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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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冷研之前发布的文章《528万波斯大军远征希腊？你知道10万军队的行军队伍有多长吗》曾经介绍希波战争时期那注水注到离谱的参战人数记录，在希罗多德笔下，希波战争中仅波斯薛西斯一方的大军就多达528万。按理说，这种夸张得令人发指的数据本不应该出自一位颇具盛名的历史学家口中，尤其是当他还是希波战争同时代的经历者的情况下。但其实纵观历史，类似“营造”出来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从亚历山大远征到瑞士军团崛起，一直都不缺乏。本文就来说说古代战争“以少胜多”的诀窍。

希罗多德的情况并非孤例，“人上一万，无边无沿；人上十万，彻地连天”。《战争艺术史》的作者汉斯·德尔布吕克认为，夸大战争人数并非是个别现象，军旅经验再丰富的人也很难准确估算出人群的数目，即便是对己方人数进行估计也是如此。

关于亚历山大东征的记录则是另一种情况，各种传记作者的描述似乎主要源于非亲历者的第八手口述，像极了一群热闹士兵们围炉夜话时的胡侃，虽然引人入胜但细节却不堪深究。由于人本能的夸大的倾向，或许是为了吹嘘战果，也许是为给自己的失败辩护，在对数字缺乏直观感受的情况下，数据的注水几乎不可避免。

如伊苏斯之战，希腊史学家们如阿里安等人并没有亲历战场遗址勘察地形，就简单采纳了大量来源不明的数据信息，最终得出亚历山大3万人对抗波斯60万大军的记载。

原始资料的粗糙给后世学者带来了极大困扰。

据记载，伊苏斯战役发生于皮纳鲁斯河附近，即如今土耳其境内的帕亚斯河（Payas River），皮纳鲁斯河全长仅四公里，其中上游一公里河段被深藏在山谷之中，中间两公里河段较宽，又因为河岸陡峭不易跋涉，仅只几处缓坡可供渡河，唯有下游的500米河段较为平坦。

出于对古代作家专业性的信任，十九世纪的学者在勘察完皮纳鲁斯河的地形后，陷入了难言的困惑和不解中：如此狭窄的地段怎么容纳下六十万人进行大战？这种感觉，就像是有人十分笃定的声称见到一个团的士兵在一个一居室房间里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比赛，充满了矛盾和荒谬感。

为了“适配”六十万大军的说法，一些人开始推测伊苏斯战役发生地并非皮纳鲁斯河，而是离皮纳鲁斯河较远的另一地区——德里-柴河附近。但这种推断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德里-柴河更加靠北，如果战斗果真在此处发生，人们又很难解释亚历山大和大流士为何突然遭遇后要转进至此交战。

而且，阿里安等学者虽然描述战斗过程时语焉不详，但对双方行军路线和途经地点的记载却极为精准，可信度极高。因此，在对古人的职业素养进行祛魅后，当时的学者终于开始大胆假设：至少在参战人员的数据上，前人有“亿点点”注水。

在推断双方兵力多寡时，最值得注意的是伊苏斯会战的战略背景。马其顿在攻占奇里乞亚后，沿地中海沿岸向腓尼基进发，而当马其顿军行军至叙利亚山口时，却得到大流士挥师北上，自阿曼山口顺利通过，占领了亚历山大伊苏斯大营的消息。

也就是说，战争双方是从同一山脉的不同隘口行军通过的，在同一时代，除了少数特例外，除非一方下定决心轻装简行孤注一掷，同一数量级的军队行军速度很难产生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多为崎岖小道的山地就更是如此。

虽然阿曼努斯山中不乏数量众多的曲折小路，足够小股部队穿行。但行军作战并不是简单的加减计算，多支部队的协同和集结所消耗的时间有时候远远高于集体行动的时间消耗，因此一支军队在缺乏周密计划的情况下化整为零很可能得不偿失，当无法确定敌人会在何时何地出现的时候。

反过来说，如果波斯的部队真的拥有远超马其顿几倍的数量，他们在阿曼努斯山脉中的行军速度将会慢上许多。因此，如今人们更愿意相信，马其顿与波斯之间的军队数量差并不算大，至少不可能是夸张的20倍。

当然，由于伊苏斯抵近波斯腹地，所以波斯方很有可能会招募大量本地骑兵和非专业的弓箭手补充军队。

而重步兵方面，反而是马其顿方更占据优势，一来重装步兵不同于其他兵种，需要较多的方阵训练保持其组织度，护具造价也较为高昂，无法像部落骑兵和弓箭手一样迅速补充。

二来伊苏斯会战中波斯方的重步兵方阵一直处于守势，反而是马其顿方面赫赫有名的马其顿长枪兵一直在试图渡河进攻波斯重装步兵方阵。若非弓箭手和希腊雇佣兵的袭扰，波斯重步兵方阵可能就要先被击败，从逻辑上来看，这并不像是一支弱势部队所应有的表现。

最重要的一点是，大流士在整场战役中一直在试图防守，利用皮纳鲁斯河难以泅渡的特点据险设防，逼迫后路被截断的亚历山大进攻，用远程武器消耗敌人，试图把伊苏斯会战打成一场塔防游戏。

因此，最合理的推断是波斯方的军力并非占据绝对优势，虽然弓箭手数量远超马其顿，但骑兵和步兵却与后者大致相当。因此，和古代文献资料中夸张的“六十万大军”记载不同，如今的学者虽然囿于实证的缺失无法完全认定，但一般认为，波斯军队的人数在3万到10万之间。

从60万、50万到最多10万，伊苏斯战役在人数方面的水分可见一斑，不过这其实也是许多古代记录的常态。

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出现之前，文献资料的保存极为困难，人们往往需要雇佣专业的抄写员（主要由僧侣充当）用羊皮纸（vellum或parchment）或纸莎草纸（papyrus）抄写书籍。

前者是由动物皮处理而成，每一页都极为珍贵；而后者虽然相对便宜，但并不适合在气候湿润的欧洲长期保存。抄写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工，一本一百页左右的书籍大概需要一位熟练的抄写员抄写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这就导致手抄书的造价极为高昂，一般只有教会和贵族才有财力来保存和制作书籍。

即使是教会和贵族，为了节约成本，往往也会有选择的对书籍内容进行节录，只保留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也就导致一些古代学者的作品很容易佚失，如亚里士多德著作，中世纪时几乎在欧洲消失，直到12世纪才通过阿拉伯地区找回部分译本，在艰难的转译和注释后才在西方复兴。

虽然文章前面吐槽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Anabasis ）》的史料来源是第八手口述，但这其实也是当时著作的常态，毕竟在缺乏纸质记录的情况下，围炉夜话的信息来源似乎也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因此，像亚历山大东征、希波战争之类的文献，多半经历过不知道多少次转述，其准确性很难保证。

举个例子，关于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一次布匿战争记载，基本上均源于波利比乌斯的《通史》，其他关于此次战争的记录，都依靠此书作为唯一的信息来源。

而《通史》其实本身也并非第一手史料，而是取材于罗马人法比乌斯·皮克特和希腊人菲利努斯（Philinus）所写的记事文献，可惜的是，这两个人的原始资料如今已完全丧失，这就导致如今我们对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研究，已经很难摆脱源自波利比乌斯的历史书写框架。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文字载体稳定下来后，数据的注水就会消失。就拿“碎颅者查理”的一生之敌——瑞士山民来说，虽然中文互联网对于他们的英勇津津乐道，但当回顾他们的成名之战"勃艮第战争"时，我们会发现一些常见的注水操作同样是"基操勿六"。

以勃艮第战争中最为关键性的格朗松会战为例，虽然《伯尔尼编年史》等文献将称此战是以少胜多，但按照汉斯·德尔布吕克在《波斯与勃艮第战争》(PersianandBurgundianWars)一书中的考证。

此次会战中勃艮第方面的人数绝非瑞士宣扬的3.6万，相反大胆查理的总兵力约为1.4万，要比瑞士人少5千左右，其中有“2000名至3000名重骑兵，7000名至8000名射手，其余为下马矛手”。

由于军队主力为射手，无法抵挡从山口处汹涌而出的瑞士人，再加上前排部队的转移被误以为是溃退，勃艮第军队在瑞士长枪兵的威胁下迅速土崩瓦解。

此次会战中，瑞士人以坚定不移的方阵战术击溃了大胆查理麾下骑士、射手、步兵乃至火炮组成的混合部队，尤其是当瑞士军散兵线迅速溃败之后，步兵方阵的迅速和坚定远远超出了同时代步兵的应有水准。

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瑞士山民们的装备还并不足以与其彻底发迹时相媲美，少数前排步兵装备锁甲和轻型头盔，其他士兵的装备更加轻便或者说简陋，甚至不佩戴头盔。由于缺少防护，为了避免与全副武装骑士在近战过程中的劣势，自1422年阿尔贝多会战后，瑞士方阵才大规模减少瑞士戟的列装，改换长枪。

因此，如果单论瑞士方阵，并不是一个成体系的部队，缺乏骑兵，投射火力薄弱，但由于方阵本身对同时代步兵的碾压，再加上格朗松山口这一特殊战场地形，这才能打出逆袭勃艮第的战果。

不过，或许是出于夸大战果、威慑敌人的目的，格朗松会战并逐渐宣传为一场以少胜多的奇迹，勃艮第军队的参战人数和伤亡人数被虚增数倍数十倍，最终成为瑞士长枪兵不可战胜神话的故事基石。

也难怪英国军事家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在自己的著作《西洋世界战争史》的序中，不得不专门申明：“这种数字（战斗兵力和损失的数字）通常都是不可靠的，而且为了宣传的目的，更常常受到故意的歪曲。今天如此，三千年前也是如此。所以对于本书中的数字，有许多都是我不敢断言其为正确的”。

参考文献：

1、《战争艺术史》

2、《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一）》

3、《图解世界战争战法：装备、作战技能和战术 (中世纪 500年-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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