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毕节文学崛起的处女园
高致贤
是谁扶我走上文学之路？我不禁想起《高原》！
《高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贵州毕节市的第一个文学期刊。她以培养黔西北地区文学新人为己任，是黔西北文学青年们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从黔西北起步的文学新人，无不在这块园地留下脚印。在文学上出道早的谈志华、高承仁、陈学书、肖岭梅等作家，率先在这块文学园地中流下心血、汗水，也留下深深的脚印！
《高原》文学期刊（开始是双月刊，后来改为季刊）是国家改革开放的产物，动议于1979年的国庆30周年征文。
粉碎“四人帮”，文化复兴开始，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庆，全国各地纷纷征文、办刊、出书庆贺。毕节地区文化局在全区范围内征集诗歌、散文、短篇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当时写作的人很少，编辑者寥寥。全区写稿子有点基础的，就集中到地区文化局进行写作培训，由陈学书、高承仁、陈寿伯等老师指导改稿，县里的文学新人们有了见面机会。我与而今享誉全国的织金作家吴勇，就是在毕节首期写作培训班上结识的！
国庆30周年征文，我应征的是一篇以农村养猪专业户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模仿痕迹明显，改动很大。我在毕节现写了一篇《德兴造反》的小说，基本上属于新闻中的人物特写。当时我还不会怎么运用虚构等文学表现手法，文章除主人公的人名虚构外，内容和小岔沟、八堡等地名都是真实的。此小说收入于毕节地区国庆三十周年征文小说集《北枝头》中。还有此前我发表于贵州日报副刊的新诗《彩船载宝飞向前》被摘编入征文《百花诗选》集中。当时地区编集子，出刊物等多以“百花”冠名；一是表示贯彻“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一是地委、行署所在地处于百花山，一举两示！
征文活动中发现区内一些文学苗子，地区文化局的魏朝真局长和洪延星、邱副局长对这些文艺新人很关心。为培养文艺新人，文化局就创办了内部发行的《高原》文艺期刊，由高承仁具体负责编辑等一应业务。
当时毕节地区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陈学书还是地区外贸公司的货车驾驶员，运输任务重，写作时间太少。后由地区人劳局将他调到文化局来开小车，兼做《高原》编辑工作，使他写作时间相对增多了。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就是趁送局领导上省或下县开会时利用领导少用车之时间内写成的。当时户口不在毕节市内的，很难调地区工作。于是，地区文化局就向县里借人，谈志华和我先后被地区文化局从威宁和大方借到毕节，分别参与《高原》的一些编辑和编务工作。我耳濡目染，面对面、一对一地向他们学习写作和编务，使我受益匪浅。
实践使我了解编辑、排版、捡字、印刷等工作之艰辛：编辑得先选稿，文艺不同数学，选稿也是一关，同一稿子，在爱好不同的编辑眼里评价十分悬殊，有争议时，只好由总编协调。有的稿子编好还需另外抄正，故对字迹潦草的某些稿子本也可用，如果不是很好的稿子，在编辑初审中就枪毙了。稿子经终审通过再交排版，还得根据版面多少临时加字减字。
捡字工作之艰辛，今天的青年难以置信！检字工人在一间小屋内一天走几十里路无人知道。何也？那时的捡字房，四周立着中药柜似的字丁柜，一个字的字丁放一格，一个标点符号也要放一格，有多少常用字符，架子上就有多少格子？一个格里装同一个字的若干颗字丁，如“了”呀、“的”、逗号、句号之类的常用字丁就更装得多。字丁还要分各种型号、各种字体。捡字员端着捡字盘子，盘边放着编好的稿子，而后从稿子的第一个字符到最后一个字符按字号字体和排版要求将字丁检于盘中排列成文。有的多用字符，如“的”字和“逗号”的字丁框前，捡一个几万字的中篇小说，要在那格框前走上千次。如稿件中有“我的、你的、他的”句子，捡字员得先到“我”字格框前捡了“我”，再去捡“的”，又去捡“顿号”；而后又跑去捡“你”，跑来捡“的”，又去捡“他”，再……这就不难想象捡字之艰辛程度了！如果稿子的字写纠潦草，捡字员还得慢慢辨认或请教他人，那检字速度便更慢了。铅字丁要省城才能铸，所以，印刷厂内还需有临时造字工，如遇稿件中的字没有铅字丁时，就用木头现刻字来弥补。这只是一道工序。那时毕节地区还不能铸铅字丁，一个字丁要反复用，所以，印刷完后，还要干一次将字丁放回原框内的重复劳动，我知道捡字员的辛苦，写稿不敢潦草了。好几年后，毕节才能铸字丁，于是印刷后的字丁全盘熔化重铸字丁，省去字丁还原到框里的那道工序。再改用圆盘捡字机，之后，毕节报社才率先使用电脑打字，《高原》印刷也沾光了。
这看似与我的文学起步无关，实际上推动了我的认真写作。
那时的题图、插图、尾花制作较难，先要用环氧树脂来照相镂空贴到特制的木字丁座上去印刷，做一次用多次，这就使不同期刊物内也有不少题图、尾花、插图相同。
印照片的难度更大，要送照片到贵阳去“烂版”，至少一个星期才能提货，还得去人提，若用邮寄，那就更慢了，故出版周期很长。
《高原》1980年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我的小诗《助产士》，正好说明《高原》对我们这些文学青年的培养。从国庆征文到《高原》创刊，地区文化局做了多种多次文学写作培训工作。如办文学创作培训班、戏剧写作培训班等，从省里请老师来讲课。培训班学员的作业，凡有点文艺价值的就让学员在老师指导下反复修改来发在《高原》上，而后由高原编辑部向外推荐。我在培训班的小小说作业《伯欢使牛》，就是先在《高原》上发表，而后由高原编辑部推荐给《山花》转载的。另外还从来稿中发现写作苗族。从自由来稿中发现某些稿件基础好，具有一定修改价值，就将作者列为培训对象，通知其到培训班边学习，边改稿！重点稿件的作者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织金县有位姓陈的驾驶员写了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初稿，基础不错，便由《高原》编辑部组织人员帮助他修改。为了便于帮助他，文化局通过有关部门破例将他从县里调到地区单位来开车，方便辅导他的业余写作。乌蒙高原的《高原》就这样培养了毕节地区的一代代文学新人，有的而今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文学新秀。
为什么文化局把戏剧写作培训也缆起来？当年地区还没有文联，包括文学、艺术、电影等大文化工作都由文化局统领，因之《高原》也就成了乌蒙高原上的“广种园”——综合性的刊物，诗歌、散文、小说、特写、曲艺、戏剧、电影剧本，甚至文化论文等等文体均可在《高原》上发表。为培养文学新人，凡有修改价值的稿子，都尽量修改发表，有时还邀作者到编辑部去修改稿子，文化局包吃包住，没有工资的，文化局除车旅食宿费全部报销外，还要发往返及改稿时间的误工补贴费。期刊没有固定页面限制，能发表的尽量发表，有时一期有200多页，可以说，从毕节地区起步的文学新人的文学作品处女作不一定都在《高原》上发表，但是，他们的作品多在《高原》上发表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原》是他们走进文学殿堂的奠基石！而今的著名作家吴勇便是当年高原写作培训班的学员之一。 起步于《高原》的陈跃红，现为北京大学中文博士生导师，流韵为新华社驻外记者，还有……
《高原》除向全国相关单位交流外，主要是向全区各县文化单位和文学作者赠阅，不少文学新人从阅读山乡风味浓郁作品中受到启发而走上文学道路，甚而成为著名的乡土作家。
《高原》以培养当地作者为己任，就排除一些干扰，老老实实地按办刊宗旨耕耘着。1980年代中后期，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作者认为《高原》发表的作品太稳妥，不尖锐，读来不够味。我趁借到《高原》助编之时向魏朝真局长反映这种意见。魏局长说：他对一些四平八稳的文章也不满意，但《高原》还是个内部刊物，完全由地区财政拨款来办，如果发表的作品内容太尖锐了，一旦掌握不好分寸，得罪了某些领导人，一句话就可能让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手、办了起来的这块园地消失，青年作者们便会失去这块来之不易的发表园地。我被他说服了。
后来，《高原》在国内文学界有了一定影响，编辑力量也达到相当的资格和相应的水平，基本作者队伍已经形成，够条件申报为公开发行期刊了。我们向魏局长要求将《高原》申报办为公开发行期刊。他不同意。理由是：一旦批准公开发行，就得按公开发行的标准用稿，当时我们地区作者的稿件质量还竞争不赢外地作者，培养文学新人的任务就会受到影响！这块当地青年发表文学作品的“自留地”就变成了全国作家、作者竞争的“公园”了！足见魏局长等领导同志对办《高原》的良苦用心！
我从大方县文联退休后旅居深圳10多年，十多年没有读到《高原》了，但《高原》创办的历史还历历在目，我从高原上起步的文学之旅，一步步走到南海之滨15年，近年来已经公开出版了3部文学专集和一批文学合集，从《高原》起步30多年了，而今仍在奋力前行，就是高原精神在不断鼓舞着我！
我生于高原，长于高原，文学生涯起步于《高原》，而今《高原》已成为韭菜坪上一束多姿多彩的文艺之花，身在南海之滨的我，更加思恋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