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部署在朝鲜三八线中部地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军与第二十三军，为了贯彻总指挥部提倡的“通过一系列小规模战斗积累胜利”的战术思想，计划对联合国军防守的猪排山实施突袭。这次行动旨在降低敌方的战斗能力并挫败其士气。

根据事先策划的作战方案，第二十三军担当主攻力量，目标是攻克猪排山的主峰；第一军则扮演辅助角色，负责攻击猪排山侧翼的特6号高地。

西景山海拔超200米，地势险峻，岩石嶙峋，联合国军在此部署了一支加强排，并构筑了六个大型堡垒和十几座小型碉堡，形成了严密的防御布局，确实是一处难以攻克的阵地。

第一军进入朝鲜的时间较晚，错过了前五次的主要战斗，仅参与了一些零星的小规模冲突和防御战，感觉“力有余而心不足”。因此，全军上下都满怀斗志，渴望在西景山的战役中证明自己的实力，为第一军赢得荣誉。

在仔细权衡之后，第一军的高级指挥官们，选择将这次进攻的职责分配给21团1营，由傅全有将军担任营长。

傅将军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资深指挥官，深知只有深入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方能在战场上赢得胜利。因此，在正式发起进攻前，他多次派遣侦察兵前往西景山进行侦查，详细了解了敌方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置，并据此制定了周密的进攻计划。

到了6月下旬，1营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士兵们士气高昂，斗志昂扬，决心要消灭西景山的守敌，展现中国军人的英勇。然而，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1营的参谋长白玉才却因害怕死亡，做出了背叛投敌的可耻行为。

白玉才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在抗日战争年代，他一直为伪军工作。日本投降之后，为了避免受到惩罚，他加入了八路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清风店和太原的战斗，并且在这些战斗中取得了功绩。正因为这些成就，白玉才在1949年中期被提升为副营长，并兼任了营教导员的职位。

可是，白玉才在晋升为干部之后，逐渐变得狂妄自大，经常对下属士兵进行辱骂和打击，并且涉嫌侵吞公款。1951年，随着“三反”运动的开展，他因突出问题被当作典型处理，结果被降级到了副排长的职位。直到1952年，鉴于他的表现有所改善，他才得以重新晋升，担任了营级领导职务。

原本，上级领导对白玉才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他能在朝鲜战场上展现英勇，成为一位战斗英雄。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懦夫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竟然背叛了战友和祖国，这种行为实在令人愤怒。

联合国军很快就从白玉才那里得知了志愿军的作战计划，他们迅速向猪排山和西景山派遣了增援部队，加强了防御，准备应对我们的攻击。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第一军和第二十三军的指挥官们进行了紧张而深入的讨论。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详尽的分析，大家最终达成了共识，决定继续执行原定的进攻计划，与联合国军进行一场公开的较量。

6月底，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志愿军按照预定计划对联合国军发起了攻击，仅耗时一小时就成功占领了猪排山和西景山，消灭了一百多名敌军。联合国军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们迅速集结力量，发起了猛烈的反扑，但被志愿军坚决击退。

到了下午，联合国军的增援部队抵达猪排山和西景山前线，志愿军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方决定主动撤出战斗，这场战斗也随之告一段落。

战斗结束后，第一军对英勇作战的1营官兵进行了表彰，并颁发了慰问奖。随后，他们对傅全有和21团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正是因为他们的疏忽，才让部队中出现了白玉才这样的叛徒。

白玉才原本期望，通过加入联合国军，他将能够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并沉浸在奢华之中。但是，联合国军在利用完他之后，就把他丢进了战俘营，他经常遭受殴打和羞辱，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之中。

1953年8月，在经过一系列密集的谈判之后，中国、美国和朝鲜三国最终达成了停火协议。协议签署后不久，双方着手进行战俘的交换工作。白玉才意识到，一旦回到中国，他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因此他不断向美军提出希望前往台湾的请求。但是，美军坚决地驳回了他的请求，最终还是将他送回了中国。

1953年的最后几个月，白玉才被遣返回国，被暂时监禁在哈尔滨的一座政治监狱里。1954年的年初，白玉才因叛国罪被定罪，且罪行极其严重，最终被判处了死刑。

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背叛祖国的人都会受到公众的唾弃和谴责，他们的结局往往都是不幸的，要么在异国他乡孤独地死去，要么被执行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