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

1976年的中国，是极度悲痛的中国，三位对建立新中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伟人相继逝世：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而毛主席的离开更是动荡了整个世界。

1976年9月9号晚上7点，毛主席的病情骤然加剧，血压开始下降，医生们想尽了各种措施想要延续他的生命，但是效果全无，伟人的生命进入倒计时，已是回天无力。

接到毛主席病危的消息后，中央政治局成员连夜赶来，大家排着队，依次走到他的病榻前，同他作最后诀别。当毛主席的精神稍好，神志稍微清醒时，便吃力地用自己的眼神大家示意，见到叶剑英时，毛主席停留的时间要更长一些，好像要说什么，但终究还是没有说出来。

凌晨十分，一代伟人毛主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最终与世长辞，举国上下一片哀痛。

毛主席与世长辞

由于毛主席没有留下遗书，也没有交代遗言，如何安排主席的后事，遗体如何处理，如何发丧以及吊唁等问题，成了中央政治局需要面对的问题。

而最需要解决的便是毛主席的遗体处理问题，可两种不同的看法，谁也无法说服谁。一种意见认为，早在1956年，正是毛主席所倡导，并且带头签字的中央文件，遗体以火化为好。生前主席也提起过，平生最喜欢吃鱼，希望死后可以把骨灰洒到长江里，让鱼群可以得到些许安慰，这叫做物质不灭规律。

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毛主席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我们也应当学习外国的做法，永久保留遗体，让更多人都能瞻仰遗容，学习他的精神，这样才是真正的不朽。

最后，大家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先把遗体先进行防腐处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再决定是采取火化还是遗体保存。9月11日时，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得到的通知便是毛主席的遗体需要长期保护，供世人瞻仰。

毛主席

作为“红墙”里的摄影师的杜修贤，在这样重要的时刻自然是随时候命的。1926年，杜修贤在陕西米脂县的一个贫寒人家出生，饱尝人间艰辛苦楚的他十二岁便开始做长工，半夜就起床，干完活，便又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当他得知带领劳苦大众翻身的共产党在革命圣地——延安建立根据地时，便整天想着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在黄土高坡上徒步了40里的他，到了绥德县，在县里的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当上了勤务兵，不久又到了心心念念的延安。

参加革命后的杜修贤没有像其他战士拿起枪炮，他的“武器”是相机，1944年杜修贤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学习摄影，得到吴印咸先生的真传，同时也开启了漫长而艰苦的摄影生涯。

建国后，杜修贤从部队转业到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后又调往中南海，成了周总理的专职摄影记者，跟着总理出访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1970年，被周总理重新召回后，便开始同时负责毛主席和周总理晚年摄影的工作，直到两位伟人逝世。

右为“红墙”摄影师杜修贤

1976年9月10日晚上11点多钟，时刻待命的杜修贤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困了乏了，就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强撑着。

突然一个声音让杜修贤精神了许多，“老杜，你带上相机跟我走。”杜修贤循声望去，汪东兴正朝自己走来。

汪东兴是1916年出生在江西弋阳县的贫苦农民，接受进步思想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在红十军中成长，经历了“反围剿”和长征，并在解放战争中顺利渡过黄河做出了重要贡献。

汪东兴长期负责毛主席的警卫工作，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人之一。建国后，汪东兴便出任警卫处处长等职务，并被授予了少将军衔，主要任务还是承担中南海及毛主席的安保工作。

1975年2月开始，汪东兴便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此后，他也成为协助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关键之人。

毛主席和汪东兴

杜修贤带上一个借来的照相机和胶卷，跟在汪东兴身后，坐上了汪东兴的随车，跟在汪东兴的车后面，来到了毛主席在中南海里的另一处与游泳池相邻的住宅。

下车后，杜修贤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大约等了40分钟后，一声开门声吸引了他的目光，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人从里面的一个房间里走出来，众人像是刚吃完饭。

这时，时间已经来到1976年9月11日凌晨了。姚文元走过来对杜修贤说：“老杜，我们打电话到处找你，还以为找不着你呢!你来得太好了，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

他随即向身边工作人员交待：“你先带老杜去，我们一会就来。”杜修贤跟在这名工作人员后面，穿过走廊向北走。在一间北面房的门口，工作人员停了下来，对杜修贤说：“就这，你自己进去吧，我就不陪你进去了。”

杜修贤应了一声，便一个人往房间里走去，一进门，眼前的情景让杜修贤惊呆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安详地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周围一片宁静。

杜修贤想，找自己来，估计是为毛泽东拍摄最后的遗容。于是他，轻轻地调好焦距，小心翼翼地，生怕“吵醒”了毛主席，辛劳一生的主席太累了。

他把镜头对着毛泽东的遗体照了一张半身的，又照了一张全身的。正照着，他听见身后传来开门的声音，并听见姚文元在门口关照警卫员，要他们把门关好，不准其他人进来。

杜修贤放下了照下了主席遗容的照相机，等待指示。这时，房间里已陆续进来了几个人，正是华国锋、江青、张春桥等人。

随后，8人排成一排，脸上很悲伤的神情，一个跟着一个围绕毛泽东的床缓缓行走了一圈。后来，他们排成一行，低头站立在毛泽东的遗体前。杜修贤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姚文元所说的“重要任务”并不是给主席拍遗容，而是给他们8人拍照。

华国锋、江青、张春桥等人告别毛主席

此事结束后，杜修贤又在1976年9月17日下午，接到了中央警卫局的电话，让他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待命。

而此时，为期七天的毛主席吊唁活动已经结束。为了以备不时之需，杜修贤把身边的年轻摄影记者也一并带上了。

当他们到了福建厅时，华国锋、王洪文、汪东兴等人已经在里面等着了，眼见杜修贤进来了，王洪文便对他说：“毛主席的遗体要运走，我们准备在无氧罩子里拍些照片，作为资料，以后用来对照毛泽东遗体变化。”

因为保护毛主席的遗体需要无氧环境，所以让杜修贤为主席遗体照像难度很大，需要戴上氧气面罩，背上氧气瓶才能进去。

工作人员原本让杜修贤先戴上面罩练习一下，却被杜修贤拒绝了，他见过了太多的大风大浪，况且是为伟大领袖照像，于是说道：“别人行我也行，就不试了。”

杜修贤简单地了解了氧气装备的使用方法后，便跟着一名护士一起进入了毛主席遗体所在的房间，当听见第一道门在身后关闭时，杜修贤身旁的那个女护士随即倒下，紧张得晕过去了。

杜修贤也紧张起来，可他想到，自己为毛主席拍了不知道多少照，早已耳熟面详，有什么紧张的呢？不过是担心没有空气的房间罢了。

当推开第二道门时，杜修贤终于“再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像先前一样，依然安详地躺在那里，比先前睡得更沉了。当他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给毛主席拍照时，眼泪夺眶而出，因为戴有氧气罩，很快眼前一片模糊，雾气和泪水交织在一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杜修贤不能再像往常一般慢慢地调焦距，而只能凭感觉将镜头对准毛主席的遗容，快速地从不同角度多次按动了快门，另一只手不停地拍打着氧气瓶。

当杜修贤完成拍照任务走出第一道门时，华国锋上前握住他的手说：“老杜，谢谢你。”

多年以后，当有人向杜修贤问起“红墙”之内让他最刻骨铭心的时候时？他总会将记录毛主席生命最后时刻放在首位。

毛主席和周总理最后一次握手

2014年6月11日，身患肺癌的杜修贤走完了人生历程，他虽然离开了，可他用相机留下的很多珍贵历史时刻，如尼克松访华时与周总理的历史握手、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最后一张合影等却都永久长存。

历史的记录除了过往的口口相传、以笔记之以外，照片和录像逐渐成了铭记历史的主要载体，无数的摄影记者为了留住历史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生命。感谢你们的付出，有了你们，历史才更加鲜活！

文/轩羲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