地区的主导性文化，叫作李家崖文化。黄河以西的李家崖文化人群，可能是殷商所说的鬼方，而黄河以东的李家崖文化人群，可能是殷商所说的土方。
目前考古学界倾向于认为，土方是夏宗室后裔创建的方国，鬼方则是陕北华夏土著与内蒙古朱开沟文化人群混合的结果，也就是黄河流域农耕人群与北方草原人群的融合。从这个角度来说，以鬼方为代表的西部李家崖文化人群，与羌人是完全不同的两大族群。
根据这些信息来判断，周人先祖所说的“戎狄”，应该是羌人与李家崖文化人群交错地带的部落。周人先祖从东部农耕地区逃亡至此，试图寻求立足之地。但是，他们作为外来部落受尽排挤。再加上3000多年前，北半球气候又出现大范围降温，草原人群生存环境恶化，不断南下农耕地区抢夺资源，所以周人先祖始终无法获得安全保障。
殷商武乙时期，周人先祖为了逃避“薰育戎狄”侵扰，在古公亶父带领下迁徙到了关中西部的周原。以前的学者，比如王国维，没有机会参考近年的考古研究成果，认为薰育戎狄是匈奴的别称，余太山等人甚至认为他们是东来的印欧人后裔。其实，这些推断都是大错特错的。
根据近年考古研究，可知薰育戎狄是李家崖文化人群中的一支。有考古学者认为就是最强大的鬼方。李家崖文化经营粗放型农业，不可能是来自草原的匈奴或印欧人。他们的主体部分，应该仍然陕北的土著农民，只不过经过南下的草原人群融合以后，出现了基因和文化变异。
周人先祖进入周原不久，便开始通过联姻羌方、投靠殷商快速崛起。及至古公亶父之子季历主政，周人已经可以替殷商讨伐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乎之戎、翳徒之戎。这诸多的“戎”，又是哪里的族群呢？
学界一般认为，鬼戎即西落鬼戎，即陕西黄河西安的鬼方；燕京戎、余无之戎、始乎之戎、翳徒之戎，不是在陕西东北就是在晋西北，与鬼方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大概都属于李家崖文化人群。
这样一路看来，事情就比较明了了。先周所说的戎或者戎狄，基本上就是指李家崖文化人群。这个人群应该也在殷商泛指的羌人范围之内，但是与以羌方为代表的狭义羌人，是完全不同的两大族群。
不过，作为像“羌”一样的他称概念，“戎”的指向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周人依靠西土集团，联合巴蜀、汉水流域族群推翻殷商以后，基本上控制了中原地区。等到周公辅政以后，又集中兵力平等东方反叛，彻底稳固了中原局势。曾经欺负他们的李家崖文化人群，或者被收编，或者被抑制，暂时不再威胁周人的根基。
然而，东方不乱西方乱。当周人稳固东方以后，后院又开始起火。原来作为同盟的西土集团，也就是庞大的羌人势力，成了让周人寝食难安的梦魇。在权力和资源面前，羌人贵族不满周王室的若干做法，开始联合远方同宗部落要挟周王室，甚至想要左右周王室的王位继承。
周人遂将这些昔日的盟友称为了“戎”或“犬戎”。于是乎，从先周到西周，戎的指向从北方转到了西方，从李家崖文化人群变成了西羌族群。周初历史地图中甘青地区的犬戎，实际上就是羌人族群。
最迟到公元前8世纪秦穆公时代，西戎已经与北方草原民族关系不大，而专指陕甘宁地区羌人族群了。比如，秦人所谓的“西戎八国”，绵诸、绲戎、翟、䝠、义渠、大荔、乌氏、朐衍，基本上都分布在陕甘宁。这些地区，从商代就是羌人分布的集中地。
至于北方草原族群，西周时期似乎消停了很多年。等到春秋时期，他们因为生存条件恶化再次大规模南下时，中原诸侯不得不用一个新的贬义概念称呼他们，此即“戎狄”的另一半——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