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堆集是皖北平原上一个有着近百户人家的寻常村庄。1948年11月末，国共两军40余万人马在这里激战了23天，双方惨烈的搏杀惊天地泣鬼神。

最终，我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以牺牲3万余人的代价，全歼黄维兵团12万人马，其中毙敌4万余人。

凤凰卫视在摄制《淮海战役全记录》时，幸运地采访到了许多当年亲历这场战争的当事人，以及部分亲历者的后人们。

原中原野战军9纵司令员秦基伟回忆：

“战役结束后，当地政府发动群众清理战场，埋一人发高粱5斤，埋一马发高粱24斤。9纵攻击的张围子村只是一个很小的村子，但张围子村附近的群众得政府发粮竟达万余斤。”

1948年的那个冬天，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在双堆集共同迎战国民党军队中最为强悍的机械化兵团——黄维第12兵团。

前身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18军，是黄维12兵团的中流砥柱，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与我军交手过无数次，基本保持着非胜即平的不败战绩。

也正因为如此，当12兵团被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合围于双堆集时，兵团司令官黄维，最初并没有感到恐慌。

他自负地认为，该兵团强悍的战斗力足以支撑到李延年兵团北上增援，待两个兵团合兵一处之际，脱困或是反击，都不是问题。

《淮海战役史》作者傅继俊，回忆1978年采访黄维时，这样讲道：

“他（黄维）说，我的12万人马就放在那个地方，让中野来打。如果不是华野粟裕派5个纵队过来，中野两个月都打不下来。”

12兵团是美式装备的摩托化部队，所以当时的黄维很是自信。

而当时的中原野战军经过挺进大别山的千里转战，出大别山时已不足6万人。装备最好的纵队也就只有几门日式山炮。在双堆集战斗的最初几天里，中野的攻击收效甚微，伤亡却相当惨重。

战至11月30日，军委致电两大野战军，命令：

“华野至少抽调两个纵队作为总预备队，供刘陈邓随时使用。”

接到军委电令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立即派出7纵、13纵以及特种兵纵队，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率领，星夜驰援双堆集。

陈士榘带着3个纵队赶到双堆集后，向总前委提出建议，请求中野让出一个指挥位置来，由他负责指挥，率领华野部队打主攻。

当时中原野战军已经在3个方向上形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包围圈。

东集团由陈赓的4纵、秦基伟的9纵，以及豫皖苏独立旅组成，由陈赓统一指挥。

南集团由王近山的6纵、陕南军区第12旅组成，由王近山统一指挥。

西集团由杨勇的1纵、陈锡联的3纵组成，由陈锡联统一指挥。

实际上，已经没有了陈士榘的指挥位置了。

于是，总前委决定，将华野来援的3个纵队分别配置在3个方向上，仍然由中野的陈赓、王近山、陈锡联负责指挥。而陈士榘本人，则去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报到，协助中野参谋长李达工作。

陈毅之子、粟裕之婿陈小鲁回忆道：

“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是有名的暴脾气，一听是这样的安排，立马就不干了。说既然没有我们的位置了，那我们走，我们南下去打阻击，去打李延年。

我父亲当时是中野第一副司令员，仍兼任华野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见陈士榘闹情绪，就对他拍桌子了，就跟他说，你带部队来支援，申请打主攻，申请打硬仗，这本来是好事情嘛，但闹意见不行，你那么大的一个参谋长，还不晓得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吗？

后来呢，中野那边呢，经过协调，部署在双堆集南面的中野6纵司令员王近山让出了攻击位置。不仅如此，还把6纵和陕南军区第12旅的指挥权也一并交给了陈士榘，由陈士榘统一指挥南集团的所有部队。

陈士榘也服从了总前委的部署，把陈锐霆的特纵一部调给了陈赓指挥的东集团。把周志坚的13纵调给了陈锡联指挥的西集团。自己则率领着成钧的7纵，和中野的6纵以及陕南军区第12旅，共同组成南集团。

现在的人啊，是很难理解我父亲他们那辈人的。这些老一辈在战争年代，他们有没有闹过意见，有没有争争吵吵，肯定会有啊！

但这些争吵都是为了保证部队能够打胜战，真正枪声一响，那就是全国一盘棋，一切行动听指挥，让你打到哪儿就打到哪儿，服从命令听指挥，那是丝毫不会含糊的。”

经过重新部署，总前委把主攻任务交给了陈士榘指挥的南集团，而原来的作战计划，主攻任务是陈赓指挥的东集团。

实际上在双堆集战斗中，根据战场的形势变化，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先后增派了5个纵队协助中野解决战斗。

两大野战军的合作还留下了一段佳话，双堆集战斗结束后，因为亲眼见到中野没有重武器，陈士榘命令华野部队将所有缴获的武器全都留给了中野，一颗子弹都没有带走。

1948年12月5日，解放军对双堆集黄维兵团发起了总攻，在两大野战军的协同进攻下，黄维兵团的阵地被不断压缩。4天后，其南侧防线被挤压到距双堆集核心阵地不足一里的大王庄。

如果能够顺利攻占大王庄，接下来无论是打尖谷堆也好，攻双堆集也好，就比较容易了。

就在大王庄，双方士兵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拉锯战。

率先攻入大王庄的是华野7纵59团，但是59团刚刚占领阵地，还来不及修筑工事，就被18军连续不断的反扑给挡了回去。由于伤亡过大，华野7纵司令员成钧向中野6纵司令员王近山提出了支援请求。

此时王近山的6纵，兵力也已用到了极限，只剩下作为预备队的第16旅46团，这是王近山手中最后一支还能够投入战场的部队了。

原中原野战军6纵16旅46团1营教导员左三星对记者讲述：

“就是在这样最困难的时候，华野7纵请求中野6纵提前投入战略预备队。你看看，如果是一般情况下，成钧是根本不可能向王近山提出这样的请求的。

军人嘛，把荣誉视为生命，我们两个野战军在一起作战，都有个竞争嘛，从干部到战士，就像是比赛，谁也不想落后。这样的请求，成钧既然都说出来了，就说明当时的情况真是已经到了非常非常危急的时候了。

大王庄的这批敌人确实与以往的敌人不太一样，我们冲进去以后，敌人一茬一茬地向我们反扑，他就是不退啊，他就是一波又一波的反冲锋。”

中野6纵16旅46团这支生力军投入战斗后，在团长唐明春的指挥下，沿着兄弟部队挖好的交通壕，向大王庄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

战斗中，唐明春发现与之作战的是一群同样不怕死，同样敢拼命的强悍之敌。

守卫大王庄的部队是黄维兵团的第18军118师33团，这个团在抗日战争中因其顽强的战斗意志而声名鹊起，被称为“老虎团”。

黄维把33团放在大王庄，就是希望这只老虎能够成为把守双堆集的最后一道屏障。

廖明哲少校，是黄维兵团第18军33团的一名营长，在采访中对记者讲述：

“他们（解放军）攻上来，我们压下去，他们又攻上来，又被我们压下去。白天（大王庄）掌握在我们手上，晚上就到了他们手上。

始终这么来来去去，反反复复，大王庄丢了又拿回来，拿回来又丢了，我记得前前后后一共争夺了5次，那个仗打得呀，真叫惨烈啊！”

一天的持续强攻之后，中野6纵占领了大王庄南面大部分村落。却在抢修工事时遭到敌人炮兵部队发起的炮火反击。

原中原野战军6纵16旅46团1营教导员左三星回忆道：

“几十发榴弹炮哗哗哗落下来，我被近旁的一颗炮弹震晕了，什么都不知道，就迷糊过去了。迷糊了大概几分钟吧，听见通信员叫我，教导员，教导员，他不停叫我，我醒来一看啊，这阵地上的人呢，我们的人被打的差不多了。

就在这时，敌人的炮弹哗哗哗的又打来一排，我没事，刚才叫醒我的通信员却牺牲了。这已经是这4天来，我的第9个通信员了，全都牺牲了。”

中野6纵16旅46团经过重新布置，决定分左、中、右三路再次向敌33团最后的防线发起攻击。

就在部队准备发起攻击时，地面突然传来隆隆的振动声，15辆敌军坦克竟然通过迂回，绕到了中野6纵16旅46团的背后，从侧后方向我46团发起了攻击。

46团1营副营长看着一片一片的战士被坦克上的机枪扫倒，把焦急的目光投向教导员左三星，问道：怎么办？

左三星就回答了两个字：打、死。

中野6纵16旅46团的全体指战员硬是凭着血肉之躯，用手榴弹，用炸药包将敌人这最后一拨反击的15辆坦克全部炸毁。

原黄维兵团第18军33团少校营长廖明哲回忆道：

“此时，对于已经拼尽全力的双方军队来说，谁多坚持一秒，谁就有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33团的步兵此刻已经打光了，汽车兵、通信兵、辎重兵、工兵，就连伙夫和马夫都提枪上阵了。

没有步兵了，输送连的人都上来了，输送连平时是挑坛坛罐罐，运送粮食和弹药的。

输送连一百几十号人，大部分都是四川人，原先是抗战时期征来的挑夫，抗战胜利后部队整编时成了军人，这些人平时连枪都没有开过。

现在手里边端着枪，嘴里面一边向长官发着牢骚“格老子哟，挑扁担滴，啷个会搞这个嘛？”，一边却迈开腿跟着长官向前方去。唉，这仗打的……”

这是敌33团最后的疯狂了，自然是没有起到效果，但黄维兵团第18军的战斗意志，却着实让中野、华野的指战员们刮目相看。

就连中野6纵司令员王近山150多人的警卫连，都打得只剩下17个人。

上世纪80年代，为了编写《淮海战役史》，主编傅继俊曾多次来往于当年的战场遗址。

在双堆集，傅继俊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

“有一年春天我到这地方就发现，我就看着麦地里边，这地里的麦子跟其他地方的麦子不太一样，它长得特别旺盛，特别高，特别壮。

我就问这个旁边的群众，他说你看嘛，这个地方横一道，竖一道，弯弯曲曲，这就是当年的战壕。

打完仗以后啊，特别是国民党这边的，周边的老百姓就把他们这个尸首啊，都推到战壕里边，撒上石灰，就这么掩埋了。”

我军攻占了大王庄后，驻守小王庄的黄维兵团第85军的一个主力团直接就投降了。这个团一直目睹着大王庄这场血战，看得是心惊肉跳，再没有勇气抵抗了。

这时候的黄维才明白，自己已经陷入绝境了。

蒋介石只好寄希望于胡琏身上，把12兵团副司令官胡琏派到了双堆集，巴望着胡琏能把12兵团残部带出来。

12兵团组建时，本该成为兵团司令的胡琏只被任命为副司令，一气之下，胡琏以为母亲奔丧之机返回老家，独自个“丁忧”，生闷气去了。

而此时12兵团面临覆灭之际，胡琏倒是出山了。

这时候就有很多人劝他，说这么危险的境地，你为什么要去冒险犯难呢？

再说了，就算你去了，凭一个人也根本不可能改变战局，无非是在战场上多一具尸体，或者让共军多一个俘虏，你这是何苦呢？

胡琏倒是颇有军人气概，他说，做人应该临难勿苟免，大难来时，我绝不贪生怕死！

两天后，胡琏飞进了包围圈。

这是胡琏到台湾后，为协助编写战史所画的当年双堆集作战草图。

这张是他回忆孤身飞入双堆集时的情景。

“地有所不守，惟军是保。”

这两行批注说明了他当时的心境。

意思很简单，失地无所谓，只想把部队带出来。

为了让战史细节更完善，2012年，凤凰卫视的记者专门飞赴台北，采访了胡琏的孙子胡敏越。

胡敏越向记者讲道：

“那次呢，的确是蛮危急的。黄维在双堆集修了一条简易跑道，勉强可供小型飞机起降。祖父的一个部下，石让齐，石先生架着一个小飞机，把他（胡琏）送到了双堆集。

所有的军长、师长都去接他，说这下好了，老军长回来了哈，大家士气一振。”

徐克杰与张世礼两位老人都是当年双堆集战役的亲历者。徐克杰是原中原野战军6纵的一名参谋，张世礼是原华东野战军13纵的一名营长。

双堆集战役中，徐克杰与张世礼，中野与华野并肩作战，最终击败了黄维、胡琏率领的12兵团。

徐克杰回忆道：

“胡琏比黄维指挥要灵活，战术比较活，过去我们就多次和他干过，早在1946年9月的龙凤战役，我们就和胡琏交过手。

在那场战役里，我们和他们也打成了大王庄这样的拉锯战。打进去，退出来，退出来，再打进去。

胡琏带部队确实有一手，打仗很顽强。

胡琏的到来，虽然让12兵团军心一振，士气有所恢复，但此时的12兵团大势已去，仅凭胡琏一人之力又怎能够扭转战局呢？”

尖谷堆是双堆集南面一个较高的小土堆，也是黄维兵团仅存的一块防御阵地，与兵团部小马庄咫尺之遥。

大王庄失守后，黄维兵团18军的残部在尖谷堆附近困守多日，饥寒交迫。

黄维兵团第18军33团少校营长廖明哲，向记者讲述当年的情景：

“部队已经没有吃的了，开始杀马了，伙房把这个马肉煮的半生半熟，就送上阵地了。等送到我面前时，就剩下最后两坨。

我说其余的肉呢，伙夫讲，路过前面的战壕时，被那些死人抢走了。

我说，死人还会抢你的东西吃呀？

伙夫讲，他们都躺在地上，像死人一样，可一闻到肉香就全爬起来了，这个抓一坨，那个抓一坨，啃两口又倒下去了，那不是死人吗？

我这个营啊，几乎都饿晕了，哪还有什么战斗力啊？

天寒地冻，吃没有吃，住没有住，地上挖个坑躲里面，一些人在坑上面用高粱杆子搭个顶，运气好的用捡到的降落伞搭个棚子，苦不堪言呐。

我算运气比较好的了，我经常跟我家里人讲，世界上的有钱人都不如我，他们谁会拿钞票烧火取暖，他们谁会拿钞票当柴火烧开水，他们不会，我会。

我守那个阵地，守住一天5万块。南京让飞机直接从天上丢下来。命都不要了，我要那些钱干什么呀？我说开箱，大家拿去烧火取暖。5万块啊，用木箱装着扔下来，一大箱啊。

这个包围圈里的惨状啊，真的你们不了解，现在的人没法了解。讲了，你们也体会不到，太惨了！”

20多年后，就连久经战阵的胡琏，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感到心惊肉跳。

胡琏之孙胡敏越，拿出胡琏的手稿给记者看：

“两军搏斗，生死只呼吸间。300步难以应援。”

这是他（胡琏）晚年回忆双堆集战役时，写下来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当时的战况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危急了，已经是肉搏战了，非常之惨烈。”

张世礼，原华东野战军13纵的一名营长，老人回忆：

“1948年12月15日下午，我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向黄维兵团发起全面总攻。

两大野战军集中了所有的大炮，从下午4点半开始炮火突袭，炮声惊天动地像霹雳一样，把黄维兵团的前沿阵地全部打烂了，一直打到5点半，6点钟开始发起攻击。

战至傍晚7点，早已弹尽粮绝的黄维兵团全面崩溃了。黄维下令各部队在破坏重武器、电台，抛弃伤员后分路突围，实际上就是各自逃命。”

黄维兵团第18军33团少校营长廖明哲，对记者讲道：

“我600多人的一个营，突围时就剩了30几个兵，最后通过了解放军的所有阵地，安全突出来的，算上我，就12个人。”

兵团司令官黄维、兵团副司令官胡琏、85军军长吴绍周各自钻进一辆坦克，在11师和战车营的掩护下从双堆集西边打开缺口冲了出去。

胡琏的坦克走在最前面，途中过一座浮桥，胡琏顺利过去了，但浮桥却被压坏了。

黄维的坦克无法过桥，只得改道，但黄维的运气实在太糟，坦克途中又发生了故障，他只好弃车徒步，混杂在溃兵中逃跑，最后在黄沟被解放军生擒。

胡琏逃到鲍集附近时，遇到了李延年兵团的部队，被护送到了蚌埠，侥幸成了漏网之鱼。

85军军长吴绍周的坦克跟在胡琏和黄维的坦克之后，见胡琏的坦克把浮桥压坏了，黄维改道走了，吴绍周干脆爬出坦克，在附近的一座小庙里坐下休息，等着解放军来俘虏。

1989年，黄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讲道：

“12月15日，我们分头突围，我跟我的副司令胡琏各自坐上一辆战车跑的。

跑了40多里了，我的坦克坏了，不会动了。我没法子了，下车一看，到处都是解放军，把我抓起来了，就做俘虏了。”

黄维说自己突围时，先是桥塌了，然后车坏了，跑了40里还是被俘了，这是天意。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半夜跑的这40里路，实际上一直都是在兜圈圈，从他出逃时的小马庄，到坦克抛锚处的黄沟，直线距离仅两公里。

黄维直到晚年才知道自己被俘的那个地方叫作“黄沟”，释然一笑，连声说道：

“怪不得，怪不得，名字犯地名了，黄维栽到黄沟里头去了！”

胡琏晚年一直生活在位于台北县眷村的花园官邸，胡琏去世后，家人还为他保留着书房的原貌。

胡琏之孙胡敏越，对专程赴台采访的记者讲道：

“他（胡琏）晚年的时候就喜欢呆在书房里，他在里面写书，写战史，也写他的经历。所以他的写作大致就分为这两大类，就是军事类和自传类。

闲时，他很喜欢拆字，经常拿一张纸，用笔写下双堆集的这个“堆”字和“集”字。

“堆”字右边有个“隹”，“集”字上面也有个“隹”，他把两个“隹”写在纸上，说，“两个”就是“双”，“双”又是“双堆集”的第一个字，这就是“双双”。

按照这个拆出来的意思，黄维是不应该被俘的，他跟黄维是应该“双双”返回南京的。

他晚年经常说，有时候还是很羡慕黄维的，黄维可以去曾经打过仗的地方随便走走，随便看看。

而他却去不了，现在的双堆集该是一片沃土啊，下面躺着多少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