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已过去129年，岁月流转，东亚三国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今的中国告别了腐朽衰败的大清王朝，日本也不再是当年的模样，朝鲜更是历经沧桑、焕然一新。

近年来，中日韩在历史认知、领土主权等问题上摩擦不断，此时回望那场改变东亚格局的甲午战争，便有了别样且深刻的意义。

甲午战争

1868年，日本开启明治维新，成功转型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跻身亚洲先进国家行列。

国力渐强之后，日本领导者面临一个关键抉择：如何定位自身与亚洲各国的关系？

理论上有三条路：

一是专注自身发展，用强大实力为周边做示范；

二是联合邻国，构建抵御西方侵略的联盟；

三是恃强凌弱，靠榨取周边资源谋发展。现实是，日本几乎毫不犹豫选了第三条。

日本作为后发国家，饱受先发国家的压榨，无奈只能“失之欧美，补之东亚”，借侵略周边来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且，明治维新存在局限性，内部矛盾重重，归结起来就是利益分配不均，底层民众难以分到发展的“蛋糕”。

德川幕府时代，下层武士受压，生活困窘，才催生了倒幕运动。

可明治维新后，他们的处境并未改善。上层武士成了特权在握的华族，风光无限；下层武士虽位列士族，却没爵位、特权，还没钱。曾经，武士拥有当兵特权，明治维新裁军，征兵诏书一下，当兵这条路也断了。就拿萨摩藩来说，兵力从幕府时期的近两万，锐减到明治时的四千多人，裁撤近七成。

这下，下层武士没了经济来源与社会地位，处境尴尬。部分有能力的实现转型、跻身上流，但多数人没这运气，落差巨大。

曾经有个“铁饭碗”，哪怕俸禄少，如今连这都没了，社会变革下，被统治阶层依旧被压迫。几十万失业军人生活不如意，社会秩序岌岌可危。

在这背景下，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维新功臣鼓吹“征韩论”，想靠侵略朝鲜，给武士找点事做，转移国内矛盾，和昔日壬辰倭乱如出一辙。

彼时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国内资源紧张，为免内战就打起朝鲜主意。不过，日本鉴于曾被大明教训，且彼时清朝尚强，还保有几分理智。

可清政府却接连犯错。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发现宗藩体制难御外敌，1860年起就奉行孤立主义，放弃对藩属国的庇护。

1872年，日本吞并琉球，还借牡丹社事件在台湾挑事。

当时清军刚平内乱，左宗棠筹备收复新疆，水师也未成气候，李鸿章便签《台事专条》，清朝默认日本占琉球，终止与琉球的宗藩关系，让日本摸清了虚实。

此后十余年，明治政府压制主张侵略中韩的派别，但并非反对扩张，而是等待时机。1877年，日本内战爆发，即西南战争，9月政府平定旧武士集团叛乱后明白，若不对外扩张转移矛盾，内乱难止。

于是，日本盯上朝鲜。

明清时，朝鲜对中国忠心耿耿，是模范藩属。

清政府却再次“掉链子”，总理衙门表态朝鲜事务让其自行处理，同意朝鲜与日本建交通商，把朝鲜“卖”了。

朝鲜当时局势复杂，1873年高宗亲政，权力被闵氏外戚窃取，与大院君为首的派别争斗不断。1875年，日本军舰侵入釜山港引发事件，清朝不管，朝鲜无奈签《江华条约》，承认独立，不再附属于清，日本得以自由渗透。

《江华条约》缔结后朝鲜开港图

条约签订后，闵妃亲日，编练新军，清朝这才回过味，意识到地缘政治危机。

1882年，朝鲜旧军因待遇问题兵变，即壬午兵变，叛军烧日本使馆、杀顾问外交官，还冲击王宫。日本要报复，派军舰陆军前往；闵妃向清朝求救，清军也出兵，袁世凯就在其中。清军速战速决，诱捕大院君，扶持高宗、闵妃，朝鲜又倒向清朝，日本靠边站。

但日本不死心，迫使朝鲜签《济物浦条约》，获驻军权。清朝不满，也和朝鲜签不平等条约，还派袁世凯常驻朝鲜编练新军。

原来，壬午兵变时袁世凯作战勇猛，获李鸿章赏识。有他在，加上三千清兵，清朝把控朝鲜政经、外交、军事大权。日本见状，扶持朝鲜亲日派，催生开化党。1884年，中法战争时，开化党借日军发动甲申政变，挟持高宗，废宗属关系。袁世凯果断出手，击退日军，镇压叛乱，获李鸿章重用。

1885年，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中日天津条约》，李鸿章怕冲突，让步同意若朝鲜再乱，清朝出兵需告知日本，这给甲午战争日本出兵留隐患。

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中日天津条约》

说到底，朝鲜是中日博弈场，关键还在军事实力。此前，双方因实力不足，发展海军蓄力。1875年，日本花90%海军预算购英舰，获东亚十年海上优势；清朝也不示弱，购英德战舰。清朝海防塞防并重，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也没耽误李鸿章发展海军，后来海防经费更充裕。

1885年，定远、镇远等舰交付，北洋水师成军，李鸿章还派舰队赴日长崎示威，引发长崎事件，促使日本加紧建海军，还制定征讨清国策。

日本情报人员把清朝摸得透彻，可清朝体量摆在那，北洋水师起初建设快于日本。

但1888年成军后，六年未添一舰一炮；同期日本全力扩军，1892年提前完成扩军计划，陆军、海军羽翼丰满，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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