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上海的一个静谧夜晚，法租界内李公馆的小楼里，几位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正聚集一堂，悄声讨论着国家的未来。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会议内容至关重要，代表们神情严肃。

然而，就在此时，大门突然被推开，一名身穿长衫的中国男子径直走了进来，打断了会议的进程。众人一时愣住，这人是谁？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兴起。

这段时期，中国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领域的飞速扩张，导致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他们在城市的工厂中寻找工作和生计。

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大城市的工厂，纺织厂和矿区成了工人集聚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工人们每天面对长时间的劳作和低廉的薪资，工作条件恶劣，安全保障几乎为零。

在工人阶级中，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他们开始认识到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位置，以及阶级斗争的必要性。

例如，在上海，一个重要的工业和商业中心，工人们在工厂的烟雾和机器轰鸣声中组织起来，开始讨论劳动权益，敢于对抗资本家的剥削。

北京的情况也类似，这里不仅有大量的工厂工人，还有很多铁路工人和建筑工人。

这些工人在铁路边的仓库，建筑工地的棚户中亦开始秘密聚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他们通过传单、小册子乃至口口相传的方式，让更多的同志了解到团结的力量以及组织的重要性。

武汉和长沙，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城市，同样展现了工人运动的活跃。

武汉的钢铁工人和长沙的纺织工人，通过罢工和集会，开始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

这些行动虽然遭到了企业和当局的严厉镇压，但工人们的斗志并未因此消减。

同时，留学生群体也在这一运动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无论是留日学生还是旅欧学生，他们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己装备了理论武器。

当这些留学生回到中国后，他们没有选择闭门造车，而是积极参与到工人运动中，成为连接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桥梁。

在济南和广州，情况也有所不同。济南的矿工和广州的码头工人，由于地理位置和各自的行业特点，他们的斗争形式和组织方式亦有所区别。

济南的矿区经常发生安全事故，矿工们因此更加重视安全生产和生存权的保障；而广州的码头工人则更加关注工资和劳动时间问题。

不论是在北方的矿区还是南方的港口，工人们的集体意识正在觉醒，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罢工、请愿和联合行动，为自己的权利发声。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形成

在1920年到1921年这段关键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逐渐成型。

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城市，秘密的共产党小组开始活跃。

在上海，这样的小组通常在夜幕降临后的小茶馆或者私人住宅中秘密聚会，讨论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研究如何应对各种压迫和挑战。

他们利用地下印刷设备，制作传单和小册子，夜间偷偷将这些材料散发在工厂区域和工人居住区，以此激发更多工人的阶级意识。

北京的党组织成员则常在大学周围活动，秘密吸引一些有思想、有抱负的学生加入他们的行列。

这些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官方的课程内容，课后则探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念，他们的行动更加隐蔽，通常通过学生社团或研讨会作为掩护进行思想交流和成员招募。

随着这些活动的不断推进和成效的日益显现，党的建设条件逐渐成熟，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也开始在党内积极酝酿。

各地组织的领导者通过书信、使者和秘密会面等方式，开始讨论召开全国大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正式成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以更好地引导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革命活动。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从欧洲来到上海，第一时间与当地的党组织负责人李达和李汉俊取得了联系。

二人抵沪后，直接找到李达，详细介绍了自己此行的使命——就是协助中国的早期共产党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李达和李汉俊将上海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做了详细汇报。

马林听后，不时点头，表示赞许。他了解到，在上海，党组织不仅吸引了很多工人，还得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支持，各地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为党的成立提供了条件。

随后，尼科尔斯基提出，按照共产国际的建议，尽快召开一个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党的纲领和组织架构。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达和李汉俊为大会筹备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联络各地的代表、选定会址以及制定会议议程。

各地的党组织也在暗中紧锣密鼓地配合，秘密选派代表前往上海，这其中有陈潭秋、毛泽东、董必武等人。

由于会场要保持高度隐蔽，上海的党组织选择在法租界内的李公馆举行会议，利用租界的独特环境，暂时避免了当局的注意。

7月30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在李公馆如期举行。

代表们陆续进场后，会议开始，大家围坐在一起，原本的议程是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还要选举中央机构，确定党的组织形式。

就在会议开始不久，会场中传出一阵窸窸窣窣的低语声，大家正准备讨论重要议题。

这时，大门突然被人推开，一名身穿长衫的中国男子站在门口，神色紧张地扫视着屋内。

他的出现让整个会场的气氛瞬间凝固了。

代表们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纷纷望向门口，一片静默中，只听得见轻微的呼吸声。

李汉俊作为会议的主人，率先站了出来，走向门口，带着几分疑问地问道：“请问您找谁？”

那位陌生男子似乎愣了一下，环顾了一圈，答道：“我找社联的王主席。”他的话让在场的人都皱起了眉头。

李汉俊迟疑片刻，回答道：“这里没有社联，也没有什么王主席。”

男子略显尴尬地看了看周围，似乎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走错了地方，连忙道歉：“对不起，找错了地方。”

他随即匆匆地转身退出了门外，迅速离去，消失在夜色中。

这一插曲让原本严肃的会场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迅速地环视了一圈，他用英语小声地对李汉俊说道：“这人恐怕是个‘包打听’，看样子是个便衣侦探。”

在上海，所谓“包打听”是一种特殊的探子，通常为租界警察局或帝国主义国家的便衣侦探服务，擅长打探各种秘密活动，受雇于那些对革命活动心怀敌意的势力。

马林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当即做出判断，建议道：“我们现在就停止会议，大家迅速离开！”

李汉俊听了马林的建议，知道事情紧急，便立即通知其他代表迅速整理手头的资料，不再耽搁。

与会的代表们纷纷点头，迅速将桌上的文件和笔记本收起，迅速将散落的纸张塞进怀里或文件袋中，几个人一组悄然离开会场，踏着轻快的步伐朝不同方向散去，确保不会一起暴露身份。

后来的研究表明，那天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男子正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

程子卿并不知道自己当时误入的是中国共产党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他只是接到线报，以为有外国的“赤色分子”在密谋集会，所以前来侦查一番。

程子卿的职业生涯中，因负责法租界的政治侦探事务，他参与了许多针对革命活动的镇压行动。

1931年，上海的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发生了著名的“57天大罢工”，工人们因长期不满低工资、过长的工时和恶劣的工作条件，集体要求改善待遇。

这次罢工规模空前，对法租界的统治构成了不小的冲击。

罢工期间，工人们组成了维权代表小组，徐阿梅作为罢工领袖之一，成为当局的眼中钉。

为镇压这场罢工，程子卿参与策划了一个阴谋，利用各种手段构陷徐阿梅，最终成功将他逮捕，从而瓦解了工人们的组织。

1941年春，抗日游击队的成员汪振武秘密藏匿了一批武器，准备对日方势力进行突袭。

由于此举被日本宪兵队察觉，日本方面通过法租界当局交涉，要求全力追查这批武器的下落。

程子卿负责此案，他安排手下搜查汪振武的藏身之地，最终成功将汪逮捕，交由日方处理。

日本宪兵将汪振武带走一周后，将其处死。

不过，程子卿并不是始终严格配合反动势力，他的行动也表现出复杂性。

有时候，他在合适的条件下对一些革命者或知名人士也予以保护。

建国后，著名作家沈醉披露了一个军统密谋：当时，军统策划了一场“美男计”，意图通过接近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利用其身份接近宋庆龄，达到在宋庆龄身边安插眼线的目的。

军统策划周密，安排了一位“美男”特务想诱使李燕娥“上钩”。

不过，宋庆龄察觉到了这场阴谋的苗头，最终识破了此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