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新苏丹塞利姆三世继位。就在同一年，欧洲大陆另一端的法国也爆发了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整个欧洲乃至世界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变革，而奥斯曼帝国则彻底沦为了“时代的弃子”......

塞利姆三世苏丹即位时年仅28岁，是一个积极进取、立志改革的年轻人。恰好此时帝国正值第六次俄土战争结束，失败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位利益相关者头上，而塞利姆三世便趁此改革，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现在了国人面前。

年轻的塞利姆三世决心把半个世纪前郁金香时期以来浅尝辄止的改革理念，推行到实处。而欧洲的法国大革命也为传播这些改革理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起初法国大革命仅仅被当作一个只会影响到欧洲内部的事件。但少数有识之士很快就意识到，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一场新的思想运动，它不仅会影响西方，也将波及东方。

与在基督教欧洲推动了种种进步的文艺复兴运动不同，法国大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与基督教分道扬镳、非宗教的乃至带有反基督教色彩的社会剧变。它是一场世俗主义的运动。因此西方世界从法国大革命中汲取的养分同样可以适用于伊斯兰世界，由此奥斯曼帝国开启了它的改革时代......

当塞利姆三世初登大宝之时，帝国已处衰落之际百余年，帝国仍然保有它的大部分领土，只不过是丢掉了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克里米亚和亚速，还不足以让奥斯曼这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然大物伤筋动骨。

奥斯曼帝国疆域图

但由于奥斯曼帝国长期陷于停滞之中，所以其内部开始出现分裂，甚至出现崩溃的迹象：地方上强势的帕夏们经常藐视苏丹的中央权威，滥用他们生杀予夺和征税的权力；事实上，有一定地位的官员大多也都会滥用权力。

不仅如此，帝国许多省份也都陷入叛乱之中，或有发生叛乱的风险：从阿拉伯沙漠中强大的瓦哈比派（Wahhabites），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山区里的德鲁兹派教徒、伊庇鲁斯和希腊北部的苏利奥人（Suliot），再到一直藐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埃及马木留克贝伊们，以及被激起了独立精神的形形色色的基督徒族群。

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内部肆虐的，还有另外一些具有破坏性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在封建制的基督教欧洲存在已久，它们就是不停发展壮大的世袭体系！如今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世袭封地的所有者数量也在迅速增长。

这些地方上的小贵族被称作“代雷贝伊”（derebeys），意为“谷地的领主”。他们手握权力和土地，藐视君主，欺压属民。农民和普通居民的生活普遍贫苦，而中央政府也面临着紧迫而难以化解的财政问题。

为了应对这种困境，塞利姆苏丹需要在奥斯曼传统体制的框架之内，尽可能地实施效法西方的改革，至少要在中央层面推行改革。至于奥斯曼的传统体制本身何时会变成改革的阻碍因素，是否需要得到现代化改造，情况还尚不明朗......

在塞利姆苏丹完成了与俄罗斯帝国因俄土战争而进行的和谈后，他的改革就开始了。他的改革方案被统称为“新秩序”（Nizam-i-Jedid）。这一名称来自大革命之后法国建立的新秩序。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写给苏丹的信中提到了这个词语，所以引起了苏丹的兴趣。

1791年，塞利姆苏丹就已经向22位政、军、宗教界的要人发布指示，要求他们提交类似1789年法国人提交“陈情书”（cahiers）的“备忘录”。随后他前所未有地成立了一系列商讨国事的会议和委员会，自由地讨论这些备忘录的内容。他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制定了“新秩序”的规划，其涵盖的范围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改革尝试。

改革不仅涉及军事改革，还涉及民政改革；在规划中，复兴经济是一个高度优先的目标。但最紧迫的需求还是进行军事改革。所以在苏丹派人去欧洲搜集政府、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的信息的同时，还特别派了两名代表去搜集军事方面的第一手信息。

拿破仑・波拿巴

在为新组建的军队提供训练和指导方面，苏丹主要依赖的对象是法国人。他把自己需要的军官和技术人员的职位清单发到了巴黎，甚至在早期的职位申请者中，还有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

奥斯曼人随后在一系列军事问题上征求法国人的意见：火炮（塞利姆对火炮尤为感兴趣，在登基之前还写过有关火炮的论文）、武器装备，以及改进铸炮厂和兵工厂的方法。

帝国境内早年建成的工程学校得到了大规模扩建。他们还建设了新的军事学校和海军学校，研习炮术、工事修筑、航海和各种辅助科目。这些教官大部分也都是法国军官。而为了方便教学，他们在苏丹的支持和鼓励下，兴办了一座大型的图书馆，收藏欧洲书籍。

如此一来法语也成了所有学生的必修课。1795年，此前在伊斯坦布尔创办的法国印刷厂得以恢复，并由法兰西国家印刷所的一位主管负责管理，员工也都是来自巴黎的法国印刷工。因此在秉承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导师及读物资料的熏陶下，奥斯曼帝国中出现了一群卓有见地的新一代人才。帝都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地区的法国人社群持续不断地加强着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

奥斯曼帝国境内也出现了一群颇有影响力的法国人支持大革命，身上戴着革命的标志，还召开革命者会议。1793年，两艘法国船只在萨拉基里奥角附近鸣放礼炮，公开庆祝法兰西共和国国旗的启用。除了法国国旗之外，这两艘船上还飘扬着奥斯曼帝国的旗帜、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以及“其他一些没有在可耻的暴君同盟中玷污自己的国家的旗帜”。接着法国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还庄严地栽种了一棵“自由之树”。

在法国人的不懈努力下，伊斯坦布尔的社会也出现了变化：原本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和西欧人之间泾渭分明，现在则出现了彼此关系十分密切的讲土耳其语的法国人和讲法语的土耳其人。

此外奥斯曼帝国也拥有了自己面向西方的新的官方通道。在提交给塞利姆苏丹的各种各样的报告中，有一份报告建议他“派人去欧洲，研究、观察欧洲人做事的方法”。于是1793年，奥斯曼帝国在五个最重要的欧洲国家建立了常驻的外交使馆。

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个使馆设在伦敦乔治三世的宫廷里。大使们得到的指示是学习所在国家的制度。陪同他们一同上任的，除了常见的希腊人译员之外，还有年轻的土耳其人秘书。他们的任务是学习所在国的语言，并且研究欧洲社会，尤其是法国。

由于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拿破仑战争扰乱了欧洲的外交活动，塞利姆的外交创举在政治上取得的成果其实很有限，而且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也没有相应地成立一个制定外交政策的正式的外交部门相配合。但他的这项举措还是让帝国更多的年轻人产生对西方世俗化风尚的了解和欣赏。而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比如刚刚进入帝国军队的那些年轻人，可以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晋升到更高的位置，并且在这些位置上利用自己的新知识造福于帝国。

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外国居民来到伊斯坦布尔，让土耳其人在塞利姆的统治时期对欧洲的生活方式产生了进一步的了解。按照各种报告和备忘录提出的建议，“新秩序”改革开始着手解决种种社会和经济问题。

在地方行政层面，“新秩序”改革带来了制约帕夏权力的种种规章，将总督的任期限制在三年，并且将其能否连任与人民对他的满意程度相挂钩。关于地方税收的新规章也被制定出来。在中央政府，大维齐尔的权力也得到了制约，他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必须征求迪万的意见。

此外还有一些土地改革方面的尝试；人们还认真探讨了重振经济的措施。尤其在对俄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之下，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又一次损害了货币的信誉，因此奥斯曼帝国试图采取改革措施，恢复货币的本来价值。

为此土耳其人计划禁止出口贵金属和石材，鼓励开矿，甚至还计划创办火药厂和造纸厂等国有工业企业。但这些想法大多未能变成实际层面的经济改革。因为塞利姆的“新秩序”改革的重心还是在军事领域。

此时的奥斯曼人才意识到：有效的改革必须以有效的政府为基础，而有效的政府必须依靠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做后盾。所以有人提出组建一支由军事学校的毕业生组成的新的常备步兵部队，按照西方的战术要求对其进行训练和装备。

这支部队耗费的资金由迪万的一位大臣负责，资金的来源是通过罚没或其他方式落入君主手中的封地的收入，以及对酒类、香烟、咖啡和其他一些商品开征的新税。所以原本的“新秩序”改革到后来就变成了专指这支军队的创建。

这次大规模的军事改革在土耳其人中引发了不同的反响：保守派想回归古老的奥斯曼军事传统，以为那样就能重现帝国的赫赫武功；中间派认为应当学习西欧的军事方法，但令人费解地认为这种举措实际上的效果也是在回归奥斯曼传统；而激进派则认为旧的军队已经没有改革的价值，他们要求苏丹完全按照欧洲的方式创办一支新军。

塞利姆苏丹则选择了最后一种路线。因为他十分清楚：一支纪律严明、忠心耿耿的军队十分重要，一方面可以维护帝国的内部秩序，有助于他推动内部改革，另一方面可以在外部威胁面前维护国家的完整。

所以塞利姆三世尤其倾心于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的成功先例：凭借一支用西方方法训练的新军，击败国内和国外的各种敌人。而在上一次对俄战争期间，大维齐尔优素福帕夏（Yussuf Pasha）抓了一位名叫奥马尔阿迦（Omar Agha）的战俘。此人本是土耳其人，却为俄国人效命。而优素福帕夏很喜欢同奥马尔阿迦探讨俄土两国的军事体系问题。

作为实验，优素福帕夏先是批准成立了一支主要由外国归顺者组成的小型部队，用欧洲方式进行武装和操练。等战争结束后，奥马尔率领这支部队驻扎在距离伊斯坦布尔不远的一个村子。

而为了看看“异教徒是怎么打仗的”，塞利姆苏丹还亲自检阅了这支部队。他立刻就被这支部队远远优于奥斯曼部队的火力吸引了。他深刻地意识到：基督教敌人在武器和纪律上都要优于他的军队！于是这支军队得以保留，由于这支部队主要从外国归顺者中招募兵员，所以成员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穷困潦倒的土耳其穆斯林，而穆斯林则对采用“异教徒”的训练方法和武器十分犹豫。

而在苏丹的命令下，迪万会议也开始考虑把这些方法推广到近卫军之中，其结果就是导致了一场兵变的发生，迫使苏丹放弃了自己的想法。最终全方位、彻底的西化军事改革未能实现。

1796年，著名的奥贝尔—迪巴耶将军（General Aubert-Dubayet）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大使来到了伊斯坦布尔。他重获法国大使馆的全部使用权，还重新取得了法国先前拥有的各种权利和特权，并且重建了天主教会。

作为礼物，他给苏丹带来了现代化的火炮和炮弹。有了这些样品，他让法国的工程师和炮手对土耳其人加以指导，还帮助土耳其人管理兵工厂和铸造厂。在他们的努力下，土耳其人的火炮铸造、装备和使用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他还从法国的步兵团、骑兵团中挑选了一些教官，给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授课。一小队骑兵按照欧洲的方式进行了装备和训练。但是，近卫军依然固执地拒绝使用西欧步兵的武器，也不愿意学习他们的操练方法。

于是，法国大使带来的教官们就只好去训练奥马尔阿迦那支现在被称作“托皮日斯”（Topijis）的小部队。在大使于1797年去世、许多教官离开奥斯曼帝国之后，海军总司令侯赛因把托皮日斯中的一些人调到了他的麾下，并且设法吸引更多的穆斯林加入这支部队。不过，这支部队的规模还是仅仅扩大到了600人。

即便有了上述种种举措，奥斯曼帝国内部仍然只有一小部分土耳其人能够接受法国大革命的进步思想，并且支持苏丹的“新秩序”改革。对于政府系统里占大多数的保守分子来说，法国大革命不过是野蛮的基督教西方的一件内部事务，跟自己毫无关系，至少没有直接关系。

塞利姆三世

苏丹的私人秘书艾哈迈德・阿凡提在他1792年1月的日记里的评论最能体现他们的态度：“蒙真主庇佑，让法国的动乱如梅毒一般在帝国的敌人那里四处传播吧，让他们卷入持续不断的纷争之中，带来对帝国有利的结果。”塞利姆也希望能够远离欧洲的冲突，因为一旦卷入战争只会影响国内改革的进程。

然而，战争却变得不可避免了：随着拿破仑在法国掌权，塞利姆维持和平的愿望就难以实现了，奥斯曼帝国已经没有办法再远离波拿巴帝国野心的影响了。1797年，法国和奥地利帝国签署了《坎波福尔米奥和约》（Treaty of Campo Formio），其中涉及分割、瓜分威尼斯共和国的条款。

法国人得到了爱奥尼亚群岛和附近的大陆城市，这就让标榜自由与平等的法国与奥斯曼帝国有了共同的边界。如果法国愿意的话，它还可以在希腊和巴尔干地区煽动叛乱。现在拿破仑可以随意地把他的枪口转向其他敌人。

于是拿破仑决定夺取埃及，希望把埃及变成在东方贸易线路上的重要中转站，以削弱英国人在印度的霸主地位。于是，拿破仑在土伦集结了规模庞大的舰队和军队入侵埃及！随后拿破仑大军先从残存的圣约翰骑士团手中夺取、吞并了马耳他，接着又在没有遭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在亚历山大港登陆。随后他又率军前往开罗。这是自十字军时代以来，第一次有基督教军队插入伊斯兰世界的心脏地带！

埃及终于从漫长的睡梦中被唤醒了。拿破仑十分郑重地宣布自己对伊斯兰教的尊重。在他的激励之下，他的军队于1798年的夏天在金字塔战役中击败了马木留克军队。他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从篡位的暴君手中夺取了开罗。

拿破仑・波拿巴

他不停地重申自己对法土联盟的尊重，小心翼翼地宣称他真正的敌人是马木留克军队，而不是土耳其人。实际上，他与自己的参谋塔列朗一样有一个错觉：他们相信奥斯曼帝国可能会默许法国镇压马木留克，因为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埃及只剩下了象征性的权威，当地的权力早就落入了专横的马木留克集团手中。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就在1787年，埃及行省暂时又开始服从中央政府了。因此为了帝国的利益和尊严，奥斯曼帝国必须出面主张自己对埃及的主权。于是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和英格兰结盟并对法国宣战！

由此，奥斯曼帝国又一次走到了战争的边缘，而这一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对手，则是在此前数百年间都与之暗中结盟的法国人！而苏丹塞利姆三世的改革也因此遇到重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