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作为名垂千古的史学家，不仅在史料记录方面有卓越的贡献，在经济学方面也有着高瞻远瞩的见地。
就拿著名的《史记》来说，为帝王将相著书立传固然是其主旋律，但其中也不乏对于经济学的宏微观认识，时至今日，仍然是众多经济学家研究时不可忽略的的材料依据。
那么司马迁作为一个自幼学习儒家思想的士子，从小便被动地接受儒家“重义轻利”义利观的洗礼，为什么还会对经济学有如此深切的认知和见解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司马迁命途多舛的一生了。
追根溯源，司马迁的家学渊源要上溯至传说时代，其先祖正是颛顼帝的史官重黎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几经波折与沉浮，发展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这一代时，才终于又见起色。
作为汉武帝时期的史官，身担太史令一职的司马谈博学多识，一直以来的志向都是光复祖业、撰写一部上至传说时代的皇帝，下至汉武帝时代的通史。
而这必须要著书者拥有广博的见闻，以及一定的才华和理论素养的积淀。得益于父亲司马谈，司马迁自幼便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更能接触到各类博文庞杂的书籍，也在父亲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将父志作为己志，颇有昔日愚公移山的豪情气象。
司马迁少时曾师从董仲舒、孔安国，长到二十岁时，便开始了长途跋涉的游历。他的足迹遍布南北及长江黄河等流域，亲身体会了各地不同生活习俗下的风土人情，感悟颇深。
而后又相继任郎中和太史令，并且还参与制定了当时的新历“太初令”。
可以说，在他近五十年的前半生里，尽可称得上一句顺遂，可偏偏年过半百，波折横生，遭遇飞来之祸。
公元前九十八年，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传回来，汉武帝震怒。
满朝文武均不敢言，唯有当时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迁直言敢谏，在汉武帝询问时为李陵仗义辩护，说他素来忠孝信义，所谓的投降应该是“诈降”以图来日。
事实也正是如此，李陵在追击匈奴的途中弹尽粮绝，无所救援，才以至投降，后来汉武帝更是对此事忏悔，还派使者慰问了李陵的残余部将。
可对于司马迁而言，他已然因为此事触怒了汉武帝，被处死刑。西汉时一直有用钱来免罪的惯例，但是免除死刑需要极大一笔钱，素来清贫的司马迁根本拿不出。
于是对于当时的司马迁来说，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遭受腐刑屈辱地活着。
他选择了后者，就像人死不能复生一样，即便后来汉武帝忏悔，他残缺之身又安能再完好如初？
好在武帝为了补偿他，于朝中特设中书令一职，专供他编理史书，《史记》才因此而成。
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无论在文学性还是史学性上，都是两千年难得一见的瑰宝，值得我们后人反复研究学习。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不管是在题材上，还是内容上，格式上，无疑都是具有开创性的。
纵观《史记》篇幅，记述历代帝王的本纪十二篇、囊括各诸侯国兴衰的世家三十篇、此外还有七十篇列传、表和书共十八篇，全书共计五十二万六千多字。
在两千多年前，造纸术还未大面积普及，当时的史学家记载史料，全部都是在竹简上，用毛笔一笔一划在厚重的竹简上书写繁复曲折的小篆。
五十二万多字，我们今天用电脑打字，每天四千字，也要坚持一百三十多天。
更遑论司马迁并非单纯地记录，他沿用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所书写的史料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还融入了他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这便更需花费时间和精力了。
在遭受了腐刑这样的奇耻大辱后，司马迁仍旧能振作起来，发奋著书。可以想象，他书房里的竹简必定是堆积如山的，望着这些竹简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
他或许会惋惜自己当初因为钱财不够而选择了屈辱的腐刑，但他一定不会后悔选择活下来。
尽管这样活着比一死了之要来得痛苦屈辱得多，但他一定不会后悔。
父子两代人的理想，尽在这一室堆积如山的书简里了。
就像他自己在写给友人的《报任安书》里所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看得极其透彻，他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尊严和生命都献祭于理想主义的高台，才有了这样一部名垂千古的“史家之绝唱”。
货殖列传与平准书
在《史记》当中，不乏大人物们波澜壮阔的一生，这是所有史书的共性。
《史记》与在它之前的大多数史书所不同的一点在于，它不仅记载大人物，也为小人物著书立传，这在历来的史书当中，都是别开生面的。
就拿体现了司马迁经济学思想的《货殖列传》来说，在这篇全文共计约五千八百多字的文章里，司马迁所写尽是商贾之流。
在古代重农抑商、重利轻义的儒家思想制度体系里，司马迁作为士农工商中最高阶级的“士”，却难得地能够把目光投注在这些从事商业活动的小人物身上，肯定他们的智慧，以及谋取钱财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
加上篇幅亦足有四千多字的《平准书》，司马迁论述经济相关的篇幅共计便有一万余字，这在整部《史记》当中占比是不容忽视的。
之所以对全国各地域的经济形成原因都有如此透彻的研究，追根求源，离不开司马迁年少时的行万里路，游历南北，体察各地风土民情。
但更不容忽视的动力，应该还包括年近半百的司马迁身在牢狱，只要花五十万钱便可以免除死刑，但因囊中羞涩，只能生生受下腐刑的窘迫与无可奈何。
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道尽了世人逐利的客观本质，却也是以他自身经历为鉴，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一思想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