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风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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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父亲的自留地

大集体解体的时候，生产队里的土地、牲畜、树木等公共财产都被分到各家各户。分配过程中，父亲不会争、不会吵，自然难以分得到一些称心如意的东西。

分到的林坡上布满一片一片石头窿，栎木稀少且不易砍伐收获；分到的一片打麦场在大场的最低处，稍有雨水即会冲走粮食；分到的菜园子地紧挨沙滩，易涝易旱不易长出蔬菜。

就连家里的自留地也被分在一个近六十度又陡又长的大土坡下，运粪收庄稼费时费力。

但父亲非常看好并喜欢这块自留地，地势低，耐旱，土质好。地有一亩半左右，呈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南边高、北边低。

父亲费了很大劲儿，自周边肩挑背负地运土将地势低的一面慢慢垫平，又在临路的地东头垒起了一条高高的地埂，这块地慢慢变得平整、周正了。

地头小路上有人走过，也看到了这块地的不断变化，忍不住称赞几句，说这块地越来越像庄稼地了。

父亲很高兴，在他的思想里，庄稼人就该好好侍弄土地，土地是最公道的，你把汗流在那里，出了苦力，那地就不会叫你失望。

父亲常常在刚刚播种就去察看出苗情况，也密切关注地里有没有杂草，然后就是不间断地锄草。

父亲不太喜欢化学药剂，认为化学药剂都是“毒药”，用在土地、庄稼上总归不好，就用锄头一锄一锄地去和各种杂草斗法抢时间。

庄稼将要成熟时，父亲一天往地里跑几趟，生怕误了收割时间。庄稼收割之后，如果来不及运到家中或场里，父亲就随便卷起简单的铺盖，睡到地里。

场光地净之后，往往预示着一个新的耕作周期的开始。

父亲不敢怠慢，趁土地新翻之前，要将早已沤好的农家肥运送到地里。架子车装得满满的，每车差不多有千斤重。父亲在前面拉，我们姐弟在后面推，好不容易出了村庄。

行至大坡时，父亲将架子车停下来，边喘息边观察下坡的路况，盘算着怎样才能安全地将千斤重的车子移动至坡下。

父亲将两个车子把高高架起，用身子斜着向后紧紧抵着车身，两条腿登着地面，用尽全力往前一步一步地挪，唯恐车子向下溜。

两个姐姐分别在车子两边，帮着父亲把着车子把。我则站在触地的架子车后梢，增大后梢同地面的摩擦力。每次下坡，就是一次考验、一次历险。

长大并参加工作后，两位姐姐业已出嫁，弟弟在外求学，家里只剩下父亲母亲。我一直希望父亲不要再集存运送农家粪肥。

有一年，瞒着父亲买了几袋印有产自日本国标志的氮磷钾复合肥，让人直接送到田头，犁地时撒施当基肥。父亲虽然不太赞成，但为时已晚。

也是该出丑打脸，偏偏买到了假化肥。麦子自出头起就长得病病歪歪，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待三四月间，麦棵稀疏，叶片发黄，麦穗瘦小。

父亲站在田头，愁眉不展。庄稼人将庄稼种成这个样子，既心疼，也实在丢不起这个人。但当着我面，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埋怨。

自此之后，我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运送粪肥的时候，请人帮父亲一下忙。什么办法呢？

日本国不可信，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日本国旗号的东西更不可信。况且，不可信的岂止一个日本国！那些年，假化肥真的把庄稼人给坑苦了。

父亲于一九九二年二月去世，不单撇下一人在老家的我的母亲，也留下了那块洒满他汗水与心血的自留地。

当年麦收时，我将麦子装上车，攥着父亲留下的车子把，要往打麦场里运。上那条大坡的时候，红着脸央求几位路人与妻子一起帮我推车。车身沉重，车子把左右摆动，我用尽洪荒之力往前拽，身体与地面保持最小的角度，脸皮几乎擦着地皮。

上得坡后，丢下车把，一下子坐到地上。只觉得眼冒金星，喘不过气来。想起父亲一年年一次次在自留地內外的劳累，心里很不是滋味。

单位离家远，工作又忙，这块自留地到我手里后慢慢变了样：地里杂草见缝插针，庄稼苗苟延残喘。走在路边的人，总是摇头叹息，说：要是老先生还在，说啥也不是这个样子。

后来，恰逢国家提倡退耕还林，我索性全部栽种成杨树。

几年过去，我工作调离，弟弟在更远处参加了工作，两位姐姐也天南地北，母亲仙逝。不忍心让父亲的自留地荒废，我向村组提出转让给热爱土地、有耕种能力的人去打理。

但村里说，要给我留个念想，不论啥时候都说明我们是老家人，是他们的一分子。再加上，土地好像有点不重要了，种庄稼挣不着钱。还是让我留下吧！

2018年，有人种饲料想租用这块地。我说：不用出租金，只要不糟蹋它、养护好就行。就这样，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心里有个梦想：如果政策不变，如果身体允许，待到退休之后，我可以在父亲的自留地里种一些有意义的东西，算是给父亲一个交代、表达一种怀念吧。

*作者︱林风：河南人，泌阳县某单位工作。「青眼有加qyyjtcq」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