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激情澎湃、人们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时代，那么对很多亲历者而言，90年代的主题则是迷惘与阵痛。

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鲜感褪去，牢不可破的铁饭碗瞬间被打破，90年代那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下岗潮，让很多底层工者手足无措，为此还爆发过不少恶性的社会案件。

但大多数下岗工人，在失去“铁饭碗”并没有为自己发声。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是否找到了生活的出路？

虽然下岗潮是90年代的主题，但它的发端却可以追溯至80年代。1983年，国家劳动部出台了一则通知，内容是关于在国企内试行劳动合同制度，这是国企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一个重要尝试。

在合同制推广前的时代，分配进单位意味着终身包干，手里是最结实的“铁饭碗”。劳动合同制则完全不同，虽然两者都是正式职工，但合同在满足条件时可以单方解除，并且还有明确的工作年限。

不过当时只是“试行”，大部分工人尚未意识到，即将迎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80年代中期时，社会上还掀起过关于“劳动合同”的大讨论，质疑其会使国家主人沦为雇工。

事实证明，合同制比分配制更适合市场经济，进入90年代后，这种新型雇佣关系被进一步推广，工厂中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破三铁”运动，重工业发达的东北成为最早吃螃蟹的勇士。

东北的钢铁公司是最早进行合同改制的公司，厂区上下十几万工人，一夜之间从失去了固定工的身份。在东北企业的带头下，北京、广州等地的国企也纷纷行动，不落于后。

随着企业精简、技术革新，用人标准也随之改变，不再需要如此多的劳动力。除了顺利变身为正式合同工的，剩余部分直接被“优化”，也就是下岗。

这部分失去铁饭碗的工人，要么年纪大，要么技术跟不上，成为了时代进步的炮灰。这些被裁撤的工人大部分年过四十，上有老下有小，中年失业对他们的打击相当致命。

当时的“下岗”与现在意义上的解除合同还有所不同，离开工厂的职工与原单位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运气好的还能享受到部分福利和补贴。不过效益差的工厂就没有这个待遇，一次性买断后就再无瓜葛。

1998年是推行国企改革和减员的第一年，截止2000年，每年最多有900万工人痛失铁饭碗，绝大部分企业都完成了合同改制。到了2002年，改制企业裁减人数累计6000多万。

失去收入来源让很多工人怒不可遏，四处投诉发声，由此引发的社会案件也不少。从“以厂为家”到卷入市场四处求职，现实生活的压力很快将工人们的激愤耗尽，没人能与大时代为敌。短暂的反抗和质疑后，他们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经济学家说，这场影响深远的经济变革，对中国的来说是一场不得不做的大手术。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国家痛下决心放手一搏。

了解我国90年经济发展历程就能明白，合同制和下岗是难以避免的，这是各种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的爆发。

下岗潮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公司效益亏损，养不起这么多人。当时国企遭遇重重困境生死一线，除了经济大环境外，计划经济模式与时代脱节是重要原因。

一些国企在制定生产指标时，没有考虑市场需求，还是秉持越多越好的标准，盲目扩大生产，造成产能严重过剩。

比如1996年，全国的电视剧销量仅为2000万台，但投入市场的产品竟然多达3000万，大量产品滞销。产品卖不动，生产线被迫停工，许多在岗工人无事可干，企业亏损严重血本无归。

合同制推广以前，企业对职工终身负责，除了支付退休工资和各类福利外，国企还要为职工和家属修建配套的基础设施，如学校、影院、住房等。据统计，在国企管理费用中，40%都用在了这些社会事业上。一旦企业经营遇到困难，这笔非经营支出也会拖垮企业。

加上分配制度制约，国企不能随便开除工人，一些工人产生了懒惰心理，缺乏干劲和创新，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混日子，人员冗杂无形中又拉高了国企的经营和管理成本。

另一个原因更加现实，那就是国企的竞争力一落千丈。经过几十年发展，厂里很多设备严重落后，90年代的机床甚至赶不上国外70年代的水平。

改革开放后源源不断出现的外企和私企，成为国企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没有分配制度的制约和终身包干的社会责任，这些企业选人用人更加冷酷，也更加灵活。

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国企积重难返，连年亏损举步维艰。1995年亏损总量达到540.61亿，资产负债率超过了85%。很多银行都不敢再给国企贷款。

1997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成为下岗潮最重要的催化剂。这场金融风在极短的时间内，对中国等亚洲国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

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成为GDP的重要来源。第一次面对破坏性如此巨大的海啸，我们的制造业受到严重打击，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跌。

从1983年开始，国企的资金来源逐渐转向银行贷款。企业亏损严重，从银行得不到钱救急，国家又停止了财政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企不大量裁员，就只能被拖死。

与下岗潮同时进行的，就是国企的制度改革，逐渐走上了现代企业制的道路。中小企业纷纷转制，大型企业加快战略重组。改制、破产、下岗，成为工人们最不愿听到的几个词。

时至今日，围绕下岗改制的争论仍然不绝于耳。1999年春晚上的一个小品，将工人们夹杂着惊愕、愤怒与迷惘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表演者那句“我不下岗谁下岗”的经典对白，让很多人记忆犹新。

后来，有记者走访了一些东北下岗的职工。此时的他们，早已过了那个急切寻求答案的时期。对生活的期望也降得很低，全家老小饿不死就行。

按照政策，下岗后会得到一笔补偿款，但不少工人岗后很快就断炊断粮，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不同地区补偿政策不同，一些领导利用政策漏洞，本来要补偿6000，他们假传圣旨改成3000，吞掉的一半就进了自己口袋。

有些企业因为连年亏损，下岗前就已经拖欠了很多职工工资，按理说裁员时，工资和补偿款应当一次性结清，但现实情况却很糟糕。根据当时全国城镇人均消费推算，下岗职工补偿总额在6000亿左右，但国家一年的收入才7000多亿，一时间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一些双职工家庭，夫妻二人全部下岗，拿不到应得的补偿款，家里彻底失去经济来源。为了生活，他们晚上出去捡破烂，卖废纸，还要担心被厂里的熟人认出来。

很多下岗工人因为没有技术，很难在社会上找到合适的工作。据统计，80%左右的失业工人，被迫转行进入零售和服务业，与曾经毫无交集的农民工争夺岗位。

这些大量涌入求职市场的工人，原本凭借“铁饭碗”根本不屑于和农民工为伍，现在才发现，在没有门槛的劳动市场上，他们的竞争力远远不及进城务工的农民：吃苦耐劳、价钱还便宜。

为了活下去，再就业是这些人仅剩的选择。有的人实在找不到工作，便拉个小摊子卖菜卖肉，有积蓄的开个小馆子，成为了小商贩。有手艺的，凭借手艺做起维修工、水电工。

更有甚者，一些厂里的文艺骨干，像落毛的凤凰一样，只能靠点吹拉弹唱的技能组个乐队，红白喜事、商场开业的时候赚点出场费。

而国家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也没少操心，各种技能培训学校、再就业服务中心等，都在努力为工人自谋职业牵线搭桥。低保政策的推行，也让挣扎在赤贫线上的家庭看到了一线生机。

下岗潮造成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教育，为了改善生活摆脱困境，让下一代不再重蹈覆辙。很多家庭咬紧牙关拼命工作，只为了把孩子供出来。

为了让子女从激烈的拼杀中，赢得更多胜算，家长们不惜四处筹钱，毫不吝啬给孩子聘请家教、报读课外补习班。这笔开支，成为不少家庭又一个沉重的负担。

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从本世纪开始，参加高考的人数连连暴涨，2008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超过了1000万。高考人数越来越多，使得各大高校不断扩展。

回顾二十多年前的这场大变革，理性上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于经历过的人来说感受却很复杂。希望在历史车轮碾过时，被迫成为尘埃的人，能得到更多善待。