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晚期，逻辑与哲学有着特殊的关系：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而逻辑则是哲学的仆人。唯实论者托马斯主张理性服从信仰，这体现了其神学的本性，但在一定范围内为理性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而唯名论者奥康则认为，理性和信仰可以发生矛盾， 这无疑对教会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提出了严重质疑。由于重视了逻辑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理性的真理性，这就必然从内部动摇，瓦解经院哲学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

逻辑学（形式逻辑意义上的)由于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性质，与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逻辑学与哲学到底存在着什么关系,人们的认识并非十分明确，也并非完全一致。当然，如果这种认识上的不明确、不一致不会影响到逻辑和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倒也没什么。

但问题是，这种认识上的不明确、不一致已经造成并且将继续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最明显的不良影响是人们往往把本该属于哲学的内容或研究范围当作逻辑的内容或研究范围。譬如，至今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士把本该属于哲学内容的辩证逻辑、概念的本质等内容当作逻辑的内容，这对于逻辑的教学与研究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也不利于逻辑学的现代化。

当然，要真正搞清楚逻辑学与哲学的真实关系还得从二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答案。众所公认，在前亚里士多德时期，逻辑与哲学是融合在一起的。在这种原始的融合中，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分离。不过，逻辑从哲学中初步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还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

亚里士多德之后，从逍遥学派到罗马注释家，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后到中世纪以前这八百年间，哲学处于衰退期，怀疑主义、折衷主义、神秘主义诸派及早期基督教迭起，因而哲学上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当然前期仍存在著名的哲学家如伊壁鸠鲁等，他们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就总体而言，该时期哲学还是走向衰退。

虽然如此，这一时期在逻辑史上仍然是一个逻辑理论内容很丰富的阶段，比如，逍遥学派对亚氏逻辑的继承和发展，斯多葛学派假言命题的蕴涵关系的研究，模态算子的探索等等，都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过由于受到哲学认识的限制，该期逻辑的发展没能进到一个比较深入的程度，加之由于科学认识水平的以及时代发展状况的局限，有些深刻的逻辑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展开。

古罗马以后，西方社会开始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从此，逻辑开始在经院哲学的冗繁的羽翼下艰难地成长。托马斯·阿奎那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他认为哲学和神学都可以存在，理性和信仰也可以并存，但理性必须从属于信仰。哲学通过自然的理性之光，可以得到证明，但会发生错误。神学的确实性来源于上帝的光照，不会犯任何错误。

神圣的学说需要人类的理性来证明，实际上不是证明信仰的真理，而只是把这个学说中提出的其他问题分辨得更加清楚。理性有助于信仰，哲学不过是供神学驱使的奴仆而已。托马斯没有抛弃哲学和其他科学如逻辑学，相反，他比较重视哲学和其他科学的作用，因此他利用严密的逻辑建立起来的经院哲学和神学体系更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以至他的哲学和神学理论影响所及竟能近千年计数，直到今天在西方似乎仍能见到他思想的影子。

托马斯·阿奎那的逻辑和方法论具有典型的经院哲学的繁琐气息。一方面，他用精细入微的辨别方法制造出大量词汇术语。他作为一个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以这种逻辑方法上的求细精神服务于他的神学活动和哲学活动。另一方面，他这种精划细辨方法也发展了中世纪的语义学。很显然，托马斯神学思想拥有众多的崇拜者是与他建立了比较严密的哲学体系分不开的，而他的哲学理论的形成又与他精通亚氏逻辑并且在逻辑方面有些创新有关。

由此可以这样得出推论，一个哲学家，即便是唯心主义者，如果不懂逻辑，不具备起码的逻辑精神和理性精神，而要建构自己丰厚、严密、有说服力的哲学体系，那也是难以叫人想象的。总之，作为一个西方非常著名的神学家，一般看来这样的人是迷信透顶的人，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托马斯，却既重视信仰的知识又重视推理理性的知识，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至少，我们对于这样一种似乎令人不解、使人困惑的现象不应该再感到不解、困惑。

黑暗中世纪后不久，产生了一大批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政治革命家———关于这一点或许仍然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去进一步加以研究。从十四世纪到中世纪止，是中世纪逻辑发展的高峰时期。

逻辑家们除了对上一时期提出的许多新逻辑问题作进一步研究之外，还着重发展了关于推导的学说，对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有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某些数理逻辑思想萌芽，并对悖论问题进行了探索。在哲学上，与新兴自然科学联系的唯名论者，如邓斯·司各脱、威廉·奥康等，他们从经院哲学内部促使经院哲学衰落和瓦解。

雷蒙德·卢禄在哲学上是神秘主义者，但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认为可以用理性方法证明所有“信仰的秘密”，这就是用经院哲学使宗教“唯理化”。他的这一思想，很自然地使他在逻辑方面成为“改革者”、“革新者”。

卢禄认为，逻辑的作用是认识和区别真伪。他因发明了一种所谓的“思维机器”而使他在中世纪占有一定地位和名声。这种“思维机器”的功能，就是企图用概念组合和判断组合的办法从已给前提推出要得到的结论。总之，卢禄的使宗教“唯理化”的思想有助于经院哲学的衰退，而他在逻辑上的一些改革创新对后人建立现代逻辑也不无启发。

约翰·邓斯·司各脱试图割断哲学对神学的从属关系，为哲学开辟领地。他说，合理论证的神学是没有的，哲学的宗教体系是不可能的，哲学和宗教应该分开。司各脱在讨论一般与个别的问题时，继承和发展了早期唯名论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他强调客观上只有个别存在，类和种都不是单独的存在。但是，他把“一般”个别化，使其存在于个别之中，因此没有真正解决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司各脱认为逻辑是关于概念的科学，他的意思是想把逻辑和研究自然的自然科学、研究语言的语言科学相对比而言。他认为逻辑不仅限于研究概念，而是研究人们的思维理智，即整个思维。这虽然使逻辑的研究范围夸大了一些，但毕竟是向真理逼近了一步。不过，司各脱进一步认为，逻辑的主要对象是推理。他和中世纪后期多数逻辑学家那样，把研究推理及其有关的逻辑部分称作“新逻辑———他的此一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逻辑从哲学分离出来的又一重要一步。

奥康是激进的唯名论者，他对经院哲学作了深刻的批判，提出理性可以揭露某些宗教信条的矛盾，这一切与他的对逻辑学的探索和研究是一脉相承的。从奥康身上，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伟大的有战斗力的进步哲学家，他在逻辑上的修养必然是深厚的、有时甚至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并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的深度和逻辑的深度根本上说来是一致的，任何单向的发展都是不可思议、难以理解的。

托马斯利用逻辑为其宗教神学、经院哲学服务，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发展了逻辑。但是，由于其宗教迷信的反科学性，加之他又提出理性必须服从信仰，这样必然扼杀理性的力量。奥康反对托马斯把一般看作先于或独立于个别而存在的东西，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不懂一般通过个别而客观存在，所以，又陷入错误的迷思之中。但总的看来，他的这一思想在他那个特定时代是激进的并且是非常进步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托马斯先生终究也害怕逻辑，因为逻辑虽可以为其神学服务，但同时也可以揭露神学的谬论———后者也许是托氏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诚如俄国学者库德宁所说，“逻辑对于掩盖真理的人是一种障碍。”奥康对逻辑的探索和研究是较全面的、具有唯物辩证法性质，它对经院哲学的极强穿透力、打击力，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了。

经院哲学内部关于理性与信仰二重真理及其相互关系的论争也促进着逻辑和哲学的发展。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主要代表的唯实论者主张理性服从信仰，哲学和科学必须为宗教服务，这是其迷信、伪科学的一面，但是由于其承认理性真理的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给理性一个自由的活动空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哲学以及作为哲学论证工具的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以奥康为主要代表的唯名论者认为，在一定范围内，理性和信仰可以发生矛盾，这无疑是向某些宗教教义提出了挑战，对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提出了严正的质疑。

由于强调理性的真理性，在哲学上对宗教神学便提出了空前大胆的探索性的批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理性的权威，促进了正统经院哲学的瓦解。正因为使用这种间接的方式，唯名论者在哲学观点上形成了丰富、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并借助逻辑的锐利的就简去繁以及以前提正确、推理形式有效作为评价真伪的标准为根本特点的论证推理这柄有力巨斧，向繁琐的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投去了猛力的一劈。在斗争中，逻辑学逐渐趋于成熟；在严肃的理论论战中，中世纪逻辑与哲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