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国家话剧院的首任院长，德艺双馨、桃李满天下，一生推动中国话剧改革创新，堪称“提灯人”；结果到头来，却因为一句“在日本东京家中去世”引发舆论风暴，遭人质疑是否“叛国”“崇洋媚外”。这事乍一听，真是让人五味杂陈：为中国文艺事业奉献一生，最后却因定居日本成了“争议人物”，这到底是社会的悲哀，还是人心的偏狭？

先聊聊赵有亮其人其事。说实话，现在提到赵有亮，估计不少年轻人一脸茫然。但如果提《孽债》，不少人眼前可能会浮现出那个儒雅的“上海男人”。赵有亮的演技，真实、细腻又让人共情。他不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个好院长。在国家话剧院任职期间，他推动改革，敢于引入多样化和市场化理念，这在当时可谓“顶风作案”。而段奕宏、周杰这样的演员，也是在他的提携下走向巅峰的。这种人，你很难用“平凡”来形容。

可赵有亮的争议也确实不简单。这次风波的根源，就是他“选择晚年定居日本”，还“死在日本东京的家中”。从某些网友的视角看，国家话剧院培养的艺术家，最后却在外国生活，还落叶归根在异国，这仿佛成了一种“背叛”——享受了国家资源，却跑去别处养老。更有人上升到“国籍”“立场”这种敏感问题，直接给他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可是仔细一看，事实并不是这样。

赵有亮定居日本的原因很简单：家庭。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日本演员小林惠美子，两人因戏结缘，婚后小林曾随他来到中国，支持他的事业。到了赵有亮退休的年纪，他反过来为了妻子的情感选择定居日本，回归家庭生活。这是很普通的婚姻考量，和什么“忘本”毫无关系。而且根据家人透露，赵有亮始终保留着中国国籍，还通过书信与国内同行交流创作心得，晚年也一直关心中国话剧事业。

问题出在哪？舆论对于“定居日本”四个字的偏见。从普通人到公众人物，关于“出国”或者“定居”的争议从来不少。赵有亮的遭遇，某种意义上折射出部分公众的一种复杂心理：一方面，很多人对中国文化领域的建设有种极强的期待，认为艺术家、科学家这样的行业领军人物应该“扎根祖国”，哪怕退休也不能走远；另一方面，又存在对他国文化环境的某种对立情绪，认为去别处养老就是一种“立场不坚定”。这背后，其实折射的是人们对个体选择和国家情感之间的矛盾认知。

但赵有亮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伟大的艺术家，不因国界、地域或晚年的生活方式改变他们的初心。选择定居国外，并不意味着他对祖国的贡献就被打了折扣。赵有亮在中国文艺低谷期坚持推动创新，为行业注入活力，这些是实打实的贡献。他定居日本的理由，也只是家庭选择，而不是背离祖国。

回头看，这场风波的可悲之处在于，公众的情绪绑架掩盖了事实的本质。赵有亮为中国话剧和影视事业奉献一生，死后却因“日本”标签遭受质疑，这是对一位艺术家人生价值的极大忽视。我们在追问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和“立场”时，更应该反思的是：是不是对这种标签化思维过于执着，忽视了他一生真正的努力和贡献？

最后想问一句：如果一个为中国文艺奋斗一生的艺术家，连晚年选择家庭的自由都被质疑，那到底是谁对艺术的敬畏不够？对此你怎么看？欢迎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