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读过诸葛亮的《出师表》，读这篇文章时，常有一个印象——诸葛亮在乱世也非常悠哉，他隐居草庐以待明主，用今人的话说，就是“佛系”求职，缘分到了，明主自然会找上门来。可是，这和史实相符吗？

翻查史籍，诸葛亮其实做了大量预备工作，从他选择隐居地点，到交友，乃至预备整套复兴汉室的方略，他绝对不是纯粹“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大家若然相信诸葛亮的话，就被他欺骗了。

先谈诸葛亮选择的隐居地点。

按照诸葛亮自己的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南阳”即南阳郡，在当时归属荆州。东汉末年，党锢之祸事起，南阳郡是其中一个反应比较激烈的地方。 当时的风云人物，逢纪、许攸、何晏等人皆出身南阳郡，由此可见这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尽管不及颍川郡）。

再就地理形势上看，南阳郡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地处南北交界，向南可通往襄阳、江陵，控制长江以南，向西可通往巴蜀、汉中，若北方政权占据南阳郡，其可将它作为南下的桥头堡，而南方政权夺取南阳郡，则既可维持守势，又可蓄积粮食伺机北伐。这里还要再加上水陆交通便利，庞大人口带来丰厚的田赋收入和粮食产出，《三国志．袁术传》记载“南阳户口数百万”，可见南阳郡的富庶，南阳郡作为群雄们都有意争夺的地方，意味着此处也有许多潜在的“雇主”，诸葛亮不选他处隐居而独选南阳，本身就有出仕做官的计划。

再论交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有记载

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裴松之注引《魏略》：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崔州平、徐元直、石广元、孟公威都是诸葛亮的同学兼老友。崔州平是地方望族，博陵崔氏出身。徐元直、石广元来自颍川郡，孟公威来自汝南郡，而颍川、汝南向来盛产名士。诸葛亮与这些人交往，是要为自己建立品牌和口碑。试想这些颍川、汝南名士都对自己赞不绝口，这是何等巨大的宣传威力！果然，《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

先主曰：“君与俱来。”

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另外《襄阳记》记载：

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司马德操即司马徽，人称水镜先生，也是颍川名士。正因为有徐庶、司马徽的全力推荐，刘备才会去三顾草庐。若没有之前多年经营人脉关系，单靠“佛系”心态，明主怎会自动送上门？据此也可以知道诸葛亮的计算极为精密。

至于《隆中对》，向刘备详细分析天下大势，并提出跨有荆、益二州的伟大构想，内修政理，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挥军以向宛、洛，成就霸业，复兴汉室，这样的前瞻性计划，更不可能是一时三刻就能想到，必然经过了多年的反复观察、思考、研究，藏之于心，待时而发。

综上所述，诸葛亮成为刘备的军师，绝对不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还有一个旁证是“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梁父吟》是一首民谣，内容讲述春秋时代，齐国有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名大将，恃勇而骄，齐相晏婴于是与齐景公商议，除掉三人。若诸葛亮没有辅助明主的远大志向，怎会把《梁父吟》挂在口边？

另一个旁证是“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仲为齐桓公之丞相，任内兴渔盐之利，大力发展商业。乐毅则为燕昭王时的大将，曾统率秦、韩、赵、魏、燕五国兵马伐齐，大败齐军，齐国差点灭亡，仅留下莒和即墨两城，迫得田单用火牛阵反攻。诸葛亮以管仲、乐毅自比，这分明着重事功的建立。

顺带一提，魏晋人物的行为往往体现着儒道合流的趋向。诸葛亮苦心经营盼得遇明主，却自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一例子。后来淝水之战，东晋宰相谢安听见前方捷报，却依然气定神闲继续下棋，是又一例子。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