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史书及史学家所公认的历史大一统王朝中，元朝无疑是颇受瞩目的一个朝代。作为第一个少数民族为执政者的大一统王朝，元朝江山仅仅延续了九十八年便轰然崩塌，而这无疑为当时民间所盛传的“胡人无百年之国运”一说法新添一个现实的例子。纵观整个元朝历史，中原文化传播受抑，国家经济发展被阻，后世文人政客对于这个以武统治的王朝几乎一致的口诛笔伐。

但是正如《旧唐书・魏征传》所记：“太宗谓梁公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无论在后人口中多么不堪，元朝终究是一个真正大一统的王朝；一个我国历史上国土面积最大的王朝；一个率先实行行省制的王朝……。元朝需要了解的历史太多太多。明朝朱国桢的《涌幢小品》有言：“国号上加大字，始于胡元，我朝因之，盖返左衽之旧。自合如此，且以别于小明王也。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称之词。近见新安刻《历祚考》一书，于汉、唐、宋及司马晋，皆加大字，失其初矣。唐碑有称巨唐者，巨即大也。宋曰皇宋，皇亦大也。刘越石表亦云天祚大晋。”赵翼于《廿二史札记》书中如此写道：“元太祖本无国号，但称蒙古，如辽之称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刘秉忠奏，始建国号日大元，取‘大哉乾元’之义，国号取文义自此始。”

“中统以前，未有年号，则以甲乙纪岁。”因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正统国名与年号，蒙古人就以草原上牧草的荣枯作为记年方式，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说：“其俗每以草青为一岁。人有问其岁，则曰几草矣。”这就是所谓的“草木记年法”。再后来，蒙古建国，于是又先进了一步，采用汉人所使用的十二生肖，比如“鼠儿年”、“鸡儿年”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地支记年法”。从蒙古国建成到忽必烈建大元，这之间的四朝都是使用这种方式来记年。

忽必烈登上了帝位，刘秉忠告诉他正统的皇帝不能没有正统的年号，忽必烈觉得刘秉忠说得有道理，于是命刘秉忠起一个年号，而刘秉忠起出的蒙古人所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就是“中统”。当然，这个“中统”跟国民党早期所使用的那个“中统”，不是一个含义。刘秉忠所起的“中统”，是“中华开统”之意，这个年号的涵义是强调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也是中原王朝体系中的一个单元。

蒙古人几经征战，灭掉了许多国家，而后成为了世界上疆土最为辽阔的大国，如此说来，宋朝只是被蒙古人灭掉的几十个国家中的一个，但忽必烈登基之后却接受了刘秉忠的建议，将蒙古人所建立的政权接续于中华正统王朝的递传延续。刘秉忠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这一点。

忽必烈

景定元年（1260年）五月一日，刚刚登上汗位一个月的忽必烈就在刘秉忠等汉族臣僚的帮助下，建起了中统的年号。十一年后，忽必烈又定国号为大元。

看一下建元中统的绍书：“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创。未惶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朕获赞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惟即位体元之内始，必立经陈纪为先。故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仍以兴利除害之事，补偏救弊之方，随诏以颁。於戏！秉箓握枢，必因时而建号。施仁发政，期与物以更新。敷宣恳恻之辞，表著忧劳之意。凡在臣庶，体予至怀！”

这时候的忽必烈并不安稳，内部要和阿里不哥争夺皇位，外部还有南宋苟延残喘。他刚登基便建立年号，无疑是要证明自己的正统性，也是向汉族士大夫妥协、希望争取他们的表现。

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四位大汗，都没有使用年号。忽必烈模仿汉地王朝的制度，从儒家《春秋》、《易经》等经典中，选定“中统”一词，作为年号。所谓“中统”一词，就是“中华一正统”，意思就是华夏中央王朝的正统。中原王朝讲究正统，忽必烈政权以中统为年号，表明其以承继中央王朝的正统自命，而且致力于“天下第一家”和“大一统”的目标。

后来，皇位争夺已经尘埃落定，刘秉忠又向忽必烈提出了改年号的建议：刘秉忠根据《易经》中“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一句，将年号改为“至元”。咸淳七年十一月十五日（1271年12月18日），取《易经・乾卦》书中“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的“大哉乾元”作为国号之本，下令颁布《建国号诏》，正式确立国号为“大元”。元朝颁布的《建国号诏》中有言如下：“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盖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得无少贬？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振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伸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於戏！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

忽必烈

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不仅作为蒙古帝国新的继承，而且更是名正言顺地跻身于夏、商、周、秦、汉、隋、唐大一统王朝序列。

以前的蒙古朝廷面对汉语社会时，曾十分广泛地使用“大朝”一称呼。忽必烈为何放弃人们早已习惯的“大朝”称呼而选择“大元”呢？是忽必烈听从臣子建议的随意一举还是早有谋划只是借臣子上疏一畅心中所想？若想知道答案，需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入手一探究竟。

孟子有言“臣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在推崇儒术的封建时代，被儒家尊称为“亚圣”孟子的上述一番话自然成为文人百姓眼中的真知灼见，因此在蒙古族入侵宋朝伊始，中原各地军民纷纷奋起反抗。在蒙古骑军南下受阻于襄樊之后，忽必烈向天下发布《下江南檄》，檄文有言“宅中图大，天开一统之期，自北而南，雷动六师之众，先谓吊民而伐罪，盖将用夏而变夷”，忽必烈自持“用夏变夷”之身份，视南宋为蛮夷，自身为华夏正统，显然易见，忽必烈已经意识到中原传统“夏夷”思想将给蒙古族政权的统治带来极大的威胁，不得已大力宣扬自身的“华夏正统”身份。

事实上，除了《下江南檄》文中明文指出的“用夏变夷”外，忽必烈还提拔大批汉人儒士作为元朝的官员，整个元朝统治阶层受忽必烈影响对汉臣儒士十分尊崇，同时舍弃蒙古族常用的大汗称呼而选用皇帝一称，并建立枢密院、太庙、御史台等汉人官僚机构。这些举动获得中原人士的认可，以至于元好问直言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更是写下“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极”。诗中将元朝政府视为汉家。由此可见，忽必烈执政后的一系列宽待儒士的做法使得其统治地位获得了儒家一定的支持。

随着成吉思汗的离世，大蒙古国先后由窝阔台、贵由、蒙哥等三位大汗执政并继续执行成吉思汗的扩征政策，宝祐六年（1258年），时任帝国大汗的蒙哥驾崩，消息传来，蒙古帝国震荡不安，内部开始发生分裂。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于开平称汗，同年忽必烈政敌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拥为大汗，双方为夺取蒙古帝国的合法汗位决定起兵决战。《新元史》一书有文记载：“玉龙答失。初附阿里不哥。中统末，阿里不哥失势，部众多弃之而从玉龙答失。阿里不哥藏宪宗玉玺，玉龙答失索取之。至元元年，奉玺来归。世祖悦，赐印，并赏以先朝猎户。”此次内战历时四年，最终以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而告终，此时忽必烈获得蒙古帝国绝对统治权。

蒙古帝国形势图

然而当时的蒙古帝国分裂已成必然，其余三个汗国对于忽必烈也多有不服，甚至多次出现四大汗国内战情况。在此背景下，忽必烈急需做些改变已是自己的正统地位，于是在《建国号诏》诏书的起始他便写下“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忽必烈认为自己继承汗位统一天下是受天命，四海天下均是我的土地，理应放弃各类杂念接受自身的统治。而《易彖》乾卦条中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一句无疑完全符合忽必烈当时的心中所想，因此在忽必烈看来“大元”一称与自己统治下的帝国可谓天作之合。

《元史》有言：“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根据历代专家研究，鼎盛时期的元朝政府所管辖的疆土面积为1372平方公里，尽管当时的大蒙古国的疆土面积多达2400平方公里，但是因统治阶层矛盾，大蒙古国分裂已是必然之事，为确保自己势力所管辖区域的安全，忽必烈需要引用一个新的国号已示和大蒙古国的区别。为解决这一问题，时任元朝大臣的王恽上疏《乌台笔补》，疏文称：“伏见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首建国号，以明肇基之始，圣朝统接三五，以堂堂数万里之区宇，垂六十年大号未建，何以威仰万方，昭示后世？愚以谓国之称宜下公卿大臣及五品以上官集议阙下，则天下幸甚！”

乾卦中间最重要的几句话是“乾元亨利贞，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元是乾卦元、亨、利、贞四德之首，万物的生长，都靠着元开始，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天德的主宰。元是象征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深奥而美好的意思可谓兼顾了几方的传统和想法。

“元”国号是有着多重的考虑的。第一，是和蒙古族的敬天和尚武的习俗相吻合的，乾是八卦之首，乾代表着天，又是六十四卦之一，象征着阳性和刚健。蒙古民族是一个敬天的民族，没有一事不归于天，那么如此，和乾相联系的元当然能够得到蒙古民族的接受。蒙古民族来自草原，草原的生存法则是弱肉强食，崇尚武力，追求胜利。身材高大魁梧的蒙古民族正是阳性和刚健的民族。第二点，以元为国号，迎合了汉人的心理需求，汉人也是敬天，畏天的。第三，以元为国号彰显了当时蒙古大汗之国的盛世武功。第四点，大元国号还和此前的“大蒙古国”“大朝”相联系，彼此衔接。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曾经使用过两个汉文的国号，一个是大蒙古国，一个是大朝。大蒙古国带有比较明显的民族色彩，主要是在外交文书中使用的，大朝是对汉人使用的，但是大朝有点不太像个正式的国号，所以等到大元国号启用以后，大蒙古国和大朝两个国号就废弃了。蒙古大汗前后使用的三个国号是一脉相承的，做的都是大字的文章，大元也是大，而且还是“大大”，只不过大元比之前两个显得更加有典有据，更加文雅，更加像一个正式的国号。

元朝形势图

蒙古民族特别喜欢这个大字，不仅国号来自于大，来自于《易经》，而且元朝的很多年号也是大的意思，比如说至元，元贞，大德，至大都是大的意思，而且都和《易经》乾卦的元、亨、利。贞四德紧密相连。如此看来，立国中原后的蒙古大汗政权特别看重《易经》。

此后经过数月集议，刘秉忠最终上疏建议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经世大典・序录》中如此记载：“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显然易见，辽阔的疆土使得忽必烈豪情满怀。由此钦定国号为“大元”。同时《经世大典・序录》中如此记载：“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

事实上，上述记载正是当时中原文人百姓的普遍想法，可以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那些无论是否真正臣服于蒙元政府的中原文人百姓在见到元朝如此辽阔的疆土与四方夷族诚心臣服后，对比于百年苟活的南宋王朝，难免会生出一种敬服之感，随之而来的则是国家归属感。在元朝疆土辽阔的客观条件下，忽必烈利用建号“大元”一事主观的向天下文人百姓输送国泰民安的场面，使得元朝政府与民间站在同一阵线，这为蒙古骑军彻底消灭南宋政权奠定了基础。

诚然，忽必烈更改国号还有着更多的考虑，数千字的文章已难以完全概述，而从上文讲述中不难发现忽必烈作为嗜杀成性的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在武力推翻宋朝政府后并未借一统天下之威向中原文化挥刀，而是以身作则亲自向儒家文化“弯腰”。

除了效仿汉家政权建立一系列官僚机构外，在政权大体稳定后，更是借助更改国号一事使得自身的“胡人”政府与中原文人百姓的关系再度缓和。历史学家朱希祖于其著作《后金国汗姓氏考》中如此说道：“蒙古崛起沙漠，而其统一中国，乃定国号曰元，消除地方及种族之色彩，使异国异族之人失其为外族并吞之观念，此最为当时之妙用也”。

忽必烈

除此之外，确定“大元”国号帮助忽必烈摆脱原有的大汗一位来源不正问题的影响，以致时人纷纷认为建国“大元”的忽必烈是一个朝代的创世之柱，这个朝代与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有着显著的差别，这样一来，忽必烈大汗之位来源是否合法已无关紧要，被记载于《元史》的宋濂的一段话无疑验证上文所述的内容即：“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可见，后世对于“以胡一统”的元朝褒贬不一，甚至多次出现一致口诛笔伐的现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之至元”的“大元”王朝曾将中华民族的疆土面积拓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功自然不可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