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沿用了董仲舒的性三分法，同样说：“然则性之上下者，其终不可移乎。”但董仲舒只言“中民之性”，而他却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己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己矣。

韩愈对性分为三品的看法与董仲舒没有什么不同，但他指出了区分这三性之标准，即在于性是否具有仁、礼、信、义、智这五德。不难看出这一评判标准是发展了孟子的“四端说”，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信”作为德性内容之扩充。在韩愈看来“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上品之性兼具五德，且以“仁”为主通于其他四德；中品之性则存在若有一德有所不足，而其余四德就会杂驳混乱之问题；而下品之性既不具备主一的“仁”性，更不符合其余四德之要求。可见韩愈将人性分品之主要标准是根据其所含有的五种德性的多少而划分。接着他又说:“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所谓不移也。

”在他看来上、下两品之性的本质是无法改变的，但上品的人性却能够通过不断地学习将善发扬光大，下品的人性则要通过刑罚加以克制住而减少罪行的产生。不难看出，韩愈言之性论出发点仍是为了维护保障王权，维护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权威。因此他的性论重点还是放在了中品之性上，也唯有中品之性能够加以修正、发展从而实现向善、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这样的性分三品才是全面、完善的，这在儒家人性论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性论上，李翱说：“人之于万物，一物也。其所以异于禽兽虫鱼者岂非道德之性乎哉?”李翱以道德区分了人与动物，与孟子之意不谋而合。但李翱所讲的“性善”与孟子的“性善”也有着一定的差别。孟子的性善论其实是在讲人性皆有“善端”，而并非直接就说人性为善。

孟子之人性论由心出发，以四心引出四德，由此得出人之本性其实只是一种为善的趋势，可以近似地认同为性是善，而那些不善之人，只是由于他自己的原因或是舍弃了或是未能很好的保持它们，造成了他们不善，但这绝不能说是其本性出了问题。

而韩愈、李翱之人性论都继承这种观点，皆说性之德性。此外孟子之性善，仅是单一围绕“性”展开论述，缺乏深入论述性善之理。他的性善论认为人生来就有善端以及向善的趋势，而有人“不善”之源在于其未能好好地扩充、发挥善端。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由此可见，在孟子的言论中，虽已涉及情欲与善性的对立，即“耳目之官”与“心之官”的对立，但他并未深入地从这种对立中论述性善的道理，也并未在“心性”上作深入地发掘，只是孤立地在现实层面上加以论述。

而李翱在论述其“性善”理论时引出了“情”，在“性”与“情”对立统一中论述“性善情恶”的道理，突出了善性的主体地位，使其性善说更具说服力，比传统儒学的“性善论”更为精致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