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犹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人们的行为准则。
在士大夫阶级中，他们秉持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致力于个人品德的修养和国家社会的治理。
而儒家思想在家庭中的映射，则体现在人们对孝道的极度重视。
在我国古代，孝敬父母被视为人生的首要任务，这一点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无数孝子贤孙为了表达对父母的敬爱之情，不惜舍弃生命，演绎了一幕幕感天动地的报仇故事。
这些故事传颂千古，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众多报仇故事中，唐代张瑝、张琇兄弟为父报仇的事迹，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典范。
父亲蒙冤张瑝、张琇兄弟是蒲州解县人，他们的父亲张审素在开元年间担任巂州都督。
巂州是唐朝的西南边境重镇，长期遭受吐蕃军队的侵扰，张审素在任期间励精图治，有效抵御了吐蕃的进攻，为唐朝边境的安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但在开元十九年的时候，张审素手下一个叫陈纂仁的官员上书诬告张审素谎报战功，还贪墨军饷，在非作战时间调拨军士帮助自己干私活。
更重要的是，奏折中还指明了这位边境重臣和心腹大将董堂礼，有合谋造反的意图，这让唐玄宗非常担忧。
为了查明情况，皇帝派遣御史台监察御史杨汪赴巂州调查此案。
杨汪在抵达巂州后还没问清楚事情缘由，就派人将张审素囚禁起来，这令巂州顿时人心惶惶。
随着调查的进行，董堂礼也听说了自己被诬陷谋反的事情，这位将军不像张审素那样忍得住气，当即便清点人马包围了杨汪的官邸，逼迫杨汪释放张审素，并写折子证明两人无罪。
之后在气头上的董堂礼，还捉住了告发自己的陈纂仁，并当着杨汪的面将其杀死。
虽然张审素在巂州颇有威望，但是其麾下将领围困中央官员的做法，还是引发了当地民众和官员的不满。
他们迅速组织力量将杨汪解救了出来，杨汪脱身之后就立即将自己在巂州的经历一五一十的报给了玄宗，唐玄宗下令让他继续调查此案。
在先前的风波中，杨汪险些丧命，这一遭遇让他心中对董堂礼和张审素二人怀恨在心。
于是，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他私下篡改了案件的卷宗，将一桩原本悬而未决的案件，巧妙地编织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铁案。
鉴于董堂礼过去的行为屡屡越矩，朝堂之上对此判决并未提出太多异议。
最终，张审素和董堂礼都被判以极刑，他们的家宅遭到了彻底的查抄，家中的财物被没收，两人的成年子女无一幸免，都被迫入官府为奴。
而张审素的两个年幼的儿子，张瑝和张琇，因年纪尚小，逃脱了为奴的厄运。
然而，他们依旧被流放到了遥远的岭南地区，那里的生活环境艰苦，条件恶劣，对于两个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磨难。
为父报仇虽然在案发时张瑝和张琇都还是小孩子，但他们坚信自己的父亲并不是谋反之人。
他们也因此对错判案件，草菅人命的杨汪怀恨在心，发誓要为死去的父亲复仇。
在抵达岭南地区四年后，年仅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逃过了守卫的监视，逃离了岭南地区。
之后，两人一路跋涉来到了洛阳，准备为父亲报仇。
此时的杨汪已经升任为殿中侍御史，并且改名为杨万顷，是朝廷中的红人。
张氏兄弟并没有很好的机会下手，直到一次他们打听到杨汪晚上会经过洛阳南大门魏王池附近，那里不但住户稀少，而且地形复杂，便于伏击。
于是，张瑝和张琇兄弟二人便在魏王池的隐蔽角落设下了埋伏。
夜幕降临，万籁俱寂，正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在夜色中杨汪果然独自一人骑着马，缓缓地从这条小路经过。
就在杨汪的身影逐渐靠近之时，哥哥张瑝突然从路边草丛中跃出，手中紧握的斧头在月光下闪过一道寒光，猛地砍向杨汪的坐骑。
马儿发出一声悲鸣，马腿受伤，立刻跪倒在地，杨汪也因此从马背上摔落。
他还未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了何事，惊慌失措之际，弟弟张琇迅速冲上前去，手中的利刃毫不犹豫地挥向杨汪的胸膛。
身中数刀的杨汪瞬间失去了反抗能力，倒在在草地上抽搐了几下，便再无动静，一场复仇在夜色中悄然完成。
在杨汪的尸体倒卧于血泊之中后，张瑝和张琇兄弟并未立即逃离现场。
他们深知，这场复仇不仅仅是为了结束仇人的生命，更是为了洗刷父亲身上的不白之冤。
兄弟俩在冷静下来后，将父亲蒙受的冤屈和杀死杨汪的缘由，一一书写在一张表状上，字字句句都充满了血泪。
他们将这张表状系在斧头柄上，然后将其留在杨汪的尸体旁。
随后，兄弟二人决定继续他们的复仇之路，前往江南，寻找并杀死其他参与父亲案件审查的官员。
然而，还未等他们抵达目的地，便被官府的兵丁捕获，复仇的计划戛然而止。
被捕之后，张瑝和张琇兄弟并未否认自己的罪行，他们坦荡地承认了杀死杨汪的事实。
这一消息很快在洛阳等地传开，人们听说了他们的复仇义举，无不为他们的孝心和勇气所感动，纷纷对他们表示钦佩。
民间舆论普遍希望唐朝朝廷能够法外施恩，对这两位为父报仇的孝子网开一面，不要处死二人。
艰难的决定除了民众的呼声之外，唐朝重臣张九龄也上书表示：张氏兄弟杀人是为了替父亲报仇，赦免二人可以体现朝廷对于孝道的忠实以及宽恕的理念，这赢得了很多官员的支持。
但与此同时李林甫、裴耀卿等人则认为，不能因为所谓孝道破坏朝廷的法治体系，这样不但会损坏法律的威严，而且可能还会助长复仇的风气。
到时候社会上可能会出现很多仇杀现象，对唐朝的治安产生不利的影响。
持有不同观点的两派官员在朝堂上争执不下，唐玄宗的意见成为了左右结果的关键。
如果在其在位初期，那么想必唐玄宗会毫不犹疑地接受张九龄的建议，这样就可以让自己明君的形象变得更加伟岸。
但此时已经是开元末年，唐朝虽然明面上依然是强大的帝国，但是背地里早已暗流涌动。
社会上土地兼并问题愈发严重，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愈发紧张，这让唐玄宗不得不在“维稳工作”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面对李林甫、裴耀卿关于社会治安恶化的警告，唐玄宗最终选择了听从他们的意见。
但为了安抚张九龄等臣子，他还特地向这些人说明了自己选择处死张氏兄弟的理由。
这些说辞虽然可以让臣子们放弃抗争，但却没有办法平息百姓的怒火。
在得知张氏兄弟要被处死后，全国多地百姓均表达出了自己的不满。
为此唐玄宗不得不下令让河南官府私下处决二人，不再公开行刑，这样既可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也能避免出现更大的乱子。
在张氏兄弟被处死后，大批洛阳百姓竟主动收殓了他们的尸骨，将他们埋葬在了附近风水最好的北邙山上。
为了防止杨汪的亲属前来破坏，他们还特地布置了多处疑冢。
此外一些洛阳商户还集资在张氏兄弟受刑的地方，挖了一口水井以示纪念，这足以看出人们对这对兄弟的敬重和不舍。
这起案件的审理之所以会引起如此轰动，除了因为杀人者是两个为父复仇的孩子之外，还因为他们将父亲蒙冤的经过公之于众。
人们对于杨汪草菅人命的做法深感不满，因此觉得张氏兄弟的行为是正义的。
在宋代，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寅对此案发表了深刻的见解。
他认为，唐玄宗对于张氏兄弟的处理明显有失公允，对于张审素的冤案，应当重新开启审理程序。
胡寅主张，只要能够证实张审素的清白，朝廷便有了充分的理由网开一面，赦免张瑝和张琇兄弟的死刑。
然而，胡寅在批评朝廷的同时，也对张氏兄弟的行为提出了批评。
他认为，兄弟俩的复仇之举未免过于极端。
在他们面对不公和冤屈时，最恰当的做法应当是搜集杨汪陷害其父的实证，通过合法的途径，如上告御状，来澄清父亲的冤屈。
胡寅指出，选择如此激烈的复仇方式，虽然一时痛快，但最终导致了二人不得不付出生命代价的悲剧。
胡寅的这番评论，既体现了他对于法治公正的坚持，也表达了他对于孝道与正义之间冲突的深刻思考。
他的观点在后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成为了评价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参考。
写在最后然而，在笔者看来，胡寅的观点虽然立意良善，却似乎过于理想化。
我们必须认识到，唐代后期与宋代的政治环境有着天壤之别，胡寅所处的宋代，法治相对完善，而唐玄宗执政的中后期，社会法治体系实际上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张审素的案件既然是唐玄宗亲自过问，要推翻原判，就意味着要迫使唐玄宗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误，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疑是难于登天的。
此外，张氏兄弟在策划复仇之时，年纪尚轻，缺乏成熟心智和长辈的指引。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复仇，几乎成了他们唯一能够想到和执行的选择。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的行为虽然极端，但也透露出一种无奈和决绝。
根据史料记载，最终弟弟张琇在面对刽子手时仍能保持神色自若，这或许表明他们早已为自己的结局做好了心理准备。
二人的结局虽然令人惋惜，但也让人对他们的勇气和坚持产生敬意。
因此，我们在评价张氏兄弟的行为时，应当更加全面地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他们的个人处境。
如果换做是大家，又会如何选择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参考资料：
吴鹏：《从张氏兄弟为父复仇案看司法处置与民意》，人民法院报，2019年8月2日第0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